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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江南，四出游乐，刮尽民脂民膏。
杨广开运河的目的不是为人民兴修水利，而是便于他一个人乘船前往他曾经镇守过的当是全国最繁华的大都市江都游玩。六０五、六一０、六一六年先后三次下江南。帝王出游已经不平凡，杨广出游更是威风八面，仅皇家乘坐的龙舟就有数千艘，不用桨篙，而用纤夫，拉纤的达八万余人。禁卫军乘坐的军舰也有几千艘，由军士自己拉纤。一万多艘船只，首尾相衔一百余公里。骑兵夹岸护卫，万马奔腾，旌旗遍野，场面甚是壮观。饮食供应由二百五十公里以内的地方政府奉献，竞争着极尽精美，宫人们无法吃完，临走时一律倒掉。杨广宣称他喜欢江都，其实他在江都仍居在深宫，从没有跟南中国江山如画的大自然接触，他只是喜欢沿途这种使人惊心动魄的派头，只是为了炫耀他的伟大。杨广于公元６０８年，令天下鹰师集长安，一来就有一万多人，６１０年他又在洛阳端门街盛陈百戏，天下奇伎异艺毕集，一月方散，他自己也好几次微服去观赏。他又听说吐谷浑（鲜卑之流入青海部落）行波斯马，放在青海草原，能生龙驹，一日千里，他就入雌马两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种种荒诞不经之事就是为了满足他的炫耀欲。杨广最后一次出游江都，因遍地变民武装截断了他的归路，他只好在江都住了一年多，最后被亲信大将宇文化及绞死，死时才五十岁。强大的隋王朝也跟着完完。
杨广跟他的前辈石虎、高洋之流的暴君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石虎、高洋之流的荒淫凶暴，可以直接从行为上观察出来，杨广则不然，他给人的是一种非常厚道非常理性的印象，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人民在不知不觉中受其荼毒。他把暴行间接化和制度化，使其成为一种合法的暴政。这暴政表面上好象不是杨广的本意，实际上却恰恰是他的本意，而且他的本意比官员们更恶毒，所以对人民的伤害就更大，人民的还报也就更为惨烈。以隋王朝力量的雄厚，如果杨广只是中等暴君，帝国可能仍承受得住，不致迅速覆没；得杨广的暴政太全面了，他在短短的十五年中，就灭掉这个空前富庶强大的帝国。
杨广绝顶聪明，这是他的优点；但聪明人都有自视过高、瞧不起他人的弱点，尤其是听不进相反的意见。如果不能战胜这个弱点，聪明就可能成为一把自伤的利剑。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杨广不能也不愿意战胜自以为是的弱点，他尝对大臣宣称：〃我天性不喜欢听相反的意见，对所谓直言敢谏的人，都说他们忠诚，但我最不能忍耐。你们如果想升官晋爵，一定要听话。〃事实证明，杨广的聪明对他自己和他的国家起了极为有害的作用。
五、明王朝的暴君极权体制的罪魁。
在写《中国历史上的暴君》这篇文章时，我感到最难以下笔的就是这一章。首先，明王朝的暴君数量之多，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二十任皇帝就有十七个是暴君。其中二任帝朱允 火文一上任就遇到叔父发动的叛乱，四年后兵败身死；十五任帝朱常洛在位只有三十天，还来不及作恶；如果让这两人多在位几年，也极有可能成为暴君，事实上只有七任帝朱祁钰一人不是暴君。其次，明王朝虽然出了那么多的暴君，可寿命却出奇地长，竟统治中国达两百七十七年之久。如果加上南边的三个流亡小朝庭，合起来有两百九十五年，比强盛的唐王朝的寿命还要长，不象大分裂时期的那些暴君一样马上招致王朝的覆亡。再次，明王朝的暴君除了十一任帝朱厚照之外，本人并没有太多的众所周知的暴行，暴行多半是下面的官僚和太监干的，但这些官僚和太监正是秉承皇帝的旨意。朱元璋和朱棣虽然残暴好杀，可都是在惩治贪污叛逆和整肃史治的幌子下太开杀戒，直到今天还为人民所称道，咋看起来好象是明君而不是暴君。我们不能被假象所蒙蔽，明王朝的暴君不但作恶多端，而且遗害无穷，流恶难尽，对中华民族的伤害较之大分裂时期那些禽兽不如的暴君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以前，中华民族尽管多灾多难，但一直以一个强大文明的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自明朝以后，中国落伍了，从天朝大国加速度下滑到二流末国到最不文明国家，以致十九世纪欧洲人侵入中国时，中华民族竟堕落成为一个白痴般的民族，究其原因，始作俑者正是明王朝的暴君，正是他们创立的那一套极权专制体制毁灭了中华民族的灵性和进取精神，窒息了中华民族的生机，使华夏文明比西方文明至少落后三百年。三百年的落后，才是明王朝暴
君无与伦比的罪恶。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叙述这些罪恶的内容和危害。
1、蹂躏人权，毁灭人性的尊严。
