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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可能成为一条把货物从中西伯利亚运往太平洋的路线。
对推销该公司的皮毛来说，中国似乎是最理想的市场；但在中国，西欧
——特别是美国——的商人保持着竞争的优势，因为他们可以在五个月内就
把皮毛从西北美洲运至广州。俄美贸易公司的皮毛运往恰克图不但开销惊人
和旷日持久 （从阿拉斯加运出皮毛需时两年多），而且俄国人在阿拉斯加和
堪察加的分站对给养的需要非常迫切，所以公司的外国竞争者可以在业务上
扼其咽喉，即把给养售给公司各分站来换取皮毛，然后运往广州销售。因此，
俄美贸易公司如要取得成就，也许甚至可以说，如要取得生存，就取决于它
是否象欧洲人和美国人那样能争取清朝同意俄国人通过海路与中国进行贸
易。
根据这个逻辑，圣彼得堡在1803年知照北京说，沙皇希望派一名使节前
往中国；同年，又派出纳杰日达号和涅瓦号两艘轮船在封·克鲁森斯腾的率
领下从喀琅施塔得驶出作环球航行。封·克鲁森斯腾乘纳杰日达号，与他同
行的是宫廷大臣和俄美公司的董事列赞诺夫；后者此行的目的是说服日本人
同意俄国人来进行贸易。但列赞诺夫的使命完全失败。日本人拒绝在江户接
待他，退还了他的礼物，并在打发纳杰日达号离开时命令俄国船只不准再来
日本；于是列赞诺夫单独回国，而封·克鲁森斯腾乘纳杰日达号载运堪察加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 第145—147、381 页；拉费尔·达尼别加什维里：《达尼别加什维里旅行
记》，马鲁阿什维里编；法乌斯特： 《1727—1805 年俄国的对华贸易及其背景》，第325—326 页注115；
坎曼：《不列颠打通西藏的最初尝试》，第30 页；拉姆：《1767—1905 年通往拉萨之路》，第51 页注2；
涅波尔辛；《俄国的中亚贸易概述》，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论丛》，10 （1855 年），第354—373 页。
② 法乌斯特：《1727—1805 年俄国的对华贸易及其背景》，第3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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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皮毛驶向广州，以期与涅瓦号在1805年后期会合。
与此同时，理藩院却答复说，清帝愿意接纳一名俄国使节；于是圣彼得
堡派戈洛夫金伯爵去试探清朝对俄国人所提一连串迫切要求的反应。戈洛夫
金想说服北京向俄国人开放整个俄…清边界以进行贸易，把俄国在固勒扎和塔
尔巴哈台的贸易合法化，并同意把贸易扩大到额尔齐斯河和布赫塔尔马河会
合处。此外，他还企图使俄国获准在中国内地不受限制地进行商队贸易和取
得在南京的贸易垄断权。另外还有许多其他要求，如通过西藏与印度贸易；
俄国的监督官有权陪同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到拉萨朝圣；在黑龙江航
行；在黑龙江河口建立仓库；广州对俄国船只开放 （首先从纳杰日达号和涅
瓦号开始）。根据俄国枢密院后来送交理藩院的一份说明，戈洛夫金应在纳
杰日达号和涅瓦号驶抵广州前到达北京并正式宣布它们之到达广州，同时解
释它们在广州进行贸易的理由。
但是清朝的朝贡礼仪这一棘手问题，特别是叩头的问题，在戈洛夫金到
达清朝京城前就破坏了他的使命。俄国派往北京的使节一直行清廷要求其属
国履行的三跪九叩首之礼。但在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作为俄国主要商业敌
国的大使已经拒绝行叩头礼，可是清帝仍予召见。当时这个英国人在北京要
求取得与俄国人享受的相似的贸易权利 （每三年来一次朝贡商队），而清帝
的答复是，俄国人的贸易仅限于恰克图，英国人的贸易就应同样限制在广州。
到戈洛夫金出使时期，清政府当然会担心：给一个欧洲强国以特许权，
其他欧洲列强会起而效尤。自马戛尔尼事件以后，清王朝比过去更热衷于坚
持合乎体统的朝贡仪式，特别坚持叩头的礼节。另一方面，戈洛夫金知道马
戛尔尼拒绝行叩头礼后，很可能下决心尽量不使自己降低身分。在俄国使节
到达北京前，清当局要他在张家口对披挂着黄绸的代表清帝的象征物叩头，
以此来考验他。戈洛夫金拒绝照办。清政府坚持这一要求。戈洛夫金也寸步
不让；因此他除了回俄国外就无事可做。此事发生后，理藩院和枢密院之间
互相不愉快地交换了几次照会。
就在1805年末期间，封·克鲁森斯腾的两艘船只未经通知就抵达广州，
它们在那里顺利地进行了贸易，但在它们离开后，清政府着重重申，它要把
①
非纳贡性的中俄商业限制在恰克图的以物易物贸易范围内。封·克鲁森斯腾
