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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车，他看到了我，马上说，“我关注你在伊拉克的报道”，而我马上响应说，“我关注你的记者会”。
他和晨练的市民聊天。几乎每个在场的市民都说：“我们认识你，看了你昨天的记者会。”而他也非常关心民众对于他的这场记者招待会的反响。听他和民众聊天，才发现，原来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言谈中常会冒出很多北京土话，有的时候我根本听不懂。我们抓紧时间采访他，他说自己刚刚来到北京，选择天坛，是希望看看北京的市民是不是真的因为非典而不敢出门了。
这个上午，王岐山的行程非常紧凑，从居民区到大学，两个小时走了五个地方。虽然有的市民投诉的问题当场获得了解决，或者是至少明确有人来负责，但是我更加关心的是，难道所有的这些具体问题都需要由市长亲自来解决吗？对于我的疑问，他说，其实他并不希望这样，因为作为一个市长，应该负责处理更加大的事情，制订全盘的政策，但是如果制订的政策不能够在下面落实的话，再好的计划和方案都是没有用的。因此他要亲自到基层，到市民当中去，就是为了看看，上面制订的计划和方案下面有没有真正做到。他说，他并不希望太多直接干预下面的工作，并不希望批示太多具体的事情，因为他自己也是从基层做起，深深地体会到，领导批示一件事情非常容易，大笔一挥，希望立即解决，但是对于下面的人来说，这个批示就像一把刀，很多时候可能会干扰了下面的工作。如果下面不能够全面落实工作的话，市民要求市长处理的具体事情会越来越多，而这也就是他召集全北京城八区的区长来开会的原因。可以看到，虽然他平时显得非常随便，但是在说到原则性问题的时候，他的神情非常严肃，甚至是严厉。他的会非常短，他说他不希望开太多的会，但是他也明白，不开会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希望把会开得越短越好。
和王岐山工作，一些工作人员表示，刚开始的时候有点不适应，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经常会突然改变行程。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原本他的行程里面并没有清华大学，但是他在参观了大运村之后，突然决定马上到清华大学去。他说，因为在大运村看到的学生太少，觉得不过瘾，所以要到大学去看看。其实选择清华大学，对于他来说还有一个心结，原来他的老父亲就是清华大学第五届的毕业生。虽然老人家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同样进入清华大学，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他的清华梦当时没有实现。不过事情总是会有转机，几年前，他成为了清华大学经济学院的客座教授。他说，当他告诉他的老父亲的时候，老人家高兴的程度比听到他当了什么官都要大多了。而前些天跟着王岐山到北京的发烧门诊去走一走，他身边的人都非常紧张，虽然事先工作人员和他说好，不能够到距离隔离区比较近的地方去，但是等他到了医院，和医护人员握手之后，他径直就往隔离区门口走，因为在那里站了很多的医护工作人员，结果是被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使劲地拽了回来。
王岐山是一个说话非常有鼓动性的人，听他讲话的人常常会被他感染，我想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真实，他经常用直率的方式把一些事实讲出来。比如他来到医院，马上就和那些在门口等候他的医护工作人员说，其实他的心里非常矛盾——虽然他很想亲自来看看，但是又知道他的到来会让很多的工作人员在门口站很久来欢迎他。而正因为他的直率，也容易和别人沟通。那天他和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的代表会面，谈了一个多小时，结果是让曾经对于北京挑剔的世卫人员，非常满意地离开了市政府大楼。事后我和一些西方的外交官聊。他们说，世卫的代表认为，他们进行的是一次坦诚的对话，王岐山知道目前面临的问题，也知道北京的公共卫生系统里面存在很多问题，他没有隐瞒任何东西。
王岐山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他没有因为眼前的一些进展而沾沾自喜，而总是能够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很多时候是坏的一面，有很强的危机感。正是因为这样，他总是在想，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比如他不断地说，虽然感染数字在下降，但是当民众的生活开始正常，大批民工开始返回北京的时候，政府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可以控制局面。
