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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1859年6月，当条约批准书准备在北京互换时，在天津下游大沽的北河
口发生了意外冲突，其部分原因是由于通讯不完备所致。僧格林沁已经用外
国大炮加强了大沽的防卫，并且预料外国使节将取道北塘路线北上。但是英、
法两国公使指示要进入大沽，当这一要求被拒绝时，他们试图使用武力来达
到目的。由于准备不充分，加上登陆部队不久就陷入河边浅滩泥潭里，英国
死伤四百三十二人，损失四艘炮舰。英国公使卜鲁斯 （额尔金的弟弟）后来
承认，在他带往北京去要求批准的条约中所规定的去北京的权利，还没有合
法的根据。看来，和以往一样，真正的问题仍旧是一场意志力的考验。
大沽的意外胜利使北京的主战派重又抬头。1859年8月天津条约被废
除，目的在于避免四件仍是最感恶心的事，即外国在北京常驻外交代表；开
放长江贸易；外国人在内地旅行；以及赔款。这些内容在美国的条约中是没
有的。美国公使 （华若翰）已经于1859年8月16日在北京交换了条约批准
书；他是以朝贡的方式，乘坐轻便马车，带着很少随从取道北塘来到北京的。
清朝要求英、法援例而行。
在伦敦，大沽的惨败使议会怀疑是否需要派出驻节公使前往北京，但是
① 艾里克：《1847—1878 年清朝对苦力买卖的政策》 （哈佛大学博士论义，1971 年），第110—161 页。
② 何桂清奏折，1858 年10 月5 日收文，载《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咸丰朝》，30。44 以下各页；斯威舍：
《1841—1851 年中美关系研究》，第522 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45 第37 页，1859 年12 月2 日收文的奏折。到10 月，恒祺邀请赫
德去做广州的副税务司，见广州类39 函件Ⅰ，外交部档案，682/1785。李泰国被任命为总税务司是由恭亲
王根据清帝1861 年1 月的御批追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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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塞尔的政府力主设置驻节公使的绝对必要性。大沽事件使英国的强硬路线
得势。额尔金前此曾因为以最少的流血打开了中国门户而在伦敦受到盛大接
待；这时他不得不回来认真执行这条强硬路线。英、法对大沽失败作出的反
应是在1860年夏派遣一支更大的远征部队去华北：六十多艘法国船只载运六
千三百名法国士兵，一百四十三艘英国运输船载运一万零五百名士兵，再加
上从香港下层社会征召的由二千五百人组成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广州苦力队。
联军全权大使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拒绝在上海进行任何谈判。他们的两百
艘船只集合在天津口外沿海一带。8月1日，联军没有遇到抵抗便在大沽以
北的北塘登陆。他们从这里很快就攻陷了严密设防的大沽炮台，并于8月25
日开始进入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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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的和解
额尔金现在依靠巴夏礼充当他的主要翻译和代表，正如他在1858年曾经
依靠李泰国扮演一个桀骜不驯的蛮夷的角色一样。善于从事持久谈判的桂良
和其他北京使臣来到天津议和，但清廷一如既往力图顽固地维护朝贡制度的
基本规定，提出外国使节 （即使他带有四百名警卫）也必须由清政府护送至
京，并按照清廷制度给他们安排住宿和供应。在谈判的同时，联军拒绝停止
进军，也拒绝考虑任何条件，直到他们到达北京以东十几英里外的运河终点
通州为止。在通州，代替桂良在9月17日同巴夏礼进行谈判的满族亲王（怡
亲王载垣）发现，联军要求清帝接见，以便交换条约批准书。此时联军也发
觉，僧格林沁的部队已经准备了一次伏击，因此就向他们发动进攻。这样，9
月18日谈判破裂。巴夏礼及其一行（二十五名英国人和十三名法国人）一同
被扣留，并铐押收监。9月21日，联军部队再一次打败清军，逼近北京。第
二天，清帝逃出长城前往热河，留下他的兄弟恭亲王来收拾残局。
巴夏礼被扣押三个星期，受到压力，但实际上并未受到拷问，而额尔金
和葛罗却迫于形势，在等待天津运来弹药。因为现年三十二岁的巴夏礼有两
年半时间曾经是广州政府里的首要洋人，所以北京的顽固抵抗者自然要把他
视为有权势的头子而奇货可居。他们派遣早年在广州和巴夏礼同事的海关监
督恒祺每天对他进行劝说。远在热河的清帝下令要处决人质，但在这一紧要
