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嗨盗恕！薄�
李芙蓉很庆幸自己这次的机智和坚决。那之后，“专员”仍是省委书记，还到北京去参加了人民代表大会。而那个写剧本的法家“反复辟”“反潮流”之后也回了省革委，仍当副主任。李芙蓉一个也没有得罪。
那几年事好像格外多。说了七、八年来一回的，却等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批孔老二好像还没有什么明白的结果，又“评《水浒》”了。对《水浒》，李芙蓉唯一晓得的是武松打虎，连“宋江”也是头回听说。省革委那位先前写剧本的副主任又专程到县里来。这回他是坐了自己的专车，话也说得明白：“宋江就是投降派，中央有，省里也有。省里的宋江就是‘专员’。你应该挺身而出，捍卫革命路线，捍卫文化大革命成果，捍卫红色江山不变色。”陪他吃饭的李芙蓉自己一直没有动筷子，听了半天劝，终于问：“为什么非要我去？”对方说：“因为你的揭露最有力。”李芙蓉最后说：“让我想想。”
几个月里，省里那些人几乎一天给李芙蓉一个电话。报纸、电台、文件（那时候电视还不普及）铺天盖地地“反击右倾翻案风”。省城里，上演了那个写剧本的省革委副主任写的大戏。戏里面那个一复职就反攻倒算的“还乡团长”“走资派”，让人一眼就看出是“专员”。而一号正面人物是个女英雄，剧情和扮相都让人一下就想起李芙蓉。不同的只是，生活中的李芙蓉受了打击无声无息，戏台上的女英雄抗拒迫害不屈不晓。剧本和剧照在报上登出来，县委机关留守的人看了派人专程给在水利工地上的李芙蓉送去。
李芙蓉本来就很少坐办公室，现在就更是难得进县委的院子。一年四季，春收春耕、夏收夏种、秋收冬翻，兴修水利、造大寨田……直接就住在工地上。报纸送来的时候，白天她来不及看。到了夜里别人都睡了，几个不安生的后生也停止了摇弄，她才把马灯从悬梁上摘下来，搁到自己的铺前，翻着那张报纸，字不认得几个，但剧照是可以看懂的。看看就发起呆来。几天前发布了总理去世的消息，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才只几天，报纸上怎么还会有心思登剧照？世事就像一天黑云，哪个晓得后面是阴是晴。这是一个冷得刮毒的冬天。风又大，雪又大，临时搭在野地上的茅草棚子什么也遮挡不住。还不到半夜，从门洞里扑进来的雪就浅浅地覆盖了地铺。那些落在露出被头的头脸上的雪被热气溶化了，使那一大片雪白上现出很规则的一长串圆点。工棚搭得很大，地上铺了稻草，男女各占一边，中间用两行树筒子隔成一条路。先前，大家把鞋子都放在各人脚头的路上，早上起来，鞋子里灌了雪。一些湿鞋子则冻在地上拔不动。便提醒他们睡下后把鞋子塞进地铺的草底下，有些粗心的人还总是忘记。李芙蓉起来，沿路走一遍，把好几双鞋子塞进去，又顺便给几个人掖了被子，重新钻回自己的被窝，捻灭了灯，躺下去，还是睡不着。身子底下的稻草被弄得xixisusu地响。怕吵了别人，不敢乱动，浑身上下冰冷彻骨，焐不出一丝热气。眼前的黑暗中是片乱七八糟的影子，像是风吹乱了幕布的电影。一国总理在那片摇摇晃晃的幕布上匆匆向她走来，很认真很有力地握她的手，眼睛很专注很亲切地看着她。那一年她上北京，国务院腾出中南海的办公室解决赴京代表的住宿。当时的情形好像是在梦中，脚骨子直发软，只想作揖，下跪。无论怎样，她觉得他是个好人。但后来听说，连他也是靠不住的，要不是化了灰，也难免一劫。可见，用好人坏人来看人论事，到底只是小镇人的尺寸，太短浅，太没有见识。
政治局面是更尖锐也更明朗了。全国许多同李芙蓉先后出名的各条战线的英模人物，纷纷挺身而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省里那些电话日益弥漫了越来越浓的火药味，催李芙蓉披挂出征。人们满怀激情地请求她，不要再沉默下去了。沉默意味着对革命和人民的敌人的容忍，也就意味着对革命和人民的犯罪。
这些并不是危言耸听，两股力量的冲突终于进入白热化。四月，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暴乱理所当然地被镇压下去。血腥的事实，不容人——尤其是李芙蓉这样一个人——袖手旁观，也不容她有什么犹疑了。
李芙蓉终于决定去省城的那一天，是北京天安门广场百万军民群众上街游行，庆祝撤消右倾翻案总代表党内外一切职务英明决策的第二天。听完了那个消息的广播之后，她找到县委办公室主任，对他说：“安排好车子，我明天到省里去。”
省委、省革委机关为李芙蓉召开了隆重热烈的欢迎会。会场水泄不通，人们挤满了走廊、过道。他们向李芙蓉鼓掌、欢呼、致敬，在她面前让出路，又在她身后紧紧地汇合。然后把她高高地抬举上台，让她像日头一样照着一片呼声和歌声（《国际歌》）的海洋。这情景李芙蓉自不陌生却是久违了。看着浪涌般的人群，她不由潸然泪下。那里边有兴奋，也有辛酸，自然还有对自己的悔恨。
