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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7位荣誉勋位（The Order of Merit）获得者，8位剑桥大学知名学院的院长、15位英国的爵士还有39位在《国家传记辞典》收录的名人，不算少吧？”
“哇！”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都有谁啊？”
其实有很多伟大的鬼的名字我也记不得了，只好拍脑袋报出了几个印象深刻的：“比如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就是那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远房表亲还有达尔文的两个儿子：大儿子植物学家F。达尔文和从事科学仪器制造的小儿子H。达尔文。大名鼎鼎的政治经济学家马歇尔也埋在那里。马歇尔曾经在圣约翰学院学习数学，后来在功利主义哲学家西奇威克的影响下改变了研究方向，他提出的“均衡价格论”为“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奠定了基础。他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更是一代经济学家阅读和研究的经典著作。今天剑桥大学经济系的图书馆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哦，还有人类学家，《金枝》的作者弗雷泽，维生素的发现者生物化学家霍普金斯，原子的分裂者物理学家科克罗夫特也都安息在这块不大的墓地里。”
“敢情这些伟大的鬼都是男的呀。”朋友听得倒是仔细。
第三部分：有一种爱万圣节说鬼（2）
这其实一点儿不奇怪，剑桥自1284年成立到今天近八百年的历史中，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里它都是一个纯男性的大学。关于这一点，你只需要在挂满着学院鼻祖们肖像的食堂里望一眼就够了：历史上著名的教员、学生，全部都是男性。剑桥，它曾经是一个像梵蒂冈一样严格的男性世界。对此弗吉尼亚。伍尔夫描绘道：“我们的每一位男性亲戚都被扔进这台机器，然后，在他们60岁从另一头重新钻出来时，就成了一名学校校长、海军上将、内阁部长或法学家。”一直到1869年，剑桥才有了第一座女子学院——哥顿学院（Girton College）。它的创始人埃米莉。戴维斯女士让她的女伴们搬到位于城郊的一座村庄，为的是和男子学院保持安全的距离。虽然女性终于可以在剑桥接受教育，但对女生的种种限制却依然存在：1887年和1897年，剑桥的考试委员会两次决议不管女性取得多么优异的成绩都不允许获得剑桥的学位。难怪有人说一场世界大战可以使牛津的妇女获得大学的完全成员权；但却要两场世界大战才能使剑桥女性赢得这一宝贵权利（牛津大学于1921年授予妇女完全成员权，剑桥则是在1948年）。剑桥对女性权利的抵制居然还获得了一些所谓的“绅士”的赞赏。加拿大文学家John Leacock在他的书《My Discovery of England》里就写道，看到“那些女子穿着学士袍，戴着学士帽在牛津的街上转悠，”他就觉得不舒服。他还为剑桥成功地将女性阻挡在校门之外而感到由衷的高兴。真是让人愤怒！
权力会因为历史的不公而被暂时否定，但是能力和智慧却不会。就在这片墓地里，就埋着一个身份特殊的女子，她叫作斯科特。斯科特是剑桥纽南姆女子学院（Newnham College）的女学生，她在1890年的一次数学考试中表现出了惊人的数学天分，以第一名的成绩令所有的剑桥男子瞠目结舌。尽管如此，她的名字却始终没有出现在正式的学生名单上，她也没有资格凭借自己的优异的成绩和出众的智慧申请学位。直到1948年，剑桥大学终于可以为女学生正式授予学位的时候，这位斯科特小姐已经是95岁高龄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她过世后就被葬在剑桥的这块墓地里，和许多剑桥伟大的男性一样。
朋友听我说着这墓地里名人的故事，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于是我逗她说，这万圣节的晚上去“万灵巷”最有意思了。因为那里万籁俱寂，只是偶尔有风刮过树梢的声音，几乎一点光亮都没有。运气好的话，说不准我们真能遇上个把在墓地里闷得发慌外出溜达的伟大的鬼，还可以他们好好聊聊科学文学或者是经济学的话题。
朋友脸色微变，摇摇头说算了算了：还是下次白天再去吧，我反正是绝对不相信有鬼这么个玩意儿的，管它伟大也好平庸也罢。
我看她的表情，便知道她是怕的，只是碍着面子所以嘴硬。我不说话，接着领着她在街上晃荡，一个小小的“阴谋”却在脑海里酝酿着……
我们走到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Sidney Sussex College）的门前的时候，参加万圣节游行的学生们已经散去了，小街上只剩我们两个人。我问她你知道克伦威尔么，就是那个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革命家。她说，当然知道，中学世界近代史课本的第一课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和这里有什么关系么？
