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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拥有足够数量的历史纪录；同时即使拥有大量的纪录，我们未必能确切肯定所发生的
事件。其次，更重要的是，我们是指理论家感兴趣的“事实”并非发生的事件，而是为
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件；同时历史可以记载所发生的事件，但很少可能记载下为什么发生
事件。这些记载可能表明生活在那个时期的某些人所认为的发生事件的原因。不过，经
济学家感兴趣的大多数事件（特别是制度和信仰的缓慢变化），只有少数的当代人知道
发生了这些事件，而且大多数记载下来的对所发生事件的原因的见解使我们不得不持有
保留的态度。
因此，历史并非由事实组成，而是由历史学家对发生的事件及其原因的见解所组成。
历史学家对事件发生的见解一般说来颇为可靠，当然也有触目惊心的例外，因为历史学
家所受的训练是对历史的证据进行筛选。不过，他们对发生事件原因的见解通常只不过
反映了他们个人对社会因果关系的理论，这些理论决定了挑选哪些他们认为是重要的事
实。多数经济史学家在阐明经济事件时是依据流行于他们写作时期的经济理论（甚至更
糟的是依据流行于正当他们作为大学生学习经济理论时的经济理论），紧接着一个新的
经济理论的产生必然会带来大量依据新的理论而重写历史的新的史学文章。一个优秀的
历史学家对发生的事件及对他所发现的事实是否与这个或那个假设相适合提出看法是应
该的，也是必不可缺的。然而，当社会学理论家求助于事实时，即求助于历史时，他所
寻求的事实与化学家或生物学家寻求的事实，其意义显然是完全不相同的。
可是我们的难处并不到此为止。因为即使发生的事件是一清二楚的，但仍很难从这
些事实中引出社会理论来。每个历史事件都有许多起因。事件也许会重演数次，但是起
因一般说来是不一样的，因为历史本身决不会原封不动地重演——仅指出一点即会明白，
因为每个相继出现的事件其背后又有了一段历史。于是问题在于确定哪些原因比其他的
更为重要。若是我们所研究的事件是可以测量的，我们有时可以运用统计的方法将其结
果列出方程式，使每一起因都有其分量（系数）。不过，倘若我们所研究的事件是不可
测量的，那么我们就得回到个人判断的领域。由于人的智力有限，个人判断就更为困难。
因为没有一个人能通晓全部历史（包括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通晓全部的事实
（即使这些事实都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以至于使他确信，他的理论是以足够数量事件
的对比为依据的，可以证实他的概括是正确的，他每次所取得的全部事实也是正确的，
他的概括不会被他没有考虑的类似事件所驳倒。
因此，社会演变理论的基础决不能像化学和生物学的理论的基础那样可靠，后者的
理论可以诉诸于反复的实验。两者的差异也许仅仅是程度上的不同，因为以推理为主的
自然科学理论往往由于发现新事实而被推翻。但是历史的事实比经过反复实验的事实不
可靠得多，这是程度上不同的一点，实际上又是本质上的差异。
不能由此推断我们不去设法了解社会变化；人类是一种好奇的动物，不设法进行了
解与我们的天性相悖。不过我们应努力对我们提出的论点持谦虚态度，并应承认我们在
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提出的任何假设都是初步的。
演变理论的形成可分为两个层次进行。低级的研究是我们试图发现事物如何发生变
化和发生变化的原因；到了高级研究，我们就要预测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低级的研究是
社会理论家的主要任务，可是高级的研究当然最为激动人心，同时也可以说是最为愚蠢。
社会理论家在进行低级研究时试图发现重大的可变因素、它们有关的份量以及它们
之间如何同时和及时地相互联系在一起。到了高级的水平，社会理论家就要预测全部可
变因素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而这点又使得进行预测成为不可能。
大多数的预测只不过是方法的实际运用：若是我们说答案取决于a到z可变数的行为；
并且我们假设a到g保持不变，而h到r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发生变化，那么我们就能预测结
果将是如此这般，为了能对将要发生的事件进行预测，我们必须知道所有可变数将发生
什么情况；我们必须知道在特定时间内是否将会发生战争、地震，或产生流行性感冒，
或在某一关键时刻某些有影响的人士诞生或逝世，或者发生影响事件发展的成千上万的
其他事件。这类事件许多事先是无法得悉的；即使可以事先得悉也绝无一人能够提出一
种方程式体系，将千百万决定未来的可变数都包括在内。因此，我们只能对“假若……
那么……”的变化作部分的预测。这类例证有：我们在实际运用某些经济动力学问题时
所运用的差数方程式；又例如李嘉图的经由人口和报酬递减律走向停滞的经济增长理论；
