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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 life， I would promise that I marry you。
Fare well， my love。
Fare well， A dai。
Believe in future！
现在再读这封信，没有以前的那股心潮起伏，只是思牵肚念，身边没有什么了，空落落的。一种失落感仿佛在讲诉我一个人活在不夜的城，孤零零地，有点“凄凄，惨惨，戚戚。”我责怪自己当初为何不把信好好地收藏，现在只剩这英文的译稿，想起皓子刚翻完时，曾拿着与原信给一位对英史颇有研究的老师看，得到的评价是：虽有不少错误，话也并不很地道，但是感情却饱含。对此，我很感激皓子，我从不想把它译成汉文，怕的是没了那番滋味。
也许大姐大的劝说是对的，如果我不记叙下来，谁知道哪天便会真的忘记了。记忆就是这样：我们把事件存储于记忆，好像一张图画；长时间后再来找时，一些细微笔墨看不大清了，我们就会为它添上一笔。久而久之，脑子里想的，嘴里说的已不是原来的事了。
我总在看三本书。我的意思是说，即使我已经看过了而且还将要看不少的书，但我老是翻来覆去地看其中的三本。它们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钱钟书的《围城》以及德国人施林克写的《生死朗读》。三本书都算不上很长，而且也不太深奥，所以我不会在看第一遍时就失去兴趣而中途放弃阅读。其实就算它们很长，我想我也会读完的。前两本书都是买了即开始看的，但第三本却不是。它是我是在书市上发现的。与那里翻印得版本很多的古典小说或哪儿都卖的所谓畅销书不同，我看见它的时候，它就是静静地躺在那儿。那本书小而薄，很精致。携带起来也很方便。我甚至没看前言和后记就把它买下来，尽管那书几乎没被打折。回到家，我就迫不及待地翻看，甚至没搭理我以三折价买下来的倾心已久的中华书局版《金瓶梅》。我只看了两分钟，就把那本薄书扔到了一边，就因为看了前言。想想我们（爱寻求过程的那些人）最讨厌的就是看已经知道结局的故事。实在搞不懂在前言里就交待故事梗概的做法是何居心，总之，我把它扔在书架下。
阅读《生死朗读》是在买它的半年以后了，我那会儿因穷极无聊才把它从“冷宫”请出来。我没想到自己一口气看完了全书。后来，我更是经常把那本装在包里，闲了就翻翻，随手地翻看。每一次读都有不大相同的感受。我也会把自己的故事和书里的情节作比较。
我不像书中的男主人公，但白雲却有史密芝。汉娜（书中的女主角）的影子。我并不是说她们性格相同或是从事着同样的工作或别的什么。她们一样的是对男主人公的感情。但就是在一点上，她们的表达方式又是那么的不同。也许她们还有一点是相似的，那就是书中的汉娜比白格（男主角）大了二十岁，而白雲也比我大，只不过没大那么多，只有六岁。可是朋友说过，五岁的差距就可以产生代沟的。
我不停地体会书中的故事，一会儿想想我就是白格，一会儿又觉得我们的性格完全不同。但每当我看到白格和汉娜在一起的时候，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我肚子里刮着，用力地刮着，仿佛是饥饿的感觉。每一次看到结局，我背上和两臂的汗毛孔就会乍开，要一会儿才能复原。我也总是把我们的相识和分离和书中作着比较，我和白雲的分手与书里的不同，至少没那么不幸。可是从不同的角度上看来，哪一对更不幸呢？
我们的相遇与书中一样是邂逅，我那年和白格那年同岁。
15岁是我最倒霉的一年。刚刚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又和三哥同那夥儿人脱开了关系，这些都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可是上学不到半年，我就病了。不是器质性病变，是精神方面的。我处于一种元精神（请准许我用这个词）兴奋状态。起先是逃学，后来发展到根本无法在学校里呆上哪怕是一小会儿，我迫切地从那个环境逃出去。一个人呆在家里的结果是我白天无法出门，因为我见到谁都会产生很大的火气，但我又知道自己不能随便动手打人，所以只能压抑自己。这些压抑的结果是使我更加精神紧张，陷入了恶性循环。不得已，我选择了修学。
