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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被发现已离开通商口岸，他们只须被带到最近的领事那里去就行。虽
然不是每一个条约都十分明确地包含这些新的特权，但最惠国条款使得给予
某个国家的任何特权也自动地适用于他国。
法国对天主教士和中国教徒的危险处境表示关切，企图在它的条约里写
入信教自由条款。它的这一企图失败了。但是法国的谈判者强使中国政府颁
布了两个稍微放松现行禁令的敕令。第一个发布于1844年12月，宣布不迫
害忠诚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第二个发布于1846年2月，它向各省当局阐明
了宽容信教的新政策，并又作出了让步，即康熙时代以来一些旧的教堂如果
仍然继续存在而又没有挪作他用，应归还给基督教所有。
新的条约和敕令促使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剩下的几年和五十年代天主教和
新教的传教活动大为开展。涌入中国的天主教牧师显著增加，仅仅耶稣会在
1843和1857年之间就新派了五十八名传教士赴华。其他教团也恢复了活力。
虽然首先考虑的是把以前建立的和听其自生自灭的天主教团体重新建立起
来，但是又开辟了一些新地区和开创了一些先例 （最明显的是十九世纪四十
年代天主教修女先遣团的来华）。各种迫害继续妨碍天主教工作，特别是仇
视外国人的咸丰帝即位 （1850年）以后，官方制造的麻烦 多得很。教会的
合法地位尽管仍然软弱，但是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它已经较顺利地扭转了
走下坡路趋势，内地的天主教教士比签定条约以前享有更大的行动自由。
与天主教徒大不相同，新教徒在条约生效期间更喜欢开放口岸的安全和
比较舒适的生活。其原因有几点。内地还没有新教徒团体和设备需要予以照
顾。新教教士在数量上还很少，据报道1858年是八十一人；仍在进行的准备
工作在通商口岸进行交涉要更加有效。最后，他们与天主教兄弟不同，新教
徒常常有家室之累，在这个早期阶段，家室之累是他们卜居口岸以外地方的
无法克服的障碍。
个别新教传教士也偶尔到内地旅行去搞侦察活动，顺便有时散发圣经和
小册子，甚至向相当大的人群布道。一个特别容易受骗的传教士郭施拉想出
了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想通过一小队来自香港进行活动的中国信徒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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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整个清帝国瞩目基督教。但是，郭施拉的许多“布道者们”原是一些狡诈
之徒，他们只是假装离开香港，却把经费拿去抽鸦片烟，把郭施拉所交的书
籍卖给印刷商，但印刷商又立刻将它们卖回给郭施拉。
有一件无比重要的事件使内地中国人认识到另一种形式的基督教，这就
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震动和蹂躏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叛乱。
古怪的太平军思想体系受到了新教徒著作的强烈影响，两个最高叛乱领袖洪
秀全和洪仁诠阒萸遵鲂陆探淌康慕袒濉Ｋ淙惶骄畛踉谛陆掏街小�
间激发起莫大的兴奋，但是他们背离了新教公认的最低限度的精髓，很快便
①
失尽人心。不论太平军运动有着怎样长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 它在
宗教上的影响看来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随着运动的失败而消失了。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新教徒的传教活动中比较持久的（虽然是
不大引人注目的）见证是在著作方面。1850年《新约全书》的所谓“委员译
本”的翻译工作圆满完成，它代表了整个新教徒传教团体把 《圣经》译成通
俗中文的部分成就。虽然某些人认为这委员译本不够准确，但是它的渊博和
典雅是不容争辩的。英国圣经公会所采用的这个译本到 1859年印行了十一
版，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仍在使用。
这个时期新教徒中间另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是理雅各决定把整个儒家经
典著作译成英文，“以便使世界其余地区真正了解这个伟大的帝国，特别是
使我们能够具有足够的知识在中国人中间进行传教活动，从而获得持久的成
①
绩”。理雅各 （1815—1897年）抵达香港 （1843年）以后不久，便在四十
年代在伦敦会的赞助下开始了这项工作。《理雅各英译七经》第一册虽已出
版一百多年，至今仍被世界各国汉学家认为是标准译本。理雅各原先承担这