关头恒祺却把巴夏礼和其他十二个人统予释放。其余的人被处死，于是额尔
金和葛罗决定亲自对清帝进行示威性的惩罚：他们烧毁了已被外国军队抢掠
一空的北京城西北的离宫圆明园。
1860年秋季，北京经历了一场外交上的纷乱。这时法国和英国在欧洲的
对抗很激烈。渴望建立一个帝国的法国人已在越南获得了立足点，它在中国
①
又俨然充当着罗马天主教的护法神。同时，狡猾的俄国外交人员为了自身的
利益，两面讨好，又替入侵的联军献计，又替中国卫国者出谋划策。俄国在
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士团给了俄国外交人员一个左右逢源的好办法，使之试图
在敌对双方之间进行调解，或假装调解的样子，同时争取清廷承认他们自己
对东北领土的要求 （见第七章）。按照列强在中国大鱼吃小鱼的次序，美国
人几乎要屈居末位 （他们曾于1859年以一种不光彩的方式交换了条约批准
书），而以承担主要负担的英国人居首位，并由他们定调子。
恭亲王奕訢（1833—1898年），是和他的异母兄长咸丰帝在一块长大的，
原来激烈主战；这时在赞同与入侵者和解时却发觉自己在朝廷中属于少数
派。对京城以外的事缺乏经验的二十七岁的奕訢，现在不得不着手处理王朝
的命运了。在有经验的满族人，尤其是桂良和恒祺的指点下，他进行北京条
约的谈判，此约确认1858年的条约文件，并且增加了赔款和将香港的九龙半
岛割让给英国的内容。冬季来临，供应短少，额尔金和葛罗迫于形势而撤军。
1860年11月，北京条约签字不久，英法联军便离开北京，只在天津留下了
一支警卫部队。英国外交从此便致力于支持由恭亲王为首的对外和平妥协
派。英国人已经避免了一次封锁：这种封锁本来会给在南方与他们十分顺利
交往的商人阶级带来损害的。现在他们力求加强已经和他们签约的北京掌权
者的地位。这样，另一个中外联合而治的创始期便得到了巩固。
① 卡迪：《法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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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新秩序的最后转变，在第二年也未能实现。咸丰帝拒绝回北京，从而
回避了对居住在那里的外国公使的觐见与叩头的问题。1861年8月，咸丰帝
去世。在热河的几位亲王领袖作为新立幼主的赞襄政务大臣而掌握了大权。
但在11月，两位皇太后在一次政变中和恭亲王合作，逮捕了诸摄政王，并处
死了几个主要政敌 （见第九章）。这样，一个新的领导班子控制了朝廷。它
这时才着手同在北京的新的外国公使以及同在华中对太平军作战的部队新统
帅打交道。入侵者受到抚慰，但清朝的生存命运仍然取决于能否镇压这场大
叛乱。
进一步的研究会表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事件
应该是中外贸易团体的建立，但它在引人注目的炮舰、士兵和外交人员这一
调兵遣将事实的掩盖下竟未被注意。即使在这个战争和不安定的时期，贸易
量和贸易值仍有所增加（虽然增加得不稳定），但能够为共同目的合作共事
的人员，在两方面都出现了：中国方面出现了商人、买办和条约口岸的官员；
外国方面出现了商人、领事和传教士。这样，受过英国教育的广东人唐景星
就在1857—1861年间做了上海海关的翻译和首席秘书（唐景星后来是查顿的
主要买办和李鸿章所创官办的轮船局的负责人）。1857年起任上海道台的薛
焕，在1860—1862年是江苏巡抚和钦差大臣，1863—1867年又在北京总理
衙门任职。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用炮舰外交，即用陆军和海军的高压手段开创的不平等条约制度，使订
约列强在中国获得大量特权。这种特权到1860年被确立，即订约列强国民的
领事裁判权 （治外法权）；外国对条约口岸租界的管理权；外国军舰在中国
水域航行和外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驻扎的权利；外国在中国沿海贸易中的航
运权及内陆航行权；受条约限制的关税税率等等。在以后年代中增加的外国
①
权利和特权，又进一步缩小了中国主权的范围。优越的外国力量——一般地
包括商业、财政、军事、工业和技术等方面——将带着破坏性的力量日益加
紧向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进行冲击。
在回顾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时，我们可以看到清朝的几个虚弱方面：第
一，与西方列强相对抗的清朝的军事力量和行政能力在内乱激烈的时期渐趋
崩溃。内乱的确引起了外患。第二，根本弱点是思想和体制方面的，也就是
对外国的现实一贯无知，并且存心不去考虑这一现实。最彰明较著的证明就
是他们愚不可及地 主张，清帝国的政体应高于所有外国的君主。北京拒绝以
平等态度交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