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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泽的父亲的。程恩泽和他的小集团——包括张穆在内——跟祁寯藻有密
切关系；祁寯藻后来做了军机大臣，并且也支持反对穆彰阿的方针。林则徐
以及龚自珍都有反对过穆彰阿的经历。这些关系的特点及其对朝廷制定政策
的影响，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①
②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80 第2 页。
③ 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81 第6 — 9 页；魏源：《答人问西北边
域书》，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80 第1 — 2页。
① 张穆：《蒙古游牧记》，有祁寯藻1859 年的序言。见商务印书馆版 （长沙，1938 年）第1 — 2页。此书
在张穆死后由与长沙的经世致用论集团有密切关系的一位学者何绍基完成。
② 楚金（化名）：《道光学术》，载《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卷1 第345 页。
① 宣南诗社的作用是这种政治联盟的焦点，这个问题在波拉切克即将发表的关于嘉庆道光时代的政治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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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军事防御以及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实际学术活动，也受到出身于另
一地点——内地西南土著边区——的一位士大夫的鼓励。湖南学者严如熤
（1759—1826年）只取得“优贡生”的中等功名，但变成了十九世纪初年经
世致用论最有影响的积极分子之一，而且还有一位镇压白莲教的领袖。他之
进入仕途是通过1800年的一次殿试，他在这次殿试中长篇大论地批评了征剿
白莲教的正统军事战略，主张应改用地方民团和土地分配政策，这与最后被
采纳的战略村办法相似。他原来是当教书先生出身，后来竟能在他家乡——
②
湖南西部的溆浦——的群山中与叛乱的苗民作战。他除了对军事学有兴趣之
外，还是精通那个地区的地理和人种学的专家。他写的镇压苗民的著作中包
含有关于苗民生活的详细材料，这本书的特点是他肯深入钻研表面现象以下
的东西，并且具体地描述了那些根本不相同的部落地区的文化。其他经世致
用论的学者在研究西洋蛮夷的时候，都只能缓慢地达到这样圆熟老到的程
度。在他本人后来做了平定南海海盗的顾问之后，又对沿海的防御表示关心。
他的 《洋防辑要》的编纂显然要比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早几年。此书叙
述了全中国海岸的战略地理，主要取材于顾炎武、清初的地理学家顾祖禹和
明代的军事组织专家戚继光（后者的著作经常被后来十九世纪的官员们所引
用）等人的著作。
从他们各自的观点来看，论述亚洲腹地边疆和国内边境的著作之所以纷
纷出现，是因为他们重又相信学术可为政治所用。这两方面的研究都吸收了
战略地理研究的长期传统，这种传统现在又因人们意识到清朝的软弱而重新
活跃起来。这种战略关心也许不可避免地会转到探讨海洋边疆的新问题上
来，就象魏源不久以后要做的那样。他后来在这个转变中得到下面事实的帮
助，即经世致用之术摒弃了价值论，赞成实效论，后者在对付那些讨厌的、
不论来自何方的蛮夷的文化时是一种防止利权外溢而不可或缺的东西。
严如熤就学于长沙的主要学校——岳麓书院。这个书院和它的姊妹学校
城南书院一起，在形成关心公共行政的风气方面——这是十九世纪湖南名流
的特点——似乎起过强烈的作用。从乾隆末年起到整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止，岳麓书院的头头都是一些有坚实的政府工作经验的人。罗典（1718—1808
年）做过御史，并且是一位特别有成就的学政。他是著名的八股文训练专家，
本质上是一位使用标准的汉学考据技巧以追求经籍真理的人。后来岳麓书院
得到袁名曜（1801年进士）来主持院务，此人是一位战略地理学专家，也是
严如熤和陶澍两人的好朋友。袁名曜在北京服官时曾为清帝职掌过起居注，
所以他有别人没有的机会来观察最上层政治的事件。
袁名曜的继任者欧阳厚均（1799年进士）曾在户部任职十五年，因在公
共行政方面具有非凡的知识而受到尊敬。他在岳麓书院掌教二十七年，据说
门墙弟子逾三千人。虽然我们不知道该校的课程表，但至少很清楚的是，它
的山长们不可能是宋学或汉学某一学派的教条主义者，他们都通晓国家的实
际事务。①
士论文中有所讨论。关于程恩泽，见楚金的《道光学术》一书，以及程氏的墓志铭。墓志铭刊印在程恩泽
的全集《程侍郎遗集》中，载《丛书集成》，卷96 第2212 号第5 — 7 页。