回到俄国后，又重复了1787和1797年早期探险者的荒谬的主张，即库页岛
是一个半 岛，黑龙江河口被泥沙淤塞，船只已不能通航。这种错误看法受到
封·克鲁森斯腾这样一个权威人士的支持，就推迟了俄国向黑龙江地区的推
进几乎达半个世纪之久。①
戈洛夫金出使的失败，使俄国只有靠两条在十八世纪争取到的非纳贡性
途径与中国接触：一条是在北京的传教士团，一条是恰克图的市场。沿边境
一带的非法贸易增加了，但恰克图的贸易根据1800年的《指令》中关于禁止
用现金或用赊欠交易的规定照旧进行。当然，也有违反这项规定的情况，但
俄国政府对违禁者严予惩处，所以一般说来，中俄商业在1854年前还是限制
在以物易物的基础上，到了这一年恰克图当局才准许俄国商人以金、银购买
中国货物。1855年，俄国政府仍希望扩大俄国对华的合法贸易，因而进一步
① 材料载傅乐淑的《中西关系文件汇编，（1644—1820 年）》，第1 册第361—367 页，及第2 册第599—602
页；这些材料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观点。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1917 年以前俄国各族人民同中国的商业经济关系史》，第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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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了恰克图的各项规定。其直接后果是，恰克图的商业交易多少增加了，
但也造成了俄国的收支不平衡，俄国在恰克图的出口继续下降。
如果不提俄国通向中国的另一条非纳贡性途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
团，那就对十九世纪的中俄关系不会有完整的记述。清政府在1683—1685
年把所有逃亡到清帝国的莫斯科人和哥萨克人组织起来，并把有些俘虏编进
一个满洲镶黄旗旗兵的独立分队后，曾准许俄国每十年依次派一批东正教教
士和学生来到北京，他们于1716年在北京居住，后来又建立了自己的教堂。
俄国这批十八世纪的传教士团以懒散、酗酒和放荡而最为著名，但历史文献
可能过于强调了这些消极面，因为正是通过这些传教士团的学者，才奠定了
俄国的中国学基础，并使俄国政府掌握了有关中国的大部分知识。
到十九世纪初，这个传教士团已有一所寄宿处（只供传教士团本身使
用）、尼古尔斯基教堂、一所学习汉文和满文的学校和一所学习俄文的满人
①
学校。 已有八届传教士团在清朝京师驻扎过。第八届传教士团除两名成员
外，其余都已死亡；因此亚历山大一世在1806年派出由夏真特神甫比丘林指
②
导的第九届传教士团。比丘林与他的前人一样，在北京时相当放荡。有一次，
理藩院召集了第九届传教士团全体，指责他们的不道德行为。但比丘林却获
得了扎实的中文知识，并有一批中文藏书。在他的领导下，第九届传教士团
奠定了俄国的中国学基础，并且逐步收集了有关中国本土、满洲、蒙古和西
藏等地的材料。第十届传教士团出了达尼伊尔·西维洛夫，他在1837年在喀
山大学设立第一个中文讲座；还有O。P。沃伊采霍夫斯基，此人是第十届传教
士团中的医生，后来接替西维洛夫的讲座。1830年，J。E。科瓦列夫斯基（O。M。
科伐列夫斯基）送第十一届传教士团来北京，次年回国时为喀山大学带回了
一批中文、满文和藏文图书；他编的三卷本蒙文词典仍是蒙文词典学方面的
杰作。后来担任该传教士团临时团长和大司祭的圣僧阿瓦库姆·切斯诺伊在
1841年回俄国后，就成为外交部亚洲司 （1819年设立）的顾问。
第十二届传教士团出了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的俄国的中国学家，此人名
魏西里夫，他曾是西维洛夫的学生，从中国回国后就成了中文和满文教授（代
替沃伊采霍夫斯基），后来在1855年成了圣彼得堡大学的第一个中文教授。
③第十二届传教士团另一个成员，即鲍乃迪大司祭（N。N。卡法罗夫）也成了一
名有成就的 中国学家。他发明了一套俄文拼写中文的体系，并且发表了许多
有关中国主题的重要文章，同时在政治方面也为俄国政府收集过情报。他之
经常在北京，已成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有特殊意义的事，因为那时俄国
正在与中国商谈条约和划分黑龙江和滨海的领土。从 1850年起，每届传教士
团的驻期从十年缩短为五年，这样就可使更多的俄国学生能在北京取得第一
手的经验。
① 威德默： 《十八世纪俄国的在华传教士团》，第19—20、88 页。
② 奎斯特德的 《1857—1860 年俄国在东亚的扩张》第10 页注3 说，亚历山大在派出比丘林之前，曾利用
三名耶稣会传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