又例如熊彼特的有关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预测。这些方法上的实际运用往往似乎会
超过预期效果，因为不少作者自己并未察觉，或者他们未能向读者交代清楚实际运用假
设的基础。他们通常也不能正确地预测未来，因为他们弄错了系数，或是系数起了变化；
或者因为弄错了可变数的关系、或可变数关系起了变化；或者因为被忽视的新的可变数
变成了重要的因素。用不着对这些实际运用的失败感到难为情，因为只有找出假设不充
分的原因，我们才能期望对社会变化的状况和缘由得到一个较为完整的了解。
在本书写到社会变化的缘由时我们具有充分的信心，但是写到社会可能往什么方向
变化时则信心不足或者说毫无信心。关于变化的过程存在少数已充分确立的概括——比
如说谁最可能是革新者、模拟的作用、抵制变革的根源以及增长的逻辑过程等等。这些
概括看来在下述意义上可以普遍应用，即今天社会变迁的过程与二千年前的大致相同、
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中也大致相同。因此，在写到这些事件时，我们可以把人类
全部历史作为我们的研究范围，而不必去寻求社会组织在各个不同阶段的不同规律。这
种情况与我们研讨适合性问题大致一样；人们对待财产、报酬、或生儿育女的态度是有
区别的，可是不同的社会具有足够的共同观点使得我们有可能推演出人类行为的某些普
遍规则。因此，倘若发生了变化的话，我们能够说出变化将是怎样发生的。但我们无法
预见到将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关于方法论的这一导言也许会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本书没有采用其他经济发展分析中
可以看到的探讨途径。我们不相信有可能说明某个社会制度将会如何发展，因此，我们
不像李嘉图、马克思、汤恩比、汉森或熊彼特那样陈述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我们不相
信每一个社会存在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是从原始阶段进到封建社会，再进入交换经济，
因此，我们不步孔德、马克思、赫伯特·斯潘塞或韦伯的后尘。我们的全部预测的基础
要脚踏实地得多，即探讨富裕国家在发展中所发生的变化将在多大程度上也许可望在较
贫穷国家里重现，如果后者发展的话。有时我们能颇有把握地回答；例如，从事农业人
口的比例将下降，或者说地位观念的关系将不断让位给契约关系。在别的方面，我们还
不知道答案，比如说，预测生活水平提高后，出生率是否会下降，或者预测战争是否为
经济增长的必然产物。本书大部分章节的内容是指明发展中国家所发生的变化，并探讨
一些后进的国家是否有可能步先进国家的后尘。至于对先进国家本身，我们认为无法预
测它们下一步将走向何方，因为我们不相信人类的未来是受我们认识的或能够认识到的
不变规律的支配的。
第三节 布局
关于经济增长著作的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个人选择的问题。鉴于所研讨的问题密
切相关，因而从任何问题入手都无关大局。本书一开头就研讨节约的努力以及决定努力
势头程度大小的信仰和制度。其次，本书进而研究知识对增长所起的作用以及研究便于
知识的累积和传播的方法。关于人均资源的探讨则从资本这一章开始，然后在人口这一
章中继续探讨。这样就很自然地引向研究国际贸易，因为它是人口资源分布比例不同的
结果。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不是一个单独的主题，实际上它从属于每个章节，
但是考虑到政府的重要意义，把政府问题单独放在最后一章来研讨是适宜的。每一章的
处理方法是相同的：从适合增长的角度来说，我们感兴趣的是经济关系、制度和信仰；
从演变的角度来说，我们感兴趣的是事物为何产生变化、如何发生变化以及是否能够看
出任何趋向。
在经济增长的种种因素中，我们对我们的主题进行这样的划分使得有必要经常强调
几个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因为任何一个方面的进展将会导致其他方面的进展。比如，
倘若能从国外得到更多的资本，它多半与新技术有联系，而且很可能影响制度和人们态
度的格局。如果发现了新知识，必将刺激投资，同时制度也将会受到冲击。若是制度自
由化了，人的努力将会增加，同时应用于生产的知识和资本也将会更多。
社会变化是累积的，不同的因素会起到相互加强的作用。
尽管有这种内在的相互关系，仍有人断言，某一个因素比一切别的因素更为重要。
例如，亚当·斯密和一大批自由经济学家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主要在于有正确
的制度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就不怎么需要关心作出努力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