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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
11月21日，红格尔图大捷之后，毛泽东与朱德联名致电傅作义，祝贺绥远守军抗日胜利：“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红军抗日援绥，颇具决心。吾人深信，吾人现所努力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
12月1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发表援绥通电，要求南京政府“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决不能坐视傅作义等抗战而不救。
傅作义的军事才能，原本是体现在“善守”上。
直奉战争，担任阎锡山的晋军第8团团长的傅作义，在平绥铁路上的天镇奉命阻击冯玉祥的国民军，宋哲元率精兵攻城3个月，都未能将天镇攻克。
北伐战争时，傅作义深入张作霖的奉军腹地，夺占涿州，威胁北京。但晋军其他各路部队纷纷失利，撤离京汉、京绥铁路线，涿州成为孤悬于奉军包围中的唯一据点。
傅作义以不足万人的无援之师，击退占绝对优势的奉军对涿州城9次总攻，死守涿州达百日，直至弹尽粮绝，兵民交困的绝境。后来还是阎锡山鉴于死守涿州已无意义，在各界劝和声中，授意傅作义与奉军停战议和。涿州之战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城市攻防战中的著名一役，傅作义善守的军事才干普遍得到军界公认。
此次百灵庙大街，傅作义“能攻”，尤其是擅长长途奔袭作战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举世公认。
“如共产党能胜利，我傅某甘愿执鞭！”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傅作义数得上是与中国共产党结缘最早，交往最深的一个。
1937年底，傅作义任第2战区北路军总司令，移防晋西北柳林镇，与陕北八路军120师贺龙部隔河相望，双方信使往来不断。傅作义赞成共产党的全民抗战的主张，赞赏许多共产党员的品格和才华，对周恩来十分信服，多认拜会过毛泽东主席，并同王若飞、南汉宸等结为知友。
后来傅作义移驻河曲，还邀请八路军程子华、南汉宸及牺盟会的续范亭等举行会谈和聚餐，交流整军抗战的经验。毛泽东主席赠送他政治书籍和论述抗战的著作。通过120师政委关向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帮助，延安陕北公学和抗大向35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学员。
傅作义仿照八路军的建军经验，建立了政治工作委员会，自兼主任。军队各级相应设立政治工作机构，还参照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了《十项纪律》，受到老百姓的称赞，却遭到阎锡山的讥讽，说傅作义“把部队带赤化了，35军已成为七路半了”，言外之意与八路军仅相差半路。
1940年春，五原大捷，傅作义趁日军主力东撤，血战两昼夜，收复五原。击毙日军水川一夫中将，血战中，傅部也遭到重大牺牲，有的连剩下不到10人，营、连、排长伤亡过半。创国民党战区收复失地之先例。4月17日，国民政府继蒋介石之后，将第二枚最高荣誉奖章“青天白日勋章”授予傅。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转战18000余里，进行大小战役、战斗290多次，屡立战功，成为国民党的抗日名将。
抗战结束后，傅作义曾向国民党政府4次提出辞去军职，解甲归田，但都未能如愿。
解放战争开始后，傅作义奉国民党为正统，与共产党交恶。
傅作义曾放出狂话：“如共产党能胜利，我傅某甘愿执鞭！”
史料载，毛泽东在指示平津前线指挥员与傅作义进行谈判的文电中，数次提到“傅氏反共很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傅氏反共甚久，杀人甚多，华北人民对傅极为不满，除非他能和平让出平津，则我们我无法说服人民赦免他的战犯罪。”
傅作义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招致了毛泽东如此强烈的不满呢？
解放军的战史很少提及此事，一来傅作义最后终于站到共产党一边，二来与傅作义交战的华北解放军曾被傅作义战败，都不愿意提及此事，修史者也为尊者讳、为贤者隐的缘故。
“不报此仇，誓不为人”（1）
毛泽东读了傅作义的信说：“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1946年7月31日，解放军晋察冀、晋绥军区发起进攻大同的战役。
大同不仅是著名煤都，而且是平绥、同蒲铁路的连接点，是连结晋冀的交通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大同被阎锡山控制，就成了楔入晋绥和晋察冀两根据地中间的楔子，而拿下大同，就可以使两根据地连为一体。