② 关于严如熤平苗的活动，见魏源的《圣武记》（有1842 年叙），卷7 第32—33 页。关于他的传记，见
清史馆编： 《清史列传》，卷75 第45 页；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史》，第4502 页。
① 《长沙县志》，卷11 第32 及以后诸页。李桓编： 《国朝耆献类征》，卷90 第40—42 页；卷132 第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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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认为，在十九世纪的头几十年有一种新精神在长
沙运行着。湖南的汉学…烦琐哲学的权威从来没有象长江下游诸省那样大，因
为正是在湖南，王夫之的能动主义和不可调和的道德观的榜样自从十九世纪
以来就一直流传不息。正象严如熤主张通过边疆的应用研究为实用之学开创
了局面那样，长沙士大夫唐鉴（1778—1861年）变成了恢复宋人伦理哲学的
精神领袖。唐鉴是魏源的庇护人贺长龄的朋友，宣扬对程朱哲学应采取一种
严格而且有些狭隘的尊敬态度，从而使得严密和井然有序的心意训练能集中
地致良知于伦理的教诲上面。但是，唐鉴的一生也是重在行动；他以一位精
明能干的官员见称于时，并举例指出朱熹学说中的两面性，即一方面是自我
修养，与此相平衡的另一方面是有朝气的学习和为国效劳的精神。这种清教
主义的寻根究底的精神，与严如熤的行动主义和实用之学合在一起，变成了
唐鉴最著名的学生曾国藩的思想的基础；后者在1850年以后成了清王朝危难
时期忠君势力的领袖。
1820年阮元在广州创立的学海堂，是这时期另一重要的地方学术中心。
阮元是嘉庆新政中的一名省级新官员。他认为自己是一位学者和文学倡导
人，其风格在很大程度上象他的保荐人的兄弟朱珪所倡导的十八世纪的学
风。而且阮元也是一位精明的行政官员，求才若渴。他在朝廷里有影响，而
他的声誉使他在为官的各任所赢得了信任。1799年以后他担任过好多省级职
务，他在其中的两个任命上创办了两个成为驰名的教育中心的书院：一为杭
州的诂经精舍 （1801年），一即学海堂。
阮元对教育的看法足以说明这个时期学术风气的转变。各班级都规定必
须熟习汉代注疏的词源学和语言学研究，以便掌握经典著作。重点是放在“实
学”上，以及搜讨事实材料和努力把经籍的原则应用在当代的问题等方面。
地方的学术传统有所恢复，并得到重新研究。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两者不同之
处只是一在时间 上，即前者早于后者二十年；一在地理上，即杭州是一个有
重大历史意义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广州则是南中国边疆上的一个贸易港口和
省会。另外，还有不相同的是两处书院开办时的主讲人不一样。1801年任杭
州学监的是王昶与孙星衍；他们都不是本地人，都是进士，是既在朝廷又在
省里服过官的官场老手。他们两人都长年在北京，在收藏历史档案的机构和
四库全书馆工作过，也都是全国知名的学者。
二十年后广州的书院的八位主讲就缺少这样举世瞩目的盛誉了。八个人
中只有两人是进士出身，七人是广州本地人。只有一个人曾任过高于地方教
育职位的官职，而且他还是一位汉军旗人，部分仕途在武职。一句话，他们
并不是那些因跻身于全国知名的士大夫集团而出名的人们。他们的经历是在
地方的政治和学术上。例如熊景星是一位诗人，他只是个举人，没有能够在
考试制度中获得更大的功名。他不满意于学官之职，认为这是使他屈了才；
他也骑马射箭和打拳，因为他认为多数读书人太文弱。他的同事林伯桐也是
一位举人，曾做过学官和广州地区官宦之家的塾师。1810年关于镇压广东海
岸海盗的建议是他应总督之命写的，为此他被授予了荣誉称号。林伯桐是一
位哲学家和军事战略家，他是主张对汉学和宋代理学取折衷态度的第一批广
州学者之一。
教师中的第三位名叫曾钊，只是一位拔贡生，也只是在地方教育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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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他最初被阮元聘为课子的西席。后来他来学海堂教书，1841年被任命
为广州总督顾问，谋划城防以反对英国人。鸦片战争之后不久，曾钊上了一
个关于城防的十点条陈。他曾与林伯桐及学海堂最初八主讲的另一位吴兰修
一起，协助梁廷楠编撰广东海防地理志。梁廷楠本人后来也在学海堂任教。
徐荣为八名主讲人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他是驻广州正黄旗的汉人。他在1836
年离开书院教职以后才考中了进士。他是广东一位著名诗人的学生，他不仅
因善于写诗闻名，也以写了不少高质量的征剿海盗的军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