父亲带我去看心理医生，我也很不配合。经常是预约了，但由于我心情不好懒于等待而甩手就走。我去过北医，也去过中医医院，没有人说得清我有什么毛病。其实也不怪医生无能，实在是我根本不愿理会医生的提问，或者也不愿把我初三到当时心理上巨大的变化说出来。我一般是坐在那儿，听大夫问，然后胡乱说几句，其余的由父亲代言。他不知道我怎么了，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还曾去过积水潭，尽管也是收效甚微，不过我倒是很喜欢给我看病的那位老先生。最后我落到了安定医院，这可是一件挺恐怖的事儿。现在分析自己的病因，我很明现地看出与我的经历有关。十四岁以前我所树立起的善良友爱的世界观（如果可以叫的话）在一瞬间被摧毁。我眼见的是弱肉强食，为了不使自己成为受害者，我努力变强。我跟了三哥，当然还有那一帮哥们儿混在一起。作为一个孩子，我们很难理解父母对自己的爱，因为他们不会大声地说出爱。孩子看到的只有父母严格的要求。我根本无法领悟父母的爱，在外面混的那一年里我却深刻体会着友情。在外面混的孩子没有我们普遍认为的那么坏，甚至有真正的好人。混的那一年，我形成了新的理想，但是三哥苦口婆心地劝告使我最终考上了高中，而且跑出了圈子。我告诉自己应该在新学校里好好地学，但生活方式的骤变使我无法适应，我在初三时几乎是不上课的，到了高一我必须认真上课，而且是身在强化班。我压抑着自己的意愿。压抑是不会随时间推移而减弱的，它只是越来越强，终于强到我无法忍受了。（多拉德与米勒的“挫折——攻击”学说）
这些当然只是我现在的看法。在安定医院里我被当成了轻度精神病患者。定期的看病，吃药，只是没到住院的份儿。我不得不吃含有激素的药片：红瓶的是“罗拉”，蓝瓶的是“舒必利”。我没有看见精神转好，但是在激素“催肥”作用下变得臃肿了，初三毕业不到一百三十斤的我在身高不变的情况下，吃药仅两个月体重就直逼一百九！药物使我的身体蠢笨，大脑也不那么灵光了。我的骨骼定了形，三年高中只长了三公分。假设药有疗效的话，这些我也能忍，但是一切照旧。
那段日子三哥曾来找过我一次，可那次我几乎没搭理他。事实上我的眼睛不会长大，但是脸却肥胖，再加上我的嘴很小（他们说我远看三只眼！），所以脸差不多是一团了！三哥看见我的样子差点儿掉了眼泪，没说几句就走了，临走时只有一句：保重！
我无法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脾气，而且这团烂肉走在街上难免被人笑话，这只会更加激怒我。我白天只有呆在家里，或玩玩游戏或睡觉。我讨厌看父母和邻居那难过而同情的目光，他们不愿再说我或者不敢再说我（这真的很可怜！）。母亲买来了兔子（母亲是很讨厌脏的，但她为我还是买了！），不过被我并无恶意的拎起脚摔在箱子上了，原因是我想让它老老实实地呆在我腿上而它不干。这一摔的结果大概是摔坏了它的内脏，半个小时后它开始抽搐：侧着身子，腿一蹬一蹬的，红眼睛像是充了血。最后，它发出了一阵叫声，全身僵直，死了。我从来没听过兔子的叫声，也没听说过兔子会叫。但这只兔子在它死的时候却叫了，很凄历。这成了我以后恶梦的一个来源，但在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感觉，抓起它冷硬的身体扔在了垃圾筒里。
那一年里，唯一能让我暂时忘却痛苦的时候就是入了夜。大约十一二点时，父母都已睡熟，我从床上悄悄坐起来，穿好衣服。用十分稳健的动作打开屋门，然后走到院子。声音如此之小，以致从没有吵醒过他们。我有时会骑车出去，不过更多的时候是走着。
我总得上街，不能老是呆在家里。我夜复一夜地绕着后海和它周围的那些胡同转。后海离我的家很近，慢慢腿儿着也不过半个钟头。我喜欢那里，特别是那儿的夜景。没有人，但是有树，有风。风是夹杂着水草的腥气的，不过对于成天闷着的人来说是非常好闻的。我很喜欢在后海边的石亭里站一小会儿，盯着远处的灯火或是干脆就看看水面。水草有不少伸到了水面，一片片蓝黑色的，很深沉。我喜欢那水草，不过游泳的人就不然了。事实上，后海淹不死六七个人这一夏天就过不去。我也曾亲眼见打捞淹死的人。
我之所以后夜里才出去，大概是因为人少吧。
夏天过半的时候，有那么一次我不想再走后海那边了。我想也许换个地方会更好，我这样告诉自己，总围着一个地方会烦的。我于是换了别的路，那以前我也偶尔走过。我十二点出来，走到那立交桥下已是凌晨一点了。
我看见从桥下一直到远处排满了红色夏利。我好奇地走过去，那些司机有些靠在车里听收音机，有的出来喝点儿啤酒吃吃烤串。怎么会有这么多司机？我大惑不解。
继续走着，我看见了有人坐进出租车。有的是一个男的带两个女的上车的，也有只带一个的。人们多是从前面的迪厅出来的。小姐们一个人脂粉性感，男人们多是脑满肠肥，大概也和我当时的体型差不多吧。不过穿着是不同的，他们都西装革履的，而我不过是一条牛仔裤，一件短衬衣。我不太傻，知道了这里还夹带作些“人肉”买卖，卖的乐意，买的倒也心甘，只不过我看着一阵阵地作呕。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