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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有一种爱牛剑之争（2）
作为英格兰民族知识界的双头马车，牛津剑桥之间的互不服气也算历史久远了。１９世纪２０年代，两个分别跻身于这两大名校的好友突发奇想，既然牛剑在学术教育上互不服输，不如举行一次划船对抗赛来较量一番。原来这两所大学都位于河畔，分别依傍着康河和查韦尔河，而撑船运动在两校都很受欢迎。唯一的不同是撑船的方法：在剑桥，船头朝前，撑船人站在船尾；而在牛津，则是船尾朝前，撑船人站在船头。划船比赛的两个创始人碰巧都叫做查尔斯。剑桥的查尔斯。莫瓦尔出生名门；牛津的查尔斯。华兹华斯更是有来头，他的叔叔就是英国著名的“湖畔派”桂冠诗人威廉。华兹华斯。老华兹华斯还曾是剑桥的学子。１８２９年３月１２日，剑桥向牛津下了战书：“剑桥大学在此向牛津大学挑战，在伦敦或靠近伦敦的泰晤士河上进行一次８人赛艇比赛，时间定在复活节期间。”同年６月１０日，划船赛在伦敦泰晤士河牛津郡的亨利段河面进行，牛津大学在首次比赛中获胜，从此拉开了两校间百年恩怨的序幕，前一年的失败者就成为下一年的挑战者。在过去的１５０届比赛中，剑桥赢了７８次，而牛津赢了７１次。在１８７７年的那次对抗赛中两队同时抵达，由于当时并没有终点摄像设备，所以被裁定为平局。目前，剑桥大学保持着时间最长的连胜纪录——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３６年连胜１３次，而牛津只有一次１０连胜（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８５年）。今年的比赛意义特殊，是两校间第１５０次的对抗。据《泰晤士报》报道，当天有大约２５万名观众聚集在泰晤士河两岸观看了比赛。收看BBC直播的有770万人，还有１１６个国家的５亿人也收看了卫星转播。这个数字足以媲美英超决赛、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男女单打决赛和英国F1大奖赛。
几百年来，牛剑两校激烈地竞争着，但他们同样互相尊重，难舍难弃。哈维尔。马里亚斯的观察十分精辟：“对世界上其他任何大学毕业生都不由自主地表现出蔑视态度的牛津人，惟独对剑桥人表现得特别尊敬（他们所表达的，也绝对有可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那种尊敬，似乎意味着惟独在有与他们同样独特的人们相伴，才让他们感到舒服。”其实，牛津剑桥在学术交流、人才流动等很多方面配合的十分默契，它们相互携手保持着顶尖高等教育水准和在世界大学中的杰出地位。１９９８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剑桥的Sen教授就曾经执教于牛津大学。我们系的系主任Peter Nolan也曾同时执鞭于这两所大学。竞争未必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它也可以开创一种win…win（双赢）的局面。生命是需要对手的，没有对手就不可能成长。或许正是着几百年来互不服输的竞争，促进了这两所世界名校不断的发展。
牛津大学的一位老师曾说过：Oxford teaches you nothing about everything； Cambridge teaches you everything about nothing。这句话听起来挺玄乎，有人将它翻译成：牛津教你无中之有；剑桥教你有中之无。颇有些老庄意味，但其实直译起来就是说这两所大学什么也不教给你。《罗马衰亡史》的作者吉朋就曾和朋友讲，他在牛津的三年是一生中最懒惰，最不出产的三年。《进化论》的作者达尔文也说在剑桥什么事儿也没做。一次，我偶然读到了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回忆录，在剑桥求学的三年里，他对于骑车、网球和赌博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政治。他这样形容他的大学生活：三年的岁月平静无波，时光缓缓流淌，一如那慵懒的康河（Three quiet years with little disturbance in them； moving slowly on； like the sluggish Cam）。这样“无为”的学校究竟魅力何在？竟使得万千学子千里迢迢负笈而来，孜孜汲汲饱藏满腹经纶而去。我想答案就在这环境、这氛围、这传统。这周围的一切浸浴着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你，鞭策着你，使你奋进。牛津和剑桥都具有着这种同化和异化的力量。
去年，在收到剑桥的录取通知书后，我参加了英国外交部文化处的奖学金面试。在面谈快要结束的时候，英国籍的面试官终于忍不住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选择牛津呢？那也是最棒的大学之一啊。”原来，他是牛津的毕业生。