王岐山是一个很懂媒体的人。他对于媒体的友善态度，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之前的工作经历让他和媒体，特别是香港的媒体有着频繁的接触。除了他自己主动配合媒体的采访，他也不停地向自己的同事和手下灌输这样的一个道理：传媒可以让大家知道政府到底在做些什么。我想他深明如何利用媒体。其实这样的关系往往可以创造双赢的局面，对于媒体来说，可以更加全面和权威地报道政府的行踪，而对于领导人物来说，可以通过媒体创造出一个透明开放的形象，缩短和民众的距离。这样的道理，很多人没有想到，或者说并不相信。但是王岐山，他不单单是这样想，而且也这样做。
王岐山很像一个明星，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大家从电视上看到他的时候，一定会被他的讲话所吸引，这样的特质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具备的，所以我们都觉得，他非常受媒体欢迎。他所到之处，经常有人要求和他合影，而他总是来者不拒。有几次采访他，每次别人要求和他合影的时候，如果我在场，他总是要向别人推介我，让大家和我来个合影。然后当大家和我合影的时候，他就非常得意，因为他终于能够成功地把我从他身边支开。我还记得那次在大运村，一群女大学生围住了他要求拍照，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不过站在那里准备拍照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是人群里惟一的男士，“看来我成了洪常青了。”拍完照，他马上指着我对那些大学生说：“你们应该找她拍照，她就是那个去伊拉克的女记者。”看到我被他搞得有点不知所措，他显得非常得意，哈哈笑着走开，把我撇给那些忽然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的女生们。
在市政府里面办公的王岐山和公开场合的他有点不同。他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时候，总是穿着西装，保持着那种在商业银行工作时留下的痕迹。不过，在办公室里面，他就会穿着他的夹克，端着他的保温杯去开会。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和市委书记刘淇一样，两个人都没有架子，所不同的是，刘淇给人的感觉是一个非常踏踏实实的人，而他，个性分明，有的时候让人觉得他有点意气风发，虽然这样的意气风发并不是他刻意为之的，但有的时候还是会不经意地表现出来。
北京市政府办公大楼属于北京市的文物古迹之一。我不知道，从王岐山住的地方，能不能够看到大楼门前那棵葱郁的大树，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来留意它。对于他来说，市长这个职务和他以往的工作实在太不相同，因为这是一份需要真正走到老百姓当中去、去解决他们的需要、去感受他们的感受的工作。
第三章我爱香港
从我住的地方到公司上班，我最喜欢的方式就是坐渡轮。我想渡轮是香港的独有的地方，虽然其他的城市都有渡轮服务，但是谁也比不上香港的天星小轮。尽管轮船公司不断地翻新渡轮，但依然掩饰不住它经年累月积累下来的沧桑。
坐在渡轮上，没有坐车那样拥挤的感觉，我总是挑最后面的位置，然后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就这样欣赏两边的风景，倾听海的声音。
这个时候，会发现香港真的很美，港岛区的那些高楼大厦，高楼后面的太平山，还有偶尔在海面上飞过的海鸟，这些只有在香港才能够同时拥有。
很多时候，在这个城市住的时间久了，总是会有一些厌烦的感觉，但是每当飞机从另外一个国家，从另外一个城市飞回香港，在香港机场降落的那一刹那，我都会发现，原来那种回家的感觉竟是那样强烈。香港机场，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在那一个瞬间，都让我觉得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地方。
我爱香港，是因为这个地方让我成为一个电视记者。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是1995年的冬天，我移民来到香港，当我在巴士上看报纸的分类广告的时候，看到一家国语电视台招聘记者和国际编译，我马上打了一个电话，第二天就去面试。面试非常简单，先被负责人问了一些基本的数据，然后他递给我一份外电稿件让我翻译，我还记得那篇稿子的内容是有关美国某个州遭受暴风雪袭击的。以我当时的英文水平来说，不算难，所以用了十分钟不到的时间，我已经把整篇文章翻译了出来。我还记得当负责人拿到我的稿子的时候，先是惊讶我的速度，然后开始看稿子，边看边露出笑容，最后他抬起头来说，如果这最后一句“安坐家中看电视”，改成“苦坐家中”，可能就和全文的内容协调了。
就这样，我得到了这份工作，成为电视台的一名国际新闻编译。我想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进入的这家电视台，用的设备是当时最先进的数码系统，我的上司和大部分同事都有着丰富的电视工作经验，我开始了进入电视这个行业的第一课。从计算机系统的运用，到如何利用电视画面来进行剪辑，还有电视文字稿独特的结构，都从头学起。虽然我在这家电视台只是工作了三个月的时间，但是却有了很好的基础。
其实如果当时我还是在内地的话，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做这份我从小学就立志要做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