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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病床上的男孩
如果留意有关伊拉克的新闻，大家一定会记得阿里的故事。一个巴格达的男孩子，在美军轰炸巴格达的时候被炸断了双臂，当传媒去采访他的时候，他用微弱的声音说，救救我。后来在西方一些大型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下，拯救阿里的行动展开，他被送往了科威特。虽然他永远地失去了双臂，但是和伊拉克其他的有着同样遭遇的孩子相比，他要幸运得多。
看到哈吉是在我们第二次回到巴格达的时候。当时，我们听说，巴格达几乎所有医院的医生都不上班了，因为医院已经没有人管，而且水电也没有保障，于是，我们决定到医院去看看当地的情况。
来到巴格达脑科医院，走进医院大楼，可以看到死去的病人被丢在走廊的一角。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病房，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医生上班了，在这里忙碌的都是些医护助理，他们自愿来到这里，因为不想看到那些病人就这样活活地死去。不过他们能够做的非常有限，基本上就是一些最简单的护理，像包扎伤口等等，而且即使是用来包扎伤口的药品也只够两三天用的了。
病房里面的病人大部分是被美军的炸弹炸伤或是被子弹打伤的。一个巴格达妇女，在她通过美军检查站的时候，被子弹击中，她的怀孕的姊姊当场死亡，而她已经成为一个植物人躺在那里。
就在这个病房里面，我看到了十二岁的哈吉。他的头上包着绷带，不断地呻吟着，在床上转来转去。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是在美军轰炸巴格达一个市场的时候被炸伤的。那次轰炸，我正好在巴格达，我还记得那是3月26日，我们赶到被轰炸现场的时候，可以看到马路两边的楼房都被炸毁。马路上开过的汽车被炸成了一堆废铁。当时我们走进了一个家庭，在他们的早餐的旁边就是一摊血迹，卧室的床被整个掀翻起来。
哈吉就是当时五十多个受害人中的一个。炸弹的碎片嵌入了他的脑子里面，虽然他没有当场失去性命，但是从那天起，他就一直被脑部的伤痛煎熬。工作人员说，即使没有战争，在巴格达也没有一家医院有能力做这个脑部手术，而如果不做手术的话，虽然没有实际的生命危险，但是他却要一直过着这种生不如死的生活。
我问这里的工作人员，为什么不向美国人求助。他们说，美国人来过一次，但是因为害怕，所有的病人家属都躲了起来，而美国人也没有走进这个病房。哈吉的父亲，一个消瘦的伊拉克人，他的眼睛已是干枯得通红通红、流不出眼泪的那种。他对着我们的镜头说，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能够救他的孩子，要他做什么都可以。
离开医院，我总希望自己能够为这个孩子做一些什么，虽然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我希望我的报道能够引起大家对于这个男孩子的关注，另外一方面，我也知道，和西方的大型媒体相比，我们的声音真的很弱，很难让哈吉有着和阿里一样的命运，但是我还是要努力。我告诉所有我认识的西方媒体的同行，希望他们能够去采访哈吉，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十二岁的小男孩的遭遇，我也趁着和国际红十字会做完访问之后，告诉他们哈吉的事情，问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不过对方的回答是，红十字会只是负责恢复巴格达水的供应，他们让我去找一些非政府组织。
我终于发现，原来自己真的什么都做不到，我没有办法帮助这个男孩子。有的时候我会想，如果我们的媒体的声音足够强大，足够让国际社会不敢忽视我们的话，那么哈吉应该可以和阿里一样。
我知道像哈吉这样的人很多，他们在这场其实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的战争当中，成为了无辜的受害者，有的更是失去了生命。他们应该向谁去讨个公道，到底应该由谁来为他们负责？
每一次的战争，让我觉得最为无奈的就是平民和士兵，因为他们没有选择，他们没有选择生命的权利，而战争却选择了他们。到底这是谁的战争？
直到现在，我还在想，那个十二岁的巴格达男孩子，他现在怎样了。
第一章那杯Cappuccino
我是一个无咖啡不欢的人。在巴格达，让我觉得高兴的是，这里的人爱喝咖啡。不管是在战争期间还是战争之后，在这里要找到一杯咖啡并不困难。只是，这里的咖啡，要么是用速溶咖啡冲的，要么就是非常浓烈的土耳其咖啡。
我们第二次抵达巴格达，还没有餐厅开门做生意，也担心卫生的问题，于是我们午饭都在翻译的家里解决。我们的翻译说，正好让他的太太有点事做。他的太太原本是幼儿园老师，自从开始打仗，她就只能够呆在家里。
