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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宋哲元由宣化到张家口，冯玉祥到车站迎接，“含泪与之握手”。下午3时，冯玉祥主持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阵亡将士纪念塔、烈士词、烈士墓落成典礼，冯为塔书名——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纪念塔。14日凌晨4时半，在宋哲元等陪同下，冯玉祥乘火车离开张家口。
“谁要是投降，×他祖宗！”
“冯先生，何先生求见。”警卫前来报告。
“哪个何先生？”冯先生停下手中的笔。
“何应钦，何部长。”
是他？冯先生手中的毛笔猛地向下顿了一顿，脸色立刻阴沉了下来，眉心拧成了个疙瘩。
“告诉他，我不在！”
“可他，他，他已经进院了。”警卫看了看冯先生冰冷的面孔，迟迟疑疑地指了指门口。
看来，不见是不行了。冯先生气哼哼地掉转过身子，仰靠在椅子背上，不耐烦地冲传令兵挥了挥手，叫把何应钦请进来。
在蒋介石身边的那伙人里，何应钦是最让冯先生讨厌的一个。这小子是蒋的嫡系，专门会出坏主意，他和汪精卫一唱一和，千方百计地鼓动蒋介石向日本投降。为这，冯先生不知道和这位军政部长吵了多少次，骂得他简直抬不起头来。平常，他见了冯先生就躲，连招呼都不敢打。可今天怎么主动找上门来了呢？
院子里响起了皮鞋声，全副戎装的何应钦犹豫地迈着步，走了进来。
“冯先生，辛苦了。”进了门，把帽子交给护兵，何应钦恭恭敬敬地冲冯先生打了个招呼。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冯先生抬了抬眼皮，冷着脸问了一句。
“我，我来看看您。”何应钦赶忙欠了欠身子。
“真是笑话！”听着这话，冯先生差一点笑出声来。“来看看我？
你何应钦能有这个心？这不是当面扯谎吗？不用说，我也知道你是为什么来的。”冯先生轻轻摇了摇头，瞟了一眼何应钦那张阴阳怪气的面孔，故意地问：“我的广播讲话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听到了。”
“对我的讲话，军政部长有什么见教吗？”
冯先生连着问的这两句话，把何应钦心里的火给引起来了。
“要不是你的什么广播讲话，我怎么会登你的门！”他愤愤地瞪了冯先生一眼，脸气得煞白，半天没说出话来。本来，为了不让冯某人在政府里老喊什么抗日，蛊惑人心，已经安排他到湖南、贵州和四、川去检阅三省驻军。没想到，听到武汉失守的消息，他竟然从检阅途中驱车返回长沙，在何健家里堵着蒋介石，大讲了一通抗日到底的怪论，还给蒋介石讲了一段《三国演义》上的故事，让他学东吴孙权砍桌子角的道道儿，言投降者万斩无赦。说什么你没有宝剑，我给你一把大刀，你把桌子砍掉一角，告诉大家，今后谁敢言和，和这桌子一样。这还不算，昨天晚上，他又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宣称“政府决心继续抗战到底，决不妥协。”还说“主和的先生们注意，小心砍你们的脑袋！”你们是谁？不就有我何应钦一个吗？何应钦又气又恼，一夜没睡好觉，今天就赶着到了冯先生下榻的长沙银行分会。
“冯先生，您听我说，不行呵……”何应钦定了定心，哭丧着脸开了腔。
“冯先生，我们应该……”见冯先生没什么反应，何应钦指手划脚地越讲越来劲儿，一条一条地反驳他的广播讲话，话也说得利索多了。冯先生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面对着这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的军政部长，又是可气，又是可笑。可气的是，他竟然顽固到底，死抱着他那和谈、投降的腔调不放。可笑的是，他竟然跑到自己面前来唱投降曲儿，这不是存心找不自在吗？
“冯先生，我们的仓库快要空了，粮秣弹药最多还能支持三个月，不如现在和平了！再打下去，到了无法支持的时候，再和人家和平，条件就不如现在了。”
何应钦越说越兴奋，脑门上渗出了汗珠儿。他偷偷看了不动声色的冯先生一眼，心里暗暗高兴，满以为这一回能说通了。
“冯先生，您看……”
何应钦眼巴巴地望着冯先生，期待着冯先生的回答。
一直沉默不语的冯先生，猛然抬起了头，眼睛里闪出了愤怒的光芒，大声说：“谁要是投降，×他祖宗！”
何应钦总算得到了“可心”的回答！
“劳而不苦，苦中有乐”
冯玉祥治军时注重严格训练，造就将才，加强纪律，教官兵救国爱民，厉行俭朴，与士兵共甘苦，赏罚严明。
早在练军时，有几件亲身经历的事情使冯玉祥深深感到培养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的重要性。
有一次，冯玉祥所在部队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保定城南外的处天主教堂。队伍离教堂还有两里，教堂里冲着他们放了两枪，结果几百号人马炸窝似地溃散了，一退就是二十里。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有十几个士兵用刀将一个华贵少妇的手臂砍下来，抢走了两副赤金手镯。为了这金手镯，士兵们互相争夺残杀，加上后来各处奉命盘查，枪决嫌疑犯，前后有千余人丧命。军人没有纪律约束便会成为虎狼之辈，“治军须严”的思想牢牢扎在冯玉祥脑中。
