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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蒋受过，背负骂名
1931年9月18日夜，一弯明月落进高粱地里，天色顿时昏暗下来，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数名部下向柳条湖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兵营，一边选择了距北大营约800米的一段铁路轨道。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旁，并点了火。这时，正值晚上10时20分左右，轰然一声爆炸，炸断的铁路和枕木四处飞散。在炸毁铁路的同时，河本一面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向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一面向北大营开枪射击，并传令一等兵今野去向川岛报告：“北大营的中国兵炸毁铁路，正在战斗。”这时在爆破地点以北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进攻北大营。
当时驻守北大营的是奉军王以哲第七旅。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因与旅长失去联系，直接向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报告。荣臻命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赵镇藩感到很难办，稍过片刻，又向荣臻报告，希望他改变指示。但荣臻仍坚持要赵执行命令不准抵抗。在这种不抵抗命令的驱使下，东北军连夜含泪撤出北大营。
原来，身在北平的张学良一接到荣臻关于日本进攻北大营的报告，立即召集东北军领导人开会，商讨对策。张学良的顾问顾维钧建议张学良立即给南京发电，要求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抗议，呼吁国联召集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张学良立即向南京请示。蒋介石回电：为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必须坚持不抵抗原则。因此，张学良指示荣臻：东北军遵循这一不抵抗的政策。
日军占领北大营后，又兵分三路进攻沈阳城。9月19日凌晨2时，沈阳城被日军占领，陷于一片混乱与恐怖之中。日军占据沈阳后，对东北边防司令公署、东北政务委员会、辽宁省政府、东北空军司令部、东北海军司令部和全国最大的东三省兵工厂等一切军政机构，都予以军事推毁。刚从德国购进尚未启封的四十架新式的容克飞机、八辆坦克和附属工厂的全套设备，以及全国设备第一流的东北无线电总台，都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产就损失十八亿元以上。
对此，张学良痛悔莫及，决心与日本关东军血拚到底。他一面请示南京政府处理办法，一面将关内的东北军编成两个军，沿大凌河西岸构筑阵地，准备在锦（锦州、锦西）宁（兴城）地区与敌决战。他曾对于学忠说，即或打垮，我也要和大家一道“钻山”打游击。但蒋介石电令张学良，“绝对不抵抗”、“一切听从国际联盟”。于是，大凌河防线被勒令拆除，所有东北军全部退到关内。气势汹汹的日本兵，对稍有不满或反抗行为的人，则任意枪杀，致使许多无辜百姓惨遭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奇耻大辱，全世界也为之瞠目结舌，惑然不解。事变之前，中国东北边防军虽然有相当一部分精锐部队随张学良入关，但东北地区仍有部队约15万之多，而日本关东军不足2万人，双方兵力相差如此悬殊，关东军却一路长驱直入势如破竹，竟能一夜占领奉天，接着4个月占领东三省，吞并了相当于日本本土3倍的中国领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东北沦陷，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人民纷纷要求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各报易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张学良身上，使他成了丢失东北的对罪魁祸首”，张学良因此背上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被迫下野，随后出洋。
与红军交手，屡战屡败
1934年1月，张学良被蒋介石从国外召回，令其指挥东北军参加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当时，东北军黄显声等高级将领反对蒋介石这一决定。但刚从国外回来的张学良却错误地认为：“日寇侵略野心很大，我们国家正处在危急存亡时刻。日寇为什么敢于大胆地侵略中国呢？就是因为中国不统一，要统一就必须大家都拥护国民政府，拥护蒋委员长。我在德国作了考察，他们就是由于全国有严密的组织，有大家拥护的领袖，所以才富强起来的。我们中国也要走这条路才能富强，才能抵抗日寇的侵略。”出于这一思想，他对“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无条件拥护。
1934年2月，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蒋介石的职务，驻节武昌。他从东北军中抽调了16个师又4个旅，共80余个团的兵力，“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可是，在长岭岗一战，所属第115师的5个营，被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歼灭，“围剿”的计划也被打破。
