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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严重一时的匪祸，也基本上被消灭。
1951 年8 月3 日，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上作了《关于
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
对于反革命残余势力及其破坏活动，采取坚决镇压的方针，乃是中国人民反对
美蒋斗争的继续，为中国革命发展所必需，也是中国人民巩固胜利把革命进行到底
的必要步骤。毛主席再三再四地提醒过我们，要我们不要放松对于反革命残余的警
惕，我们的《共同纲领》对此也是规定得很清楚的。
但是，当我们对此认识不够深刻因而缺乏警惕的时候，曾经发生了对待反革命
分子宽大无边的错误倾向。在将近大半年的时期中，曾因此造成国家和人民的严重
损失。仅就我们有4 万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在广大新区被反革命分子杀害这一
点来看，就是极其痛心的损失。至于去年大半年，反革命气焰嚣张，到处破坏，实
在达到了令人难于容忍的程度。因而广大人民不满意我们，在这一点上说我们“不
像个人民政府的样子”，是完全有理由的。
在毛主席正确方针下，在广大人民的要求和督促下，我们改正了错误，坚决逮
捕、处决了大量的反革命分子，因而我们也就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和成绩。
在全国各地已逮捕大量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
会道门头子，已被处死刑。在这批首恶分子中，匪首、惯匪占一半；恶霸占三分之
一以上；反动会道门头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有恶霸行为）
占不足百分之十；特务地下军头子占百分之十几。此外有大批反革命分子已被判处
徒刑，另有一大批尚在关押审判中。
罗瑞卿在报告中认为：“这次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按：从
1950 年10 月到1951 年5 月），是正确的，健康的，一般的没有发生偏差和错
误。”“但是，个别的错误与偏向，也不是完全没有的。这主要是在这次镇压反革
命运动高潮的后期，若干地区工作中，曾有过草率和粗糙的现象，因而在这些地区
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也杀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反革命分子。对于统一战线中
应该照顾的方面亦发生了若干照顾不够的偏向。这些缺点和错误是应当引起重视的，
在今后的工作中是不应重复发生的。
但这些缺点和错误，仅属于个别的性质，而且大体上都适时纠正了，因此并不
影响镇压反革命的总的成绩。”对于毛泽东领导的镇反运动，站在不同的立场会有
遇然不同的看法。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平民大众是拥护的。说三道四的主要是国
内的右翼势力和国际上的人权主义者。但他们也是有自己立场的。当杨虎城和宋绔
云两家6 口被军统特务杨进兴等在中美合作所杀害的时候，当蒋介石成千上万地屠
杀共产党人的时候，他们并不说话，并不出来保护杨虎城等的人权；当杨进兴被人
民政府抓获以后，与像杨进兴那样的手上沾满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鲜血的特务、土
匪、恶霸被镇压的时候，他们出来说话，保护杨进兴们的人权了，这些先生的立场
能说是公正的吗？！
周恩来临时改变行程
印度尼西亚瓜哇岛西部，有个著名的度假胜地叫万隆，它坐落在群山环抱的山
谷之中，诸峰黛色，幽境迷人。
1955 年初，由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但、缅甸和锡兰（现称斯里兰卡）
5 国总理联合发起在万隆召开亚非会议。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次在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下，由从殖民主义
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发起和召开的讨论亚非切身利益有关问题的大规模的国
际会议。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除印度等5 个发起国的政府首脑外，还有束埔寨、阿
富汗、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
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
土耳其、越南、也门等国的政府首脑，新中国也在被邀请之列。
这样一次重要会议，我国当然要出席。经过中央的研究，决定派以周恩来为首、
陈毅为副团长率代表团出席。
关于出国的途径，先是周恩来提出由香港坐船走海路，那样可以在船上休息两
天。经与有关方面的研究，认为走海路不行。因为当时来往于香港和印度尼西亚之
间的船只，只有荷兰的两只小型商船，一只5000 吨，一只3000吨，单程要走一个
星期。如蒋介石特务机关派出特务沿途破坏，则安全很难保障。于是便放弃了坐船
走海路的设想，改为由香港乘飞机去印度尼西亚。
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实行封锁，我们既没有大型飞机可坐，也没有去印度尼
西亚的国际航线可用，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与印度航空公司商谈，决
定租用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商定，4 月11 日我代表团乘该机启程时，
