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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的灰色口号，意思是只要日寇不攻他的山西，他决不出兵参战，同时也不让中央军进入山西。他想以此保持他的封建割据，继续当山西土皇帝。
但他的东洋“老师”并不念旧情，而且领兵进占山西的正是魔鬼板垣。南口失守后，蒋介石要派３０万大军，协助晋绥军坚守山西。阎锡山一闻此讯立即复电谢绝。阎对其左右说：“蒋先生那样的队伍，给山西开来３０万，不用和日本人打仗，就把山西踏成土坪啦！与其那样，还不如当亡国奴省事些。”但天镇一失守，他也顾不得他的独立王国梦了，一切以解燃眉之急为要。
阎锡山向周恩来、朱德求援：“你们八路军是我唯一依靠的力量，请你们火速出兵，配合我夺回失地！”
周恩来答应：“八路军开到山西境内，当然是要抗击日本人，在有利的条件下，我们会以运动战的形式配合你们作战。”
朱德也说：“我们八路军开到前线，是不会退下来的日本也不是那么可怕的魔鬼。”
阎锡山似乎也受到鼓舞：“我晋绥军３０万，再加你们的几十万人马，怎么也能踏平小日本。”
朱德说：“八路军不采取国民党节节防御的办法。这样摆起来，要想处处防守，结果什么地方都防不住。我们专打敌人的侧后方。八路军８月渡河，９月参战，首先我们就决定把八路军用在敌人的侧后方。”
周恩来也讲到：“八路军比较擅长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请阎总司令给我们划分游击区域和驻兵地点。
２３日，阎锡山电告朱德：２２日夜间日军忽然奇袭平型关，发生激战，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
阎锡山哪里知道，这时，八路军第115师正向平型关附近秘密开进。不久，平型关战役打响了，八路军初战告捷，极大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
阎锡山没有想到，他对蒋介石把“山西踏成土坪的”恐惧，却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人民面前昭示了抗战的坚定信念……。
“阎锡山又成了中间势力”
1937年11月，日军进占太原以后，阎锡山率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后来连同他的大本营一起撤过黄河，到了秋林镇安营扎寨。
一开始，阎锡山对八路军还持较为积极的支持态度，随着八路军决死队抗战的节节胜利及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阎锡山深怕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超过了他的力量，威胁他对山西的统治。
1939年12月，正当各地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紧急关头，他也密锣紧鼓，制造了“晋西事变”，集中两个军又四个师的兵力，企图消灭我决死队。我军英勇反击，于翌年2月底，全部肃清了晋西北地区顽军，给了阎锡山以迎头痛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又主动建议谈判，他被迫同意了。
1940年春，党中央、毛泽东派肖劲光和王若飞一起去秋林镇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谈判。离开延安时，毛泽东交给肖劲光一封致阎锡山的亲笔信。并对肖劲光和王若飞说：“你俩去给阎锡山讲清楚，我们共产党是诚心实意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嘛，你们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摩擦，杀人掠地，让日本强盗高兴呢？抗战初期，阎锡山同我们合作得还可以嘛，为什么现在又跟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转，同我们过不去呢？我们也不是好惹的，请他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肖劲光、王若飞把毛主席交代的那些话，原原本本地对阎锡山说了，严肃地批评了他制造“晋西事变”的罪恶行径。经过谈判，阎锡山接受了我党主张，达成了不再进攻我八路军防地和陕甘宁边区的君子协定，同意双方继续派代表具体协商联合抗月和划分防区的细节问题。随后，双方代表经过多次谈判，确定在山西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南与晋西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活动区域。在这以后，阎锡山的反共活动收敛了不少，正如毛泽东所说，在第二、第三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又成了中间势力。
敢与蒋介石“跳舞”的阎锡山
阎锡山盘踞山西，独霸一方，蒋介石尽管是全国最高统治者，其势力却被排斥在山西之外，自然心不甘情不愿，因而时刻都想如何吃掉阎锡山的军队吞并山西。