副重任主要是想提高传教活动的功效，但这一点已经被人遗忘了。
法国的保护领地和第二个条约
1858和1860年的中法条约使所有基督教徒在华传教的地位发生了革命
性的变化。法国在中华帝国没有实实在在的真正利益，觉得必须创造一种精
神的利益，以抵销英国对手的威望和影响。这就是它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
始承担罗马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拥护者和保护人角色 （以前由葡萄牙在中国任
此角色）的主要政治原因。
唯一的问题是法国怎样大力去担任这一角色。在四十年代末期它曾犹豫
不决。但是到五十年代初期，国内日益增长的帝国主义情绪与在华天主教士
施加的压力相呼应，要求对法国政策进行更加有力的指导。1856年2月29
日广西省判处法国传教士马赖死刑是公然违背条约的，使法国获得了参加
1857—1860年军事远征的必要的法律口实。当战争结束和分配胜利果实时，
法国方面最明显的实际受益者是天主教传教势力。
这种利益是相当大的。 《中法天津条约》（1858年议定，1860年批准）
第十三款保障天主教士在清帝国各地自由布道和从事宗教活动，保障中国臣
民有权进行基督教活动而不受到惩罚。这项条约还正式废除了以前反对外国
宗教的全部官方文件。
① 无论如何这种观点仍然普遍流行。最近一部持修正态度的新著作争辩说，太平天国的宗教“异常忠实地
再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新教的原教旨主义。见特雷德戈尔德：《西方在俄国和中国：近代
的宗教和世俗思想》，卷2 第50 页及其他诸页。
① 引自林赛·里德的《传记笔记》，此文介绍了1960 年香港出版的《李雅各英译七经》，第1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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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中法条约法文本第六款重申以前中国的诺言：把所有被没收的教
会和慈善机关的设施全部归还天主教会。中文本则走得更远，这显然是由于
①
法方一个通译的欺骗行为造成的。中文本保证全中国不禁止天主教；非法逮
捕天主教徒的人要受惩处；以前没收天主教的教堂、学校、公墓、土地和建
筑物的契据要交给法国驻北京的代表使之物归原主；最重要的是允许天主教
传教士在各省租赁或购买土地，并可随意在上面营造建筑物。
中法条约大体上确定了该世纪余下年代里天主教传教活动的合法的基
础。由于最惠国条款，新教教士也从这个新秩序中得到利益。新旧两派传教
士象保护宝物一样保护他们在条约上得到的特权，并且常常逼迫本国政府坚
持这些特权。然而当时似乎谁也不关心这些特权是怎样得来的。
基督教传教的机构、规模和经费 （1860—1900年）
新条约为 1860年以后传教运动的空前大发展提供了合法前提。就“运
动”一词的意义是指一个共同方向和一个单独组织而言，此词选得并不恰当。
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由于文化、语言和宗教的原因，大都各自为政，两者常
常并不和睦相处。此外，甚至在它们各自的内部，在组织上的一致性和协作
方面也是很不相同的。
当然，天主教徒表现的团结比新教徒强得多。十七世纪设立了一个梵蒂
冈的专门机构——教廷传信部，以监督和协调全世界各修会和教派的活动。
在中国，传信部通过称为教皇代牧区的行政区进行活动，每个行政区由教皇
代牧领导，他在教阶体制中属于主教一级。一般来说，教皇代牧区以省为单
位，每区委托给一个修会负责。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不久，中华帝国的版图大
致由如下五个主要修会负责：西班牙的多明我会 （福建）、耶稣会（江苏、
安徽及直隶的南部）、遣使会（直隶大部地区、蒙古、江西、河南和浙江）、
方济各会 （山东、湖南、湖北、山西和陕西）、巴黎外方传教会（四川、贵
州、云南、广西、广东、满洲及西藏）。当其他修会参加进某个代牧区时，
则对该区再进行细分而形成一些新的代牧区。
十九世纪最后四十年，天主教传教组织迅速扩大。到1870年，大约有了
二百五十名欧洲神甫。十五年后，又上升到四百八十八名（包括三十五名主
教），而到1900年达到了八百八十六名。
这样巨大的事业（具体地表现在到1900年时在中国星罗棋布地点缀着几
千座教堂、学校和慈善机关），都是需要大规模的财政支持的。在新时代开
始时，这种资助大部分来自教廷传信部和其他欧洲来源。但是在1860到1900
年期间，中国教会开始越来越少依靠欧洲的资助，不过，有些修会依靠的程
度大一些。新的条约允许教会拥有土地，到十九世纪末叶，在清帝国某些地
区教会拥有的土地已经很多很多，最突出的是四川省和天津、上海及南京等
通商口岸。教会土地究竟有多少，教会究竟成了什么样的土地主，这是还需
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天主教各修会虽然各自求取资金，也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