该机作为正常航班，上午飞抵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于1 时从香港
启德机场起飞，直飞雅加达。
为了保证我国代表团能准时、安全地出席亚非会议，我公安部门还做了代表团
由云南昆明乘汽车，经滇缅公路出境到缅甸，然后由缅甸换乘飞机飞雅加达的安排。
为此，中央警卫局特派李福坤副局长和伍全奎同志，紧急赴昆明，要求云南省有关
部门派专人协助，进行实地勘查，并尽快做好全面的可行性部署。
4 月3 日，公安部特别就代表团将出席亚非会议通知有关单位的工作人员，要
求他们密切监视美国和台湾方面的动静，以保证出席这次亚非会议的代表的安全。
两天后，即4 月5 日晚上12 时，一位从香港返回广州的广东省公安厅侦察人
员，专程从广州赶到北京，汇报说：“美国和台湾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已获悉代表团
的行踪，他们正策划乘新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恩来及代表团成员，
并已分头行动，其行动代号为‘1 号’。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有可能出现意料不
到的情况！”第二天凌晨3 时，周恩来接到了这个紧急情报。他立刻把公安部的负
责人召来，要他们迅速核实情报的准确性，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
凌晨4 时，公安部派人与广东省公安厅那位侦察人员一道，紧急飞广州，第二
天一早即潜入香港，对这宗惊人情报进行核实。不过，公安部特派员在香港的活动
亦不怎么顺利，所得的情报与广东省公安厅的情报大致相同，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面对这一严峻的情况，是去，还是不去？就成了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于工作人员和同事们的劝说，周恩来坦然地说：“蒋介石太蛮了！以为这样
就可阻止我前去万隆，当年重庆百万禁军之地毛主席也敢闯进去，难道这小小的威
胁就能难倒我吗？”正当代表团成员全力以赴进行准备之际，周恩来总理接到了缅
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电报邀请周总理去万隆参加亚非会前，先在仰光休息两天。
并称，届时他将派飞机到昆明来接。经了解，吴努邀请周恩来在仰光休息两天
的意图，是想在大会召开前在仰光同几个主要参加国的领导人先碰一下头，研究一
下会议的有关问题。 吴努总理对中国领导人如此尊重，周恩来自然欣从。于是，决定代表团兵分两
路：一路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于4 月7 日先去昆明，待
缅甸所派飞机试航成功后（那时我国和缅甸之间尚未通航）再启程去仰光，之后由
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代表团其他成员则按原订计划于4 月11 日由香港乘印航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雅加达。由于敌情复杂、多变，中央决定加派公安部杨
奇清副部长随周恩来去昆明。
4 月7 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一行乘车离开中南海，驶向西郊机
场。这时，中国民航的伊尔—14 飞机已经停在停机坪上，机组人员也已做好了一
切准备。正当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要离开候机室时，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
青长匆匆赶来了，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总理。这是在代表团出行前我
有关部门获得的又一次警报。情报说，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
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将定时炸
弹放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油箱里，以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人员。
据周恩来总理卫士长成元功日后回忆：“对这份重要情报，周总理非常重视，
看后当即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然而遗憾的是，当这样一份重要的情
报，转到外交部后，外交部有关领导同志未予重视，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不幸失事
4 月8 日，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乘伊尔—14 抵达昆明，此时在北京乍
暖还寒，树木还都光秃秃的，而昆明却已到处鲜花盛开，春意融融。代表团成员换
上了为这次出国新制作的派力司套装，一个个显得年轻、神气多了。
周恩来在动身来昆明之前，刚做过阑尾切除手术，所以北京医院特地派外科主
任王励耕陪同来滇，进行护理。此时，到缅甸的航线尚未开通，周恩来和代表团成
员便在昆明休息等候。
4 月9 日，喜讯传来：试航成功了！代表团成员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一来，
他们就可以由昆明飞仰光，再由仰光飞雅加达了，也省得在滇缅公路乘车受颠簸劳
累之苦了。
但周恩来并没有忘记先行到香港的代表团其他同志的安危。就在试航成功的当
天晚上9 点多钟，周总理打电话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