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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29—47 页。
② 见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3 册第427 页。这种情况绝不仅限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
海的青、红帮与法租界的法国警长具有同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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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拉其普特武士式的反应感到震惊。在乍浦和镇江 （那里有一千六百名旗
人），满洲士兵杀死自己的子女和妻子，以免他们遭受蹂躏，而他们自己宁
可在营房自缢也不愿投降。郭富将军在放出恶臭的死尸堆中写道：“我从内
心深处厌恶战争。”①
① 贺尔特：《在中国进行的鸦片战争》，第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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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败：南京条约
春季反攻的失败引起了清廷内部一场重大的政策辩论。辩论的结果，反
对过林则徐政策的官员或者从贬黜中被召回，或者被任命担任与外交事务有
直接关系的高级职务。年迈的宗人伊里布曾与琦善一起被贬黜，这时又被派
往浙江。有影响的穆彰阿这时实际上是宰相，被派往天津。而在反对派方面，
在朝廷中曾经是林则徐主要支持者的王鼎，于6月份身故，而且据说他是自
尽而死的。但清帝还不能使自己完全改变态度。自幼由师傅们灌输给他的一
切教诲，他对列祖列宗的政策的全部理解，朝廷中“忠义”之士对他的一切
忠告——所有这些形成了一个简单的原则：“明”君不会屈服于武力。姑息
政策就是对帝国和皇室放弃了道德上的责任。历朝历代的历史证明，与反叛
者调和最后总是导致如下的结果：不是被征服，就是使民间对统治家族掌握
王位的权力失去信任。明朝就是这样覆亡的，因此这也正是道光帝所害怕的：
如果他失职，他的王朝也会灭亡。帝国政策的这个原则虽然并未因鸦片战争
而有所改变，但是它已掺杂了其他成分；因为当时已到了这样的时刻，即只
要有可能，就应解除顾虑，出于权宜之计而 与西方搞一些临时的妥协。因此
当时所强调的，就是屈服或者是不屈服的立刻抉择。由于花费了许多精力反
复争论这个问题，关于讲和的条件几乎没有受到注意。
虽然如此，失败是难以承认的。例如，在局势的变化中找希望，或者甚
至在绝望中找出解决办法，这总是有可能的。在乍浦失陷后，一位好战的年
①
轻御史苏廷魁奏报说，英军刚在印度被尼泊尔人打败。因此，清帝一度想利
用这个机会收复香港。后来随着长江战役的发展，他逐渐感到，即使战死也
比向这种赤裸裸的军事力量屈膝好。此后他虽然让穆彰阿和伊里布等宗人担
任了更重要的职务，但仍然梦想按照他自己的要求获得军事上的胜利。
这种既想战又想和的矛盾心理，表现在那个低沉的春天他所作的两件反
其道而行之的任命上。一方面，奕经仍坐镇浙江，继续沿海的作战，而耆英
则于4月7日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也在同一地区进行和谈。耆英系出皇族，
是皇帝的亲信，在北京曾担任过很多高级职务，轻易地增加了他原已巨大的
家私。耆英是个老于世故而风度娴雅的人物，所以人们期待他会在这样棘手
的外交任务上取得成功。然而，他面临两种障碍。首先，朝廷上还存在一种
要求全胜的强烈意见。他必须避免琦善的悲惨下场，不能离北京的意见走得
太远。其次，他必须设法与璞鼎查接触，后者当时正在迅速地溯江而上。当
耆英听到上海陷落的消息就立即奔向那里；但是远征军部队已经向前迅猛推
进。最后，在6月28日，他的一个代表想安排与英国翻译官马礼逊对话。马
礼逊再一次向他说明，璞鼎查不愿会见耆英和伊里布，因为他不相信他们有
真正的全权。除非有明确的诏旨证明他们有充分的权力谈判和约，否则他是
不会满意的。
耆英奏称这名外夷倨傲不恭，这使清帝勃然大怒。清帝有好几天好象要
确实不顾长江地带毫无希望的形势而决定把这场战争继续下去。最后使权宜
之策似乎比较成为入耳之言的是耆英下的保证：即使南京即将失守，征服者
也并不想在政治上进行统治。仅仅为了贸易权而冒着丢失大清帝国的危险，
① 关于苏廷魁的传记，参看张其昀等编：《清史》，第4589—4590 页。苏廷魁的奏章可能指的是1842 年1
月英国人指挥下的一万六千名士兵从阿富汗撤退时遭到屠杀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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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否值得？姑息政策在道义上是令人讨厌的，但是如后来耆英所说的：
