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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没料到毛泽东对他做的这些有利于和平的事知道如此清楚，心里更增添了对毛泽东的敬重，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从1945年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与毛会面之后，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后多接触一次，印象就更加深一层。这些地方，都充分说明了他的细心和诚挚，给我以不可磨灭的印象。”
张治中三到延安留佳话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意义重大。不过，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对和谈缺乏诚意，坚持专制和独裁的方针，故军队问题与解放区政权问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1945年12月2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派特使三军总参谋长马歇尔来中国，继续调解国共两党纠纷，以便尽快成立一个亲美的打着“民主”旗号的蒋介石政府。
根据政协会议有关军事问题协议的精神，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方派代表组成最高军事三人小组，研究军队整编统编问题。国民党代表是张治中，共产党代表是周恩来，美方代表是马歇尔。整军谈判，谈了近半个月，国共双方意见距离很远，分歧甚大，但由于当时国内外存在的主客观因素，特别是由于中共方面顾全大局，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作出一定的让步，这才使拉锯似的谈判得以结束。1946年2月25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方案》最后规定：“双方同时谅解并同意：在最初之过渡期内，政府及中共均应负责维持其军队之良好秩序与补给，并保证各项军队对于军事调处执行部所发颁之命令，立即绝对送行。”签字仪式在重庆上清寺“尧庐”的小会议室举行。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先后在上面签字。
为了贯彻停止国共双方冲突、恢复交通和整军方案的执行，除了由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办理派出许多三人小组分赴各地执行外，这时还由周恩来、马歇尔和张治中三人坐专机到各地做了一次检查。
1946年3月4日，三人军事小组飞到延安。这是在短短的半年里，张治中第三次到延安，这恐怕也是国民党高级官员中仅有的一个。当时，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都到机场迎接。当晚，中共中央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晚会上，演出了陕北秧歌剧《兄妹开荒》和《黄河大合唱》。三月的延安，天气寒冷，观剧的领导人与来宾都穿上了厚厚的大衣棉衣，马歇尔斜躺在靠椅上，腿上还盖上一条毯子。晚会开始前，三方面都作了简短的讲话。张治中主要强调了军队整编方案的重要性，表示希望能百分之百作做到，团结合作，为共同的建设和平、民主、统一、团结的中国而努力奋斗。最后，他还幽默地说：“我这次到延安来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和赫尔利一起来迎接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去谈判，第二次是签订了《双十协定》后护送毛泽东主席回到延安来，这次为了军队整编方案的落实又到延安来了。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啁。”张治中的这番肺腑之言引起了全场热烈的鼓掌与欢笑。
张治中讲完话后走下讲台，他在北伐时的老朋友林伯渠迎着说：“你的话讲得很好，我们可以写历史了，就是说我们是成功的，不是失败的。”张治中回到座位上，毛泽东又笑着对他说：“你将来也许要回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张治中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你们就会搬到南京去了，你也要住到南京去了，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毛泽东说：“是的，我们将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很热，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才到南京去。”和毛泽东的对话充分表现了张治中的乐观处事的态度，也表明他和中共领导人的关系是何等融洽。对此，他也感触甚深。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三到延安’的故事，就我自己的感受说，仿佛是一个在长夜漫漫中渴望黎明终于渴望到了的故事；是一个人在茫茫大沙漠中寻找绿洲而终于寻找到了的故事。内心的欢悦和兴奋实在难以形容。
“理明牵挂少，心闲岁月宽”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率领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赴北平，与中共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