第四部分：告别剑桥考在剑桥（1）
夜里１２点４５分，三杯蓝山咖啡下肚，那黑乎乎的液体在我体内流动，效果恢弘卓著，威力十分强大。我觉着自己精神百倍，思触敏锐，继续趴在电脑跟前修改论文的最后一稿。手提电脑旁的粉色及时贴上用五彩缤纷的荧光笔标出了每一篇essay的deadline。学新闻出生的人对“截稿日期”这个词儿总是十分敏感的，我以前做学生记者时就常常在截稿前一天被老编关在编辑部的小办公室里逼着爬格子，思路不灵的时候，“格格不入”，还要硬着头皮写。还是英文的deadline这个词妙：死亡线——到了这个线上还不完工，就准备死吧。我现在就在这条线上半死不活地挣扎着，下个礼拜有三篇东西要交货。原以为这三杯咖啡怎么着也能维持个把时辰不辍，没想到才一个小时不到，我就又开始蔫了，呵欠一个接一个地来。案头一大摞从图书馆抱回来的经济学书籍，垒得高高的，仿佛随时可能坍塌掉。亚当。斯密、凯恩斯、马歇尔的学说和著作轻轻压住我因为困倦而有些皱褶的思绪，然而无法压得服帖一些，反而摩擦着，使我的头脑更剧烈地起了皱。以后我就是不断地奔波于书桌和床铺之间。天亮鸟叫时，我趴在桌上抱着熊彼特睡着了，真是很丢脸。
我从小就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臭德性。平时用功不足，所以别人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我必须预习、学习、复习、考试四合为一。在恍惚中我想到了大学时带着扇子和驱蚊药水跑到走廊里复习功课的情景。那时我们住在复旦东区的旧宿舍，考试期间走廊里、楼梯拐角上、水房和厕所里都坐着人。一个个如花似玉的丫头凄凄然地坐在２５瓦的电灯下面，痛苦地背书。姑娘们头垂得很低，两边的头发落在书本上，盖住整张脸，鬼似的吓人。平时玩的欢，考前再不抱佛脚，岂非自取灭亡？
痛苦的并不只我一个，比我更烦恼的是对面街上住着的中国博士，他做不出论文，倒是煲出了一锅十全大补鸡汤，请我一同补脑。他抱怨说：“读了博士老婆也找不到了，因为所谓PhD，就是 Permanent Head Damage （永久性大脑损伤）的缩写。”我推推眼镜告诉他，我若在剑桥再呆下去，怕也要一辈子嫁不出去了，就像美国女诗人所言——Men seldom make passes at girls who wear glasses（男人从不对戴眼睛的女子调情）。我们俩大乐，鸡汤差点儿喷薄而出。
学院的导师Ann发来Email让我去见她，原来是为了给我进行考前的心理疏导。前不久，剑桥的一份学生报纸做了一个调查统计，大约有20％以上的学生有精神或心理上的疾病，特别是在每个学期末的时候，紧张的学业压力使很多学生不得不求助于心理医生。由于读书压力大，学生的自杀率这几年也颇高，所以学院很注意了解学生的心理动向，及时减压。“你是我这个星期见的第十二个学生，是唯一的一个没有向我诉苦的学生。”在仔细地了解了我每天的生活情况后，她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我笑了：不诉，可不代表不苦呀。是的，在这里读书的学生恐怕没有不辛苦的。当然，大部分中国同学的心理还是强壮的，到底在国内从小到大经历过无数次考试的洗礼，锻炼出来了，可是“为伊销得人憔悴”还是难免的。我认得一位北京来的在这里读MBA的女孩子，来了之后就不停地消瘦，以至于前几天她老公来探亲时都差点不敢相认，“想减肥吗，来剑桥吧！” 她常像念广告词般念叨着这句话。与我同一屋檐下的杨光，常常不解地说：“怎么回事，我觉得身体的热量总是在往外流失，永远感觉饿。”没错，现在大家都忙，我最常遇见他的地方就是厨房，见面就是一句话：哟，又吃啦！他总是在烤香肠，那种肥肥油渍渍的东西他一次可以吃三四根，一天吃若干次。即便如此他瘦的速度也实在吓人，一条在他身上原本显得很紧的牛仔裤，现在看上去宽松肥大。到剑桥一年不到，他瘦了快２０斤。我们屋里的每个人都为自己找到了补充能量的最佳食品：Roman 常买一种长得巨大无比的火鸡，煮熟了将肉撕成一块一块放在塑料罐里当零食；Simon爱吃牛排，带着血丝的那种。我比较简单，饿了就喝酸奶。
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在网上看完我的电子日记之后给我写信，忧心忡忡地问我在除了对美食和漂亮衣服这两种几乎每个女人都有的追求之外，我还有没有更远大的追求。我先是乐了，然后才意识到我的文字里确实大都是在谈剑桥的风景，英国的食物和我快快乐乐的生活状态。难怪她要质疑了。其实，只要是真正求学就没有不辛苦的。剑桥的自然环境确实温馨，在草地上一躺就不想起来，可又有几个人能永远悠闲自在地躺着呢？与国内大学相比，剑桥大学的授课时间其实很短。一年有三个学期，每个学期也只有八个礼拜。但在这八个星期中课程安排很紧密，授课量非常大。这里的课门数其实不多，可使每一门都有十几个讲座组成，内容跨度实在很大，从非洲饥荒艾滋病问题到金融改革跨国企业策略。每一个讲座前教授都会开出长长的reading list（书单，书都是像砖头一般重的呀），而且动辄便要拿essay（小论文） 或 presentation（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