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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种最快乐的人，则是邮差先生和秘书先生。盖“贺年片之灾”已过，邮差先生可舒舒腿，秘书先生可舒舒手矣。世界上各种灾情均有，唯中华民国的花样特多，连修堤都能修出洪水，何况贺年片乎？只不过贺年片之灾，没有洪水那么来得有劲而已，但其害人的程度却并轻不了多少。我有一个朋友，在某大衙门秘书处任书记之职，前天我去找他，一进其门，便发现气氛有异，原来他正替他的顶头上司向人写贺年片哩。桌子上堆了一大堆──有别人写给他顶头上司的贺年片焉，有各机关，各公司行号，各公会，以及其它平常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的公私单位的职员名册焉。该朋友已写了七八天矣，写得两眼冒火，手像要掉了一样，愤怒之情，上冲霄汉。他每写一字，便开一句台湾省骂，曰“干你老母”。我坐在那里只十分钟，看他写的有局长焉，有部长焉，有委员焉，有科长焉，有科员焉，有编辑焉，有记者焉。不仅暗暗吃惊，假如他们的老母真的有点知觉，知道该官崽贺年片的代价，竟如此之大，母子们尚可为人乎？
贺年片一旦发展到“干你老母”的程度，那才是真正的祸延考妣。贺年的结果，不仅贺者无心，受者也同样无意。呜呼，只有在郎有心妾有意的情况之下，才能两情融洽，贺年片达不到这种任务也。有一个极大之官焉，贺年片里还附有一张油印的信件，上面印的是：“兹寄上某大官之贺年片一张，敬请查收为荷。大官秘书处启。”接信的人拜领其贺之余，真是非拉一泡屎，不足以言感激。我有一个朋友，便接到一张这种贺年片，看毕一语不发，就往字纸篓里一丢，问他啥子原因，他曰：“这种从名册上抄下来的交情，屁都不如，我平常向他磕三百个响头，他都不会理我。而今靠着名册就想使我对他产生好感，做他小舅子的梦吧，天下有此廉价的东西哉？”君不见报上常登着向死人寄贺年片之事乎？假定他们之间真有一份友情，不致连朋友翘了辫子都木宰羊也。也可能秘书照鬼画符，“干你老母”干得起劲之余，即令明知道该家伙已死，也照样寄发，反正跟自己毫不相干。
柏杨先生深知有“干你老母”之危，故一向对贺年片有两大原则。一曰，每年只印五十张，拣若干至少最近一两个月未见过面的朋友寄之，寄得恭恭敬敬，亲笔书写。对长辈则在自己姓名上加一“晚”字，绝不滥发，凡七八年，年年如此。然而每年认识的新朋友又如之何乎？呜呼，柏杨先生还有啥前途？认识我反而有被打小报告的危险，一个小民，一旦上了年纪，朋友只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也。二曰，我对接到的贺年片，凡是秘书书记手笔者，一律撕成碎片，投入水沟（有一次不小心投入抽水马桶，害得花了八十元雇人去通），不但不覆，必要时还国骂省骂一齐开之，以表隆重回报。
但附带声明曰：柏杨先生今年却没有印贺年片，非不印也，实在因那一笔开支太过于庞大。同时我发现不印贺年片也是一种德政，如果乱七八糟，四处乱寄，岂不是惹得秘书先生又要蠢动乎？刻新年已过，圣人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今秘书先生放下写贺年片之笔，虽成不了佛，其快乐固差不多也。
三
除了上述两种人之外，还有第三种人，其快乐也是无穷的，那就是脚踏车上没灯的朋友。每逢过年过节，世界上最紧张的地方，恐怕要算台北市的黑巷子，人影幢幢，细语切切，神秘恐怖，好象诸葛亮先生的八阵图，一旦看见一个没灯的脚踏车贸贸而来，一声呼哨，蜂拥而上，那家伙就算倒定了楣。先是一顿猛训，然后是一笔罚款，不服气的话，则警察局见。呜呼，骑脚踏车的朋友乃抵抗力最弱的动物，自然掏钱消灾。柏杨先生前些时借了一辆，骑着去看耳朵（最近听觉不太灵光，真是老矣）。那个该死的磨电灯，早不坏，迟不坏，偏偏走到埋伏阵地时坏啦，怎么修都不亮，刚推着走了两步，三作牌一跃而出，我一看情形不妙，立刻笑容满面，但那无济于事，仍是付款结案。