“伏思臣等此次酌办夷务，势出万难，策居最下。但计事之利害，不复顾理
之是非。”①
这个论点起了作用。到7月15日，道光帝的思想已有所变化；到7月
26日，当镇江守军溃散的消息在北京被证实后，他授予耆英商谈和约的全
权。耆英有了这个保证，急忙赶去防止英军当时就要向南京发动的进攻。英
军尚等在南京城外，听到清帝国正在集结增援部队准备和他们作战，于是对
这位使节恳请英军稍安勿躁的要求失去了信任。 8月11日黎明攻击快要开
始时，一批喘息未定的使节来到河岸的远征军营房。他们宣布，耆英马上就
来进行谈判。要英军先不要开火，中国会同意他们的条款的。
1842年夏末在南京举行的谈判中，清朝的谈判者耆英、伊里布和当地总
督牛鉴实质上是英国侵略者和北京朝廷之间的调停人。他们的任务是减轻双
方的恐惧和维护双方的自尊心以促进和谐。耆英必须首先和他的两个各有其
幕僚和利害关系的同僚保持协调。他的主要问题是寻找能够与英国翻译官小
马礼逊（第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的儿子）和郭施拉对话的使节。他派遣过
三次使节：第一次派去的仅仅是几个送信人，这些中国军方人员在以前曾送
过信，是英军认识的人。为了开始谈判，第二次派遣出的使节是伊里布的侍
从名叫张喜。此人是伊里布的私人代表，在1840至1841年早些时候的几次
谈判中已经为英国人所熟悉，而且实质上是一个能想方设法引英方人士讲话
和揣测他们意图的谈判者。在这一点上他是做到了的，他先与小马礼逊互致
寒暄，然后在谈话中也以威胁对付威吓。据张喜日记所记，小马礼逊威吓说，
如有必要，英军将长驱直入，溯江而上；张喜则针锋相对地说，如有必要，
①
清帝将武装民众并号召农村起来反对他们，使之感到“草木皆兵”。当然，
哪一方对这些行动也都没打算认真去做。
英方要求中方派出的谈判者是能够认真作出诺言的人。这个要求最后得
到了满足：中方派出了能够拟订细节问题的高级官员，这就使双方的主要谈
判者最后能够会面和达成协议。为了使谈判顺利进行，清朝的谈判者觉得穿
戴比他们实际品级更高的顶戴要更好一些。英方很容易识别出他们顶戴的品
级，但无法核对他们顶戴的合法性。在南京的清朝使者们不得不也同样弄虚
作假欺骗他们在北京的上司。他们为逾越敌对双方之间文化上的鸿沟，确实
绞尽了脑汁。
因此，他们首先只向皇帝禀奏了英国人先前提出而由清帝已经表示某种
同意或要进行考虑的要求，如赔款，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在五口和香港通
商。稍后，他们又上奏说英国人要求取消公行、订立关税条约和在各港口设
立领事。1842年8月29日当他们在璞鼎查所乘的英舰康沃利斯号上签订南
京条约时，他们仍然没有得到清帝对开放福州以及容许外国人在新开商埠长
期居住的默许。正象我们将要看到的，结果有十年时间在福州确实没有对外
贸易；而在广州，直到1858年才获得进城的权利，当然更谈不上居住权了。
另外，英国人签字的条约是用中文写的，文中提到双方时都同样地抬头书写，
以示英、中两国处于平等地位。但是这些表示平等的格式并未表现在送交北
① 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第298 页。
① 邓嗣禹：《张喜与南京条约》，散见于第39 页及其他页中。这部详细的日记是中国方面在中外谈判中现
存的少数内部材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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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的条约文本中。实际上，清帝曾命令他在南京的奴才们在英国全部舰队撤
离之前不要会见英国人，但是他的谈判者们主要关切的是使条约得以签订，
从而使英舰队真正撤走。在这点上他们最后是成功了的，但这要到在南京举
行了关于条约体制未来形式的谈判之后一个月才能实现。在实际安排执行对
外贸易和对外交往的新规章方面有许多事要做，所以双方谈判人员都同意要
制定出关税和贸易章节的细则，以便在日后的补充条约中把它们肯定下来。
因此，南京条约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文件，它只阐明了一些据以建立新贸
易制度的原则。它的主要条款如下：（一）两千一百万元赔款分期付清；（二）
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港为通商口岸；（三）在品级对等的
官员之间平等往来；（四）在各通商口岸建立英国领事馆；（五）废除公行
垄断；（六）对英商进出口货物一律秉公征税；（七）割让香港为英国领地。
中国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了，但是谈判者们还必须商定一些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