这是张治中最后一次参加国共和谈。当时，国民党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已经失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宣布“引退”；李宗仁代总统表示同意以中共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和谈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并展开了一系列的紧张活动，和谈空气显得浓厚。但是，国民党的顽固派也在大造舆论，提出“立即停火”、“划江而治”、“平等的和平”等论调。开始，他看到这种“大局情形，深感无以为力”。
这年1月底，张治中看到和谈一时不得开始，便回到兰州，打算“退保西北”。他说：“全局无望，不如退保西北。”2月7日，他在甘肃省党部纪念周上，以《三年来和运的回顾与展望》为题，发表长篇讲演，把自己的一贯主张和盘托出，阐述了主和的三大原因，暗示西北将来也非和不可。并决心安定下来，多做些准备工作。但是，李宗仁的电话电报不断来催，一些朋友也以大义相劝；“不管和谈成与不成，你既然一贯的主和，现在双方都愿意谈和，你是不能规避负责任的”。经过郑重的考虑，接受了李宗仁的邀请，于22日回到南京。
在南京，张治中常常听到李宗仁的左右发牢骚，说蒋表面上是下了野，事实上还在溪口指挥一切。李宗仁发表的和谈七项措施，特别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根本做不到。便动了劝蒋出国的念头。他和李宗仁、张群、吴忠信商量后，于3月3日，与吴忠信一起到了溪口。蒋和他们寒喧后，劈头第一句就说：“你们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的，昨天报纸已经登出来了！”跟着很气愤地说：“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那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几句话就把他们的嘴封起来了。以后，就和谈限度及代表、内阁改组、外交政策等六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交谈。
张治中在溪口盘桓了8天才回南京。他立即和顾祝同、白崇禧带了蒋的信到杭州，劝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组阁。在这之前，已确定和平商谈代表团名单，并由何应钦主持，对如何进行商谈问题，已作过四次研究。组阁后，把四次会议研究的“原则性限度”写成了一个“腹案”，作为到北平商谈的依据。29日，张治中来到溪口，向蒋报告了和谈的研究情况，并将“腹案”给蒋看。蒋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
在飞往北平的前夕，张治中的老朋友、上海《新闻报》领导人俞树立来见。
俞问：“你看和的可能性如何？”
张答：“您知道，我是一生主和的人，对国内和平存在痴心梦想；但是当前形势太险恶了，我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俞问：“您对中共的估计怎样？”
张答：“形势太险恶了，我们很少回旋的余地。中共的态度从八条基础条件就可以窥见一斑的。我们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张治中一行二十余人抵达北平后，被招待住在六国饭店。当天，双方就展开了频繁的活动。经过12天的个别谈话，双方交换了对各项问题的意见。13日，中共方面根据交谈情况，写出一份《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南京代表团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其中大部分被接受了。于是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两次正式全体会议。中共方面希望在20日以前签字，否则即大举过江。张治中召集代表团全体会议，决定推派黄绍竑、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飞返南京请示。对此，南京方面悍然拒绝。
和谈破裂后，张治中决定24日回南京。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一再挽留，对张治中说，渡江已经完成，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还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后来，毛泽东主席又亲临慰问，张治中内心的矛盾才渐次定解。不久，国民党方面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并发出通缉令。张治中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于6月26日发表了一篇《对时局的声明》，毅然投向人民。
这一年，张治中正好六十大寿。他缅怀过去，展望未来，写下了《六十岁总结》。文后说：“我很惭愧，六十年来的奔波劳碌，只有过错，毫无贡献。今以忧患余生，荣幸地看到中国人民从此脱离黑暗，趋向光明，奠定了子孙万代得享和平、自由、幸福生活的基础，这真是我最大的安慰和愉快了。”他于喜悦之下，自撰对联一幅：“理明牵挂少，心闲岁月宽”。
毛泽东派人给张治中家送大白菜
从三到延安起，张治中与毛泽东已有过多次接触。每一次接触，相互加深了解。随着岁月的流逝，张治中与毛泽东的交往与友情，可谓达到了顶峰。张治中认为，通过多次交往，他和毛泽东已成为交情甚笃的朋友。毛泽东很欣赏张治中的待人处事；张治中则钦佩毛泽东的宽宏大度，平易近人。每每回想起与毛泽东接触、交往的场景，张治中心中就自然地萌发出一种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毛泽东胸怀豁达，和蔼可亲的领袖风范，着实使张治中感动不已。记得1952年的夏天，张治中刚从西安到北京，他正想去看望毛泽东，顺便去汇报在西北的工作情况。而毛泽东却闻讯先到了他家，垂问殷勤，一谈就两个多小时。毛泽东待人诚恳，对张治中关怀备至，这使张治中深受感动。他清楚地记得，毛泽东为了照顾他的生活，总是把各地送来的食品，派人分送给他一份。最有趣的一次是山东胶县一农业合作社送给毛泽东几棵大白菜，毛泽东特别分送给他一棵。张治中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