有人造谣说罚的那些钱除了一部份缴库外，剩下的大家瓜分，显然是恶意中伤，我誓死不信。盖查灯完全是爱民措施，你要是不燃亮，一下子骑到公圳里怎么办？故抓得起劲，乃是热心公务。我们这里说了半天，不是批评谁对谁不对，而是说，新年一过，买不起车灯的铁马之士，可以喘一口气，身上的细胞，留待过端阳节时再紧张可也。
（柏老按：贺年片之灾，自一九五○年代末期起，延续数年之久，天怒人怨：一九六○年代末期，始销声匿迹。今天回忆当年官场百态，恍然若失。）
51、颜陈症·朝琴路
天下事利弊无不相连，有一利焉，往往准有一弊，天老爷安排得停停当当，很难跳出那个圈子。屁股被拍固然有入骨的舒服，但那就要冒被马屁精出卖的危险，越是舒服，那危险就也越大。想当年齐桓公姜小白先生，想吃嫩肉，易牙先生立即就把自己的亲生儿子杀死，包成饺子端上去，把姜小白先生感动得双目流泪曰：“易牙诚忠于寡人者，杀子以进。”管仲先生怎么警告他，怎么分析“忠”和“拍”是两回事，可是姜小白先生硬不相信，结果活活饿死，尸首上的蛆虫，都爬出户外。
柏杨先生有志把中国历史上这一类官崽圣崽的其人其事，写一本书，曰《奇响学》，盖无论拍人之马屁，或自己的马屁被人拍，都要发出一种奇怪的声响，该声响包括的学问就太大啦。该书出版后，包管叫座，这是中国官场文化中一支主流。你看那小号官崽见了大号官崽丑态毕露，大号官崽看见小号官崽对自己丑态毕露，膀胱一紧，忍不住自己也丑态毕露起来，大家一齐毕露，我们的政治史便有得看啦。而且这本巨著还不包括行贿受贿，以及金银女色、杀人如麻在内。乃是一本高尚的书，谁看了谁都要大大的肃然起敬。这种艺术如果弘扬于世界，西洋什么原子弹和什么核子弹，恐怕都要大败。不要看洋大人的武器那么凶，弄个中国官崽去堂而皇之的拍上一阵，包管把他们拍得鼻涕都流出来。
一九五九年的春天，柏杨先生和柏杨夫人，两老无猜，同作一趟日月潭之游，恰好日月潭国民学堂正在翻修大门，地上着一块石刻的招牌，上面写的是“日月潭国民学堂，李国祯题”。李国祯先生者，以前的南投县县长也。而新砌到墙上的那个招牌，上面则是“刘真题”的焉，刘先生那时正当台湾省教育厅长，红得冒烟。看了之后，一夜都没有睡好，老妻以为我年迈力衰，发了十年老疾，不知我是在想心事哩。我担心的是，再过三年两载，万一刘真先生也下台鞠躬，那大门岂不又要翻修一次乎？而如今他果然下台鞠躬，阎振兴先生当了台湾省教育厅长矣，不知又动工了没有也。呜呼，该校门一天不动工，我一天不得安。
和这玩艺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一个胎死腹中的“颜陈症”，也是当年的精彩节目。若干年之前，台湾南部发生了一种据说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奇症，经过几位年轻医师辛辛苦苦研究，好容易研究出来一点名堂。几个马屁精一嘀咕，嗨，你瞧，老官崽的尾巴蹶起来啦，正露出屁股，此时不拍，更待何时，只听得“咚”的一声，官崽们将该症定名为“颜陈症”的建议出了笼矣。姓陈的指的谁？已忘其名，姓颜的则指的是颜春辉先生，台湾省卫生处长是也。悲夫，那奇症和他阁下有啥关系乎哉？学术界惯例，谁发现的就是谁发现的，谁发明的就是谁发明的，多半以当事人的名字命名，想不到即令是纯学术的东西，一传到中国，就会有官性兴旺的人往里挤，你说倒他娘的胃口不倒？
幸亏那玩艺当时就被反对掉，否则如今颜先生已经卷了铺盖，现在处长是一个姓许的，岂不又得更改？
然而，世界上的怪事永远没有完，前天阅报，有些人正加紧要搞“朝琴路”，黄朝琴先生者，台湾省议会议长，身兼这个银行那个公司的这个长那个长，货真价实的位尊而多金。人一旦位尊而多金，弄个“路”玩玩，和当初颜春辉先生弄个“症”玩玩一样，固理直气壮得很。该提案是不是认真，我们不敢预言，但拍马屁拍到如此这般的奇响连天，不能不说是时代的飞突进步。盖从前之人，一旦阔之，小者制万民伞，大者修生祠，历史上修生祠修得最茂盛的，莫过于十七世纪的阉货魏忠贤先生。他的威风可大啦，幸亏他生在明王朝，如果他生在现代，柏杨先生早伸出巨掌把他拍得屎尿俱流。他当时的生祠遍天下，宰相以下的大小之官，每年每月，都要去烧香叩拜，那份热闹，才教过瘾。现在的人小家子气，只不过在招牌上题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