他的太太是一个很好的厨师。按照当地人的习惯，吃完饭要喝茶——那种很浓很浓，放了很多很多糖的中东式红茶。翻译说他有雀巢咖啡，他特意为我冲了一杯Cappuccino，请我一定要品尝。我有点奇怪他这种西化的习惯，另外，没有冲Cappuccino的机器，不知道他会怎样弄出来。
端上来的咖啡很香，上面浮着一层厚厚的牛奶沫。虽然和正宗的Cappuccino比较，它的泡沫没有那么多，但是这肯定不是用普通的速溶咖啡冲出来的。喝一口，很甜，奶味和咖啡味都很足。真的非常非常好喝。
我们又要离开巴格达了。那天，吃完他亲手做的意大利粉，他说，我要教你一样东西，就是怎样来做Cappuccino。说着，他把我带到他的厨房。他家的厨房很大，除了煤气炉，还有一个大大的烤箱，烤箱里面正在烤制面包，而这些面包，是他的太太特地为我们准备，让我们在离开巴格达的路上充饥的。他拿了一个茶杯，然后拿出一瓶雀巢速溶咖啡，一瓶砂糖，放在厨房的桌上。他用一个小匙羹，舀了一勺速溶咖啡在杯子里面，加了三匙羹砂糖，然后十分小心地在杯子里面加上几滴水，开始用匙羹用力地进行搅拌。
“你知道吗，水要少，一定要一滴一滴地加。如果水太多了，就不能够把咖啡和砂糖搅拌得非常均匀。”他边示范边解释，“做这样一杯咖啡真的很累，它需要时间和体力的。”
“那你为什么要做这杯咖啡给我？”
“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希望你能够尝到我亲手冲出来的这杯咖啡。”
听了这句话，我心头一热，随后又有一丝遗憾。今天，我们就要离开这里，对于我们的翻译来说，不单单是两个朋友的离开，更重要的是他因此没有了一份工作，没有了养家口的收入。他要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将来。
想到这里，我变得沉默起来。看着他用奶粉冲了牛奶，煮热，然后冲进已经搅拌成厚厚的咖啡糖浆的杯子里面，牛奶的泡沫在杯子里面浮起来，喝一口，有点甜得发腻的感觉。
这个翻译是我在街头碰到的。第二次回到巴格达的第二天，我们来到巴勒斯坦酒店门口拍摄驻守的美军。和萨达姆统治时期不同的是，我们不需要等待政府为我们分配一位翻译，而是需要我们自己来找。在街头进行拍摄，不断地有人上来毛遂自荐，希望当翻译或者是司机，不过很多人的英文实在是连基本的对答都不行。这个时候，一个看上去非常灵活的伊拉克人走过来自我介绍说，他是为美国电视台工作的翻译，他有一个朋友，可以当我们的翻译。
我就看到他身后的朋友。他戴着眼镜，非常害羞地站在他的朋友后面。我们聊了几句，觉得他的英文还不错，我就开始和他的朋友讲价。看我们两个你来我往，他终于忍不住，给了我一个相当合理的价钱。他相当本分实在，没有因为我们初来乍到，蒙骗我们不知道行情。这给了我们良好的第一印象。
上了我们的车，我们马上开始工作。他介绍自己是一个水利工程师，我并没有太留意，只是觉得他的英文只能说可以，但是不算流利。直到那天到了他的家里面，他拿出他的硕士答辩论文，原来全部都是用英文写的，里面的专业术语大部分我都不认识，这让我觉得很惭愧，因为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批评他的英文水平。不过他很谦虚，他说，自己的口语不好，正是因为这样，他希望能够多练习自己的英文口语，虽然他很怕羞，还是走到街头来找工作，除了可以练口语，更重要的是可以养家。说到养家，他总是有意无意地表示，身为一家之主，承担整个家庭是他的责任。
战争前，他在巴格达的一家大学任教，每个月的工资大约五十美元。他的专业是水利工程，经常有一些咨询项目，所以常常会有额外的收入，也因为这样，他和他的妻子还有三个孩子，能够住在一栋每个月要一百美金租金的房子里面。他获得的硕士学位就是政府资助的项目，作为学习的条件，他必须在政府部门工作一段时间，不过因为战争，现在他不需要承担这个责任。他说，原本以为这个学位可以帮助他找到更好的工作，但是现在真的很难说。
就在我们快要离开的前两天，他借用我们的电话和在巴勒斯坦的哥哥联系。这时我才知道，我们的翻译原来是一个巴勒斯坦难民。很小的时候，他跟着父母来到了巴格达。现在，他让他的哥哥帮他在约旦或者是其他的国家找一份工作。我问他，舍得离开这里吗？他说，没有办法，要是长时间在巴格达找不到工作的话，为了自己的家人，他只有离开这里，去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虽然战争让他失去了工作，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也让他有了自由，也就是离开这个国家，到其他国家的自由。对于他和他的家人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个更好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