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平民出身的帝王，骨子深处有着浓厚的自卑情结，异常羡慕官员和士大夫所保持的优越地位，因而产生强烈压制别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必理平衡。中国古政治思想中本来就缺乏人权观念，但故意建立摧残人权制度的，则由朱元璋创始，即三百年间使人闻而战栗的〃诏狱〃和〃廷杖〃。〃诏狱〃就是由皇帝直接指挥的皇家特务组织〃锦衣卫〃，后来又增设相同性质的〃东厂〃、〃西厂〃和〃内厂〃等非正规的司法系统，由皇帝最亲信的宦官主持。这些特务组织最初只是负责调查及逮捕谋反妖言大奸大恶之人，后来发展到专门用于迫害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和人性较为充分的上流社会人士。这些特务组织相互交错，密如蛛网，遍布全国的各个角落，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夫妻吵架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到了皇帝耳中，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宦官主持诏狱的最大方便，是他可以随时向皇帝直接提出报告，皇帝可以随时向宦官发布命令。宦员没有文化，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潜意识中对正常人尤其是上流社会人士有一种仇恨心理，犯人一旦落到他们手里，命运可想而知，活命或不受惨烈苦刑的希望几乎等于零，即使没有犯任何罪，在难以忍受的酷刑之下也会承认自己有罪，哪怕是灭九族的罪行也会招认。这种罪恶的制度还人为地鼓励〃告密〃和〃打小报告〃等人性中最丑陋的行径，毒害中国人的品行，使中国人变得短视冷血，人格日益向低层次滑行。
对人权具有同等摧毁功能的还有廷杖，即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打罪犯的屁股。这是一种痛苦难忍的刑罚，受刑人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满口中，胡须能全被磨脱，情形惨不忍睹，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的往往在杖下毙命，饶幸不死也要割去败肉数碗，医治半年以上。肉体的痛苦也许是次要的，最难医治的还是心灵的创伤，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下身并呼天抢地，那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无法接受的羞辱。在廷杖制度下，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性的尊严。
2、建立绝对专制的极权体制，窒息中华民族的生机。
朱元璋得天下后，对当初打天下的功臣大开杀戒，前后一共杀了五万多人。除了常遇春和汤和外，起兵时共过患难亲如手足的朋友连同其家族全惨死在他的屠刀之下，连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刘基、李善长也难逃毒手。朱元璋把有能力的人杀光后，即下令撤销中书省编制和宰相职位，擢升六部为一级中枢机构，各部首长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不再设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发号施令。中国有史以来在政治上占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从此消失，皇帝遂在没有助手帮助的情形下，单独处理帝国事务。朱元璋对这个措施很是得意，认为是他最高智慧的结晶，可以使朱姓家族牢牢以把握权力魔杖，保持明政权千秋万世。朱元璋为了防止大权旁落的确费尽了心机，他想方设法把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身上，可问题恰恰出在皇帝身上。朱元璋来自民间，政权又由他创立，深知创业的艰难，为政比较勤奋，对繁琐的政务还可勉强应付。问题是靠世袭制即位的皇帝不可能都是英明勤奋的，朱元璋的后裔就是一群荷花大少而且是一群恶少，生长在深宫之中和女人宦官之手，既没有能力也没有热情处理政务，面对着千万种变化莫测的帝国事务，必然手足无措。朱元璋平均每日要批阅一百五十件奏章，裁决四百种案件。从前有宰相可以帮助皇帝，如今没有人能为他分担，他也不准别人分担。荷花大少皇帝没有朱元璋那样的吃苦精神，只有依靠秘书机构，后来则依靠宦官代理政务，于是大权逐渐滑入秘书和宦官之手。宦官是最没有能力最没有爱心最没有原则道德水准又最为低下的一个群体，由这些人掌握生杀大权，人民是不可能有好日子过的，社会也不可能向前发展。明王朝的暴君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每个暴君都出奇地懒。除了朱棣朱元璋比较勤政外，其它的暴君对玩乐胡闹的兴趣比理政的兴趣要大得多。十五世纪六十年代，明王朝开始出现一种自从人类有政治组织以来，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断头政治〃。从九任帝朱见深
起，皇帝长年龟缩深宫，不和大臣见面，也不上朝理政，十四任帝朱翊均在位期间，二十五年间只在金銮殿亮了一次相，台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臣竟然不认识他。中国历代王朝的皇帝，无论如何昏聩凶暴，总是经常地都要出席金銮殿上举行的清晨会报，跟群臣见面，讨论国政。必要时还出席小型的在别殿举行的高阶层会报，听取并裁决大臣的意见，术语称为〃早朝〃或〃视朝〃。只有明王朝的暴君始终藏在深宫，大臣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大臣，其懒惰昏庸可想而知。由这样的懒皇帝来包揽国家大事，国家会治理成什么样子就不用和谁打赌了。
极权体制的另一个弊端是：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其他的官员就处于相当被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