1935年9月，张学良又奉蒋介石之命，以十万兵力“围剿”只有七、八千人的陕甘红军。起初，他和东北军高级将领对进攻革命根据地还是很卖力的，指望通过“围剿”的胜利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从而扩充实力，以便有朝一日能打回老家去。但在历时三个月的战斗中，他的东北军丢掉了近3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7名团长或亡或被俘，特别是直罗镇一役东北军的109师被全歼。这在东北军几十年的历史上还未曾有过，使张学良在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屡战屡败，连张学良也意气消沉，甚为沮丧。与红军交手的作战部队都是军中精锐，装备好、士气高，可为什么连连败在武器装备落后的共军面前呢？张学良在作战会议上不禁抱头沉思┅┅。最后，张学良终于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当初，张学良拥护蒋介石，是认为只有蒋才能帮他收复东北，报父仇雪国耻。但残酷的现实告诉他，继续打内战，东北军及他本人的前途不堪设想。摆脱内战，实现抗日以收复东北是他必须作出的选择。张学良将军决心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只同张学良单线联系”
1935年11月28日，共产党向连连战败、甚为沮丧的东北军送来了新的《抗日救国宣言》。其中有毛泽东署名的文章。文章说：“共产党愿意与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部队、个人，共同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显然是写给东北军和张学良的。这篇声明对张学良和他的幕僚，以及全体东北军官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发表了《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意与东北军首先停战，共同抗日，并决定通过释放东北军团长高福源与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建立联系。
高福源何许人也？他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性格刚强豪放，—为人正直，深得张学良的喜欢，是其心腹之一。他在1935年10月25日红十五军团举行的榆林战役中被红军俘虏，被俘后，他参加了“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学习了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等文件，特别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到学习班上讲话，宣传一致对外、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东北军与红军和平相处，共同抗日，打回老家去，使他迅速觉醒。认识到内战没有出路，于是主动向共产党领导人介绍了张学良和东北军的情况，并自告奋勇，回去做少帅张学良的工作。中共中央同意了高福源的请求。
此时，王以哲正奉张学良之命，设法与红军沟通联系。他闻知高福源是被红军释放回来的，立即将其接到洛川。高福源一到洛川就向王以哲报告：“我是红军派回来见张副司令的，有重要事情报告。”王以哲立即向张学良发出密电：“前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有机密要事向副司令面陈。”
当张学良听说高福源被红军放回有重要情况报告时，立即于第二天驾机到了洛川。在少帅面前，高福源声泪俱下地讲了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诚意，请示少帅与共产党联合起来，一致抗日。其实，这正符合张学良的本意，于是，张学良向其提出中共中央应派正式代表到洛川共商抗日救国大事的请求。
对于张学良的态度，毛泽东十分重视，并和周恩来一起接见了高福源，表示将派李克农为正式代表同张学良将军会晤。
1936年的元月，正是西北高原最寒冷的季节。在这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张学良的东北军和共产党的红军，同样受到严寒的侵袭。“面对严寒，毛泽东、周恩来设法把红军的给养匀出一部分转给衣衫单薄的东北军士兵，张学良将军和东北军官兵十分感动。由此，东北军内的亲日分子日益不得人心，与红军合作、共同抗日的情绪日益高涨。不仅像王以哲这样的老将支持联合红军抗日，甚至连比较保守的何柱国、于学忠等将领也对联合红军持积极态度。军心所向，大势所趋，使张学良受到极大的鼓舞。
这时，张学良的秘书兼政治顾问苗剑秋劝他直接与中共毛泽东主席会晤。张学良听后虽有些动心，但一直犹豫不决。他深知蒋介石在西安布潜了大量特务密探，万一联共的秘密泄露出去，很可能会前功尽弃。
毛泽东对张学良的心理顾忌洞幽观微。为此，他指示有关人员，只同张学良进行单线联系，所有与其他地方军事领袖的联系都要通过少帅进行。这样做既安全可靠，又可以打消张学良的种种顾虑。
“我们不赞成张学良拉队伍与红军一起干”
1936年7月初的一天，在西安军官教导团驻地王曲太师洞，张学良突然用电话把中共中央驻东北军代表刘鼎请去，对他说：“我现在的日子很不好过。我想了好几天，只有把队伍拉出去，能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