毛泽东批准了大同战役的作战方案，以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为总指挥，以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罗瑞卿任政委，组成大同前线指挥部，集中两战区全部主力，共50个团十几万人。一时间，大同前线猛将如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主持全面工作，大同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晋绥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副司令员兼晋察冀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罗瑞卿，晋察冀另外三个纵队的司令员杨得志、郭天民、陈正湘，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哲等纷纷登场亮相。
大同虽城垣坚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国民党守军只有1。9万余人，且建制混乱，成分复杂，分属7、8个单位。虽说由比较善战的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指挥，解放军绝对优势的兵力是有把握攻下大同的。
战役开始倒还顺利。经过30多天激烈的外围争夺战，消灭国民党军2000余人，逼近大同城下。守将楚溪春连连向阎锡山告急，请求增援。蒋介石此时唯一能机动兵力就是在归绥的傅作义部。
但大同并不在傅作义管辖范围之内。蒋介石为了使傅作义出兵增援大同，把大同划归傅作义管辖。这对于傅作义说来，有相当大的诱惑力。
于是，傅作义召集团以上的全部军官到归绥（呼和浩特），闭门开了7天军事会议，严密部署策划。为了作战计划外泄，所有与会的军官不准出营半步，而且规定部队联络不使用国民党军共用密码，以防被解放军截获破译。
傅作义的作战计划，简单地说，不是去救大同，而是转攻集宁。因为他判断，解放军一定在通往大同的路上伏有重兵，自己的兵力弱于解放军，如直接去救大同无异于羊入虎口。而攻下集宁，向东南可出兵丰镇、隆盛庄，从后方迂回包抄进攻大同的解放军；向东可出兵尚义、张北，直接威胁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张家口。
所以，攻击集宁为攻解放军所必救，收到围魏救赵的效果。
这一点与毛泽东对集宁重要性的看法不谋而和。9月5日，贺龙、聂荣臻制定坚决守卫集宁的计划，报军委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回电：“部署很好，望按实情处理。命令集宁守军死守，任何情况下不得放弃，否则执行战场纪律！”
傅作义欲攻集宁，必先出卓资。解放军原已料到，张宗逊派独立第一旅旅长王尚荣坚守卓资，抗击傅作义部3。2万人的攻击，时限为3天。王尚荣深感责任重大，战前做了战斗动员，落实了防御部署。
9月5日拂晓前，傅作义集中了3个师的兵力，在一个炮团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向卓资山阵地猛攻。战到中午12时许，独立第一旅西山顶阵地失守，王尚荣不得不在傅作义合围之前主动向东南方向撤走，以免被包围消灭，据1955年授中将衔，后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王尚荣后来回忆说：这是自己一生中打的最不顺手的一仗，原定守3天，实际只守了8个小时，远远未能完成预定防守计划，自己又伤亡500余人。
傅作义拿下了卓资，全军从隘口一涌而出，而张宗逊派去增援的两个旅还在路上，卓资已失守。
9月7日，傅作义的主力部队经平绥铁路以北的火石坝秘密东进，于次日到达集宁西北地区隐蔽集结。华北解放军由于侦察不力，到8日晚才得知傅作义东进的消息，判明傅军要打集宁的的作战意图。
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紧急调集主力部队回援集宁，两天之内，共集中8个多旅，4万多人，对集宁城下的傅作义部形成绝对优势。加上姚哲、乌兰夫指挥的解放军集宁守军共3个团加一个营兵力配合，准备内外夹击，全歼傅部先头部队董其武中路1。3万余人。
集宁城壕既深且宽，城墙上配置交叉火力网点。城外的制高点老虎山、卧龙山也为解放军控制，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9月10日早晨，董其武在空军配合下，向集宁解放军发动进攻，逼近城垣。守军拼死抵抗。因为阵地缺乏纵深，战至下午，所有集宁外围阵地全部失守。当日夜，解放军余部全部退进集宁城内死守。
为解集宁之围，城外解放军主力从11日起，从三面对城下的董其武部形成反包围，猛烈发起进攻。董其武的3个主力师前有坚城，攻之不动，后有解放军包围，逃之不掉，陷入绝境。董其武被迫固守集宁西北的狭小地区。战至11日晚六时，集宁外围解放军全部主力向董其武发起总攻，至12日晨已歼敌共5千余人，董其武部岌岌可危。
傅作义见情况危急，一面令董其武务必尽快拿下集宁，以便有落脚点；一面电令刘春方骑4师，火速从西南方向包抄集宁，同左翼101师呼应；电令孙兰峰骑兵师向集宁东迂回攻击，策应董其武攻打集宁；电令郭景云101师向解放军包围部队发起猛攻，以解董其武之围。
就这样，在战场上形成了傅作义3个主力师进攻解放军守集宁的3个团，解放军主力8个旅包围傅作义的3个主力师，傅作义的101师和骑四师又从后进攻解放军包围部队的奇特景观。
太阳又一次从东方升起。12日这一天，集宁外围的战场出现了相对的平静。前一天双方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