红军长征到陕北后，蒋介石派自己得意门生、嫡亲将领汤恩伯等部进驻山西腹心地区，成立“剿匪总指挥部”，任命心腹大将陈诚为剿匪总指挥，乘机扩大国民党中央在山西的势力。正如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士兵说的：“嗨，我们不是来和红军战斗，我们来是为了赶走老阎。”不仅如此，蒋介石收买拉拢阎锡山的各级军官，挖阎锡山的墙脚，在晋南还策动“河东道独立”，大有取阎而代之之势。这自然使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激化。于是，发生了李生达被刺事件。
李生达山西人，是阎锡山一手提拔起来的晋系高级军官。但李并不满足山西这方天地，为了飞黄腾达，开始向蒋介石靠近，与蒋书信函电往来，互相馈送礼物。１９３４年蒋介石调晋军一师兵力到江西参加“第五次围剿”。阎锡山派当时任７２师师长的李生达带晋军前往。李率部到南昌后，蒋介石盛情款待晋军官兵，使晋军官兵都觉得比在山西好得多。李部开到江西后，军饷和其他一切费用，除阎锡山照例发一份外，国民党中央再拨一份，但要由山西转发。阎锡山却扣了国民党中央拨的款，最后还是李生达派人转请蒋介石批准，才每人每月发给３．５元，所以李部离心倾向十分严重。
蒋介石派兵到山西剿共，命令阎锡山在其晋军中挑选１５个团前往陕北剿匪，亲自任命李生达为晋军“剿匪”总指挥。晋军的１／４被带走，且又是精锐，阎锡山着实心疼，但又不能不执行。于是，他一面派李生达准备渡河，一面又派人收买李生达的卫士熊希月，在即将渡河的凌晨暗杀了李生达。然后阎锡山打电报给蒋介石，借口李生达被暗杀，军心不稳，请予缓期。蒋介石无奈，只好批准，从而暂时阻止晋军入陕。
阎锡山这时为了维持自己对山西的独占统治，保住他惨淡经营多年的财产，开始着手整理军备，训练干部，修建国防工事，准备对付日本人。这些需要大量开支，阎锡山迫切希望蒋介石能给予一定的经济援助，却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支持。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底，由于日本人频频向绥远发动进攻，阎锡山害怕蒋介石牺牲地方利益把绥远和山西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丢入日本人手中，因此，他和傅作义赴洛阳向蒋介石请示“守边御侮之计”，蒋介石断然拒绝。
在这种依靠蒋介石中央政府无望，而人民群众抗日情绪又高涨的情况下，他提出“守土抗战”的思想，决心自己率领晋绥军击退伪蒙军进攻，保持自己的“领土”安全。于是有了绥远抗战。绥远抗战开始后，双方连日激战，这可吓坏了蒋介石，他亲赴太原，要阎锡山、傅作义迅速停火，以免影响中央剿共政策。阎锡山对此非常不满，反而进一步支持绥远抗战，赢得“抗日英雄”的美誉。
蒋介石对阎锡山在山西搞的一套也颇为不满，派人牵线，把傅作义从阎锡山手下拉走了。蒋介石利用阎想依靠他的力量恢复在晋东南统治的企图，借反共之机把阎锡山的势力排挤出晋东南，阎锡山非常后悔自己引狼入室，发出悲叹：“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阎锡山据守晋西南，无心对日作战。但大敌当前，只要他不真的倒向日本人，共产党人就不会来进攻他，蒋介石也要笼络他。因为，如果把他逼向日本，对谁都不利。这期间，他与蒋介石勾心斗角；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又发动了“十二月事变”，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他鼓吹“守土抗战”，也与日本人眉来眼去，暗中勾结，向日本人要人、要枪、要物资，但就是不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在这桩不光彩的交易中，阎锡山达到了缓和矛盾、稳定局势、保存实力的目的。阎锡山确实是一位“平衡大师”，竟然在“三颗鸡蛋”上一直跳到了抗战胜利。
拥蒋反共吃“罚酒”
尽管阎锡山和蒋介石之间貌合神离，勾心斗角，可是在反共问题上，却谁也离不开谁。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一面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面以受降为名，调集大批军队向解放区发动进攻。
1945年8月中旬，阎锡山秉承蒋介石旨意，以其第19军军长史泽波率第19军、第61军一部和部分伪军共1。7万人入侵晋东南，占领了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襄垣、潞城以及被人民武装包围的长治、长子等县城，其军部率3个师驻守长治，其余部队和地方团队守备襄垣、长子、屯留、潞城和壶关等县，企图以此为依托扩占整个晋东南。
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遵照军委指示，针对史泽波所部孤军深入、守备分散的特点，决心以所属的太行、冀南、太岳军区部队及地方武装共3。1万余人，在解放区人民群众支援下，首先逐个夺取长治外围各城，吸引史泽波的主力从长治出援，力争在运动中予以歼灭，尔后收复长治。
9月10日，太行纵队首攻屯留，太岳、冀南纵队设伏打援。11日，长治守军出动6000人增援屯留，中途稍与打援部队接触，即畏惧被歼而退缩长治。12日，攻克屯留。13日，太岳纵队攻击长子县城时，以太行、冀南纵队打援。但长治守军不敢出援，打援意图无法实现。刘伯承、邓小平当即放弃打援计划，令各部迅速夺取外围各城。至19日，襄垣、长子、屯留、潞城、壶关为我攻克，共歼灭国民党军7000余人。9月20日，各纵队开始合围长治。刘伯承、邓小平决心由城的东、南、西三面同时攻城，虚留生路于北关，诱使史泽波部北窜而在野战中予以歼灭。24日，各部队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