冯玉祥的练兵和治军是从兵员质量抓起的。他曾经多次亲自下去招募士兵，曾福林、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冯治安、孙连仲、吉鸿昌这些曾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都是冯玉祥亲自招募来的。他的招兵取录标准是：农工良民，身无暗疾，年龄十八岁至二十五岁，身高四尺八至五尺；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者，体高不足者都不要。另外决不要“二流子”、“营混子”。为了保证兵员质量，冯玉祥还有一个有效的办法：他派下级军官口家乡招募亲戚、乡亲、朋友及其子弟入伍，一旦招来，即编人这些军官所辖部队。由于招收兵员的质量直接影响部队的训练成绩和战斗力，并影响这些军官的职位升迁，所以他们在征募时都很认真严格，不敢马马虎虎，应付差事。
冯玉祥练兵很讲方法。比如在恶劣气候下修筑工事是很苦的事，但冯玉祥却能把它组织成特别训练，使官兵“劳而不苦，苦中有乐”。严冬三九季节，地上结着很厚的冰，冻土层达三四尺，象铁块一样坚硬，冯玉祥命令各营团官兵半夜集合出发，拉到野外在凛冽的寒风中分单位进行挖沟筑垒比赛。天亮后进行评比检查，对工事修筑质量高、速度快的连营团给予奖励。由于训练是竞赛性的，所以大家情绪高昂，都非常兴奋，很苦的事也就不觉得苦了。冯玉祥认为这种训练意义很大：第一，可以使部队养成耐寒冷困苦的习惯和不怕艰辛险阻的精神；第二，可以打破个人主义的优胜观念，激励并加强团体活动的精神和纪律。而在训练比赛中获得修筑战场工事的实际知识和经验只是收获的一个方面。
与士兵同甘共寝
冯玉祥认为：“治军最要紧的是要得兵心”，“与士卒共甘苦，是治军最重要的一个信条。”他在袁世凯的新军任副国时，他的正目是个为人尖刻的家伙，经常虐待士兵。有一次两个兵得了伤寒病，正目不但不抚慰，反倒恶声恶气地乱骂。冯玉祥一气之下，将其按倒在地，狠揍了几十拳。此后两个月，冯玉祥亲自给两个士兵端屎端屎，照应料理到他们病愈为止。
冯玉祥对下级士兵都很熟，不但能叫他们的大名，而且记得很多人的小名。在军中，冯玉祥经常与士兵们生活在一起，倾听下级官兵的声音；有时，他会悄悄在晚上混入兵营宿舍，与士兵挤在一起睡，亲身感受士兵冷暖。因此士兵感到他平易亲切。在担任陆军检阅使时，他曾亲自给一个得败血病的士兵献过血。他手下的残疾、阵亡官兵和军人眷属也受着多方优待。为了搞好官兵关系，冯玉祥特意在军中立了“八不扩戒条：官长生气时，不许打士兵；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对新兵不许打；初次犯过者不许打；有病者不许打；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饱饭后及饥饿时不许打；哀愁落泪时不许打。
他还规定了“连排长有为自己的士兵代写家书的义务”。另外，为了杜绝上司敛财、下级行贿和低层官兵忍痛送礼、出份子的风气，保护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经济利益，冯玉祥特地规定：只准上级请下级吃饭，不准下级请上级吃饭；只准上级给下级送礼，不准下级给上级送礼。冯玉祥关心士兵，不准官长侵犯士兵利益，是从军队的特他来考虑的。他说：“打仗是拼性命的事，官兵之间共生死，同患难的精神，必须修养于平时。在阶级上固然有官长士兵种种高下之分，但祸福利害却必须绝对一致。士兵的痛苦便是官长的痛苦，士兵的福利便是官长的福利，官长士兵应该觉得彼此的关系如同家人父子，息息相关，浑然一体。”
“只求为民，只求为国”
“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要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奋斗不懈，守诚守拙。此志不移，誓死抗倭。尽心尽力，我写我说。咬紧牙关，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点不错。”这首诗是1940年5月30日，冯玉祥所作，题目就是《我》。
在搞好与老百姓的关系上，冯玉祥同样是从军队的特性来考虑的。他说：“我觉得带军队没有比爱老百姓更重要的事了。”冯玉祥对部队约束很紧，让士兵左臂都佩戴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白布蓝字袖章，要求官兵把老百姓看成自己的父母兄弟乡邻亲戚。他还亲自编了《爱百姓歌》，要部队广泛传唱。对于害民、扰民的官兵，他的处罚相当严厉，1921年冯军人陕作战，有个叫杨治清的连长跳墙诱奸民女被老百姓告发，查明情况后，他召集全体官兵训话，并当场枪毙了这个连长。后来，冯军中又发生过一个连长强迫老百姓换马，和一个士兵吃老百姓西瓜不给钱的事，结果这连长和士兵均被枪决。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