“这克伦威尔也是剑桥的校友呢，就是这个学院毕业的。他生前致力于推翻皇室的伟大事业，死后保皇党人就把他的尸首从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坟墓中刨出，砍了首级，烧了尸身。他的脑袋开始被挂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上方的一根柱子上，不知什么时候就莫名奇妙地消失了。据说是他的亲人偷偷把他的脑袋找了回来，装进一个锌皮饼干盒子，交给了这个学院的院长保管。据说每一任院长都知道那个头藏在哪里，但其他的人都不知道。” 说到这里，我忽然压低了声音，一个字一个地缓缓地说着，“你…想…不…想…知…道？”
此时，一阵子寒丝丝的阴风很配合地从我们身边拂过，阴冷而诡异；真有些让人毛骨悚然。朋友脸色大变，“啊”地叫了一声，一溜烟儿跑得老远。留下我一个人站在清冷的街头扑哧噗哧地笑着，像一个诡计得逞的孩子，坏坏的。
晚上回到家，发现客厅的桌上居然摆着一个可爱的南瓜灯。南瓜是Roman买的；Simon对它进行了加工，给南瓜刻上了鼻子眼睛，还在里面点上了蜡烛。我们把它放在门前，它咧着大嘴，憨憨地笑着，招惹着行人的目光。
第二天，我就把南瓜灯搬了回屋，费了好大的劲儿把它切切弄弄，加了各种佐料，熬了一大锅香喷喷的奶油南瓜汤，大家热热闹闹地把汤灌进了肚子，就此告别了万圣节。
第三部分：有一种爱邂逅（1）
在剑桥；与各色人等，诸如学界泰斗、政界要人的邂逅是不可避免的。
很多学生刚来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经历，在路上偶遇某位学术界泰斗或是政界名人，于是回到宿舍便兴冲冲地问大家：猜猜我今天遇见谁了？读了几年书的学生便会见怪不怪地笑笑。剑桥，这本来就是个充满传奇的地方。上个月，北大来的同学在路上遇到了前来作讲座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前几天萍告诉我她应邀出席三一学院的晚宴，去了才晓得我们的文章中常引用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en， 居然就是三一学院的院长。Sen是印度人，1959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他是第一位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的亚洲人。说来也是有趣，Sen原本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他的研究工作也大都是在哈佛进行的，可偏偏等他被聘到剑桥当院长才有了这诺贝尔奖得主的头衔，这荣誉也就归入剑桥的帐中，巧的是他恰好成为了三一学院第三十一位获诺贝尔奖的学者。
不久之后，我自己也有了一次这样的邂逅。国际关系学院的缙带着娇妻爱女同来剑桥，常常请我们一帮中国学生去他家改善伙食。他家住在剑桥南部，而我住在剑桥的西北角，去一趟便要穿越几乎整个市区。听起来吓人，走路也不过四十分钟罢了。在Trumpting Street 的时候。我忽然看到四位老者正从对面的街道向我走来。他们风度不凡，其中的一位老太太满头银丝，却穿着一件鲜红的风衣，在瑟瑟的寒风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我无法收住自己欣赏的目光，直到与他们几乎相撞。我的步伐比较快，还没来的及停下。他们四位居然先停下脚步，其中一位绅士彬彬有礼地做了一个“请”的姿势，让我先过。与剑桥的文明人相比，我真的是有几分野蛮呢。这里的街道上常常是车辆让行人先过，男士让女士先过，不小心擦身，便不断地听到对方说“sorry”。我不住地赞叹着年老的女性却依然保持着独特的优雅韵味云云。直到他们走远，杨光微笑着问我：“你知道刚才给你让路的人是谁吗？”“谁？”我自然是不解。“他叫作卫奕信。”望着我迷茫的样子，他道出谜底：“他是彭定康之前的香港总督，现在是Churchill学院的院长。这位总督，从前我在香港因为工作关系曾经见过的。 我就是这样糊里糊涂的人呢。初到剑桥时有些方面真是孩童般的无知，因为无知，倒也就轻轻松松，只是觉着哪儿都好看，什么都有趣，不去深究。坐在三一的食堂里吃饭，看到一个英俊老头的画像，威武挺拔故作严肃的样子，觉着好玩，后来才晓得老头子原来是亨利八世，那个为了迎娶佳人脱离罗马教廷的固执君主，那个杀了好几个老婆的古怪暴君，当然也是这赫赫有名的三一学院的创建者。我不喜欢他，从此食欲也受了影响。
还有一回，被朋友们拉去Bent Street上的一家名叫“Eagle Bar”（老鹰酒吧）的小酒馆喝东西。那房子十分古老，粗大的原木构成房架，分上下两层，低矮狭窄。外墙粉白，衍木黑色裸露，是典型的乡村老屋的样子。大门也是原木无油漆、无修饰的，进门一个院子，随意地摆着几张桌凳，好像中国武侠小说里酒肆的摆设。我对这里是不以为然的，不过是个破破的小酒馆嘛。同行的友人却是一副敬仰的神情：“这里可是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地方。克里克和沃森就是在这里喝酒时产生灵感，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模型。这项发现可是能够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孟德尔的遗传定律相媲美的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呢！这两个人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