那个欢迎大会之后，她就由人群簇拥着，浩浩荡荡地直接去了省里的高干病房。
“专员”已经在那里住了一些日子了，病势据说是越来越严重，已经要靠吸氧苟延残喘了。然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借住院躲避斗争，对抗运动，等待时机，以求一逞，不过是“走资派”惯用的伎俩而已。
仰卧在病床上的白被单下的“专员”静静的像一具僵尸。氧气面罩上面露出两只失神的眼睛，发现床前站立着的竟是李芙蓉的时候，那微眯的眼睛有些惊讶地睁了下。然后一星亮光就被无力的迷惘和痛惜淹没了，暗淡下去。
塞满了病房里外的人，把口号喊得一阵高过一阵。空气好像在沸腾着，燃烧着。除了勇往直前，李芙蓉已经没有一丝退缩的余地了。但是，在她下定决心把手伸出去之后，还是免不了一阵发抖。毕竟，面前的这个老人，她怎样也没有法子从心里真正地恨起来，她唯一明白的是，她现在并不是一个原来意义的个人；而是一个化身，很多人的愿望和情感的化身。那个一头黄毛的、瘦骨伶仃不到一百斤的，只为了自己活着吃喝拉撒睡觉生伢子的李芙蓉暂时是不存在的。
当然，促使她最终下定决心的那许多原则里，也包括了“专员”对她的教诲，要分辨大是大非，不要认官大官小。
1976年1996年
李芙蓉伸出发抖的手，揭下“专员”氧气面罩的那一举，永远地决定了她后半生的命运。
“专员”在交出长期担负的重要责任与使命之前签阅的最后一批文件中，有一份是有关部门拟定的要逮捕法办的反革命要员的名单。“专员”从上面重重地划去了“李芙蓉”三个字，笔就从他的指缝里滑落下去。旁边的人赶紧帮助他调整好姿势，重新仰躺在病榻上。好久他才睁开因为痛苦而闭上的眼睛，说出他划去“李芙蓉”的理由：“算了吧。一个黄毛丫头。”
这是李芙蓉摘下他的氧气面罩一年多以后的事了。李芙蓉最后的冒失与其说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不如说给他的心理打击更大。在他退出第一线岗位，每天仰靠在床头，向他妻子口授回忆录的时候，关于李芙蓉，他的结论是：这是他整个政治生涯中最为惨痛的失败之一。然而这又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种失败。
整个清查过程都在进行隔离反省的李芙蓉，在县委换届的时候自然落选，安排到县人大当主任，仅保留了正县级别。县人大主持日常工作的是一位副主任，很强干，也很有理论水平，开起会来不用稿子，一讲就是半天。李芙蓉插不上嘴，只有陪着干坐。这样坐了几年，男人办了退休，觉得在县城没有意思，执意要回李八碗的老屋，逼着李芙蓉跟他回去做饭。李芙蓉不到退休年龄，还是打了报告。正好赶上县人大换届，上面也就没有再推荐她作下届人大主任的候选人。
李芙蓉随男人回到李八碗。刚回来的时候，是谢真当镇长。她到李八碗来看过李芙蓉几回。
谢真1965年在省城初中毕业，响应号召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而且选中了李八碗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为此，省报上很宣传了一番。下来没有几天，就又晓得她还写得一手好文章，省报上她的如何“身居茅屋心怀天下，脚踩污泥眼观全球”的体会文章，就是她自己写的，决不要记者代笔，而且不消改一个字，就能登。这真好比一只凤凰飞到鸡窝里，当时的镇长李芙蓉自然是十分地看重，时常由镇政府发误工补贴，把她借到镇上来写用三兜粪、三块石头打倒帝修反的总结、汇报、新闻报道。谢真长得也好看，又文文静静，有她在场，或沏茶，或记录，听汇报的上级领导或记者就总是兴趣十足，表态也十分爽快，都是肯定成绩的好话。“亏得有这么一支金笔杆！”李芙蓉常常这样真心实意地感叹。她是从理论上明白了舆论的要紧：人是一样的人，事是一样的事，宣传不宣传大不一样。嘴里一块肉，左红右绿么。
李芙蓉在镇党委会上提出来，把谢真作为接班人培养对象，大家都同意。可是一外调，就现了芦花。谢真原来不叫谢真，她的生父是右派，劳改期间死在农场里。后来母亲带着她改嫁给了一个姓谢的工人。李芙蓉她们于是很愤怒，埋怨省报不负责任，为了宣传需要，就把右派的女儿说成工人阶级的女儿。
谢真当然是没有当成接班人，就是金笔杆也不能再作，只好安安心心地身居茅屋，脚踩污泥，在李八碗一住十来年。直到七七年考上省农学院在专区办的一个分院，读了两年大专，分到县农业局，又作为领导干部梯队人选下基层锻炼。因为熟悉李八碗，这个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