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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相应的义务。经济增长也促进社会流动。随着社会流动，有些父母渴望让他们的孩子
受到他们负担得了的最良好的教育，使他们的生活有一个尽可能好的开端，以便孩子们
将来能够爬到社会的上层；这也使抚养孩子的费用增加并使生育孩子的数目减少。特别
引人注目的是，社会地位不断上升的人比那些社会地位没有上升的人养育的孩子要少；
虽然很难说这是因为那些希望自己的地位上升的人发现“轻装快步”容易呢，还是因为
那些孩子比较少的人上升更容易呢？这一切的原因是人类的行为更有理智了；人们不再
把孩子们看成是“上帝的恩赐”；他们认为他们有权为他们自身的享受来计划自己的生
活，不要超过计划的孩子。曾是宗教和道德的一个课题的问题，变成为寻求方便和要深
谋远虑的问题。这些因素中的许多因素都同城市化——妇女受教育的人多了，在家庭之
外就业的人多了，利用闲暇的机会多了，儿童的就业机会受到限制，社会流动性增大了，
生活方式更加理智——有关，所以农村的出生率往往高于城镇是不足为奇的。
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经济增长的成果，所以说得出经济增长使出生率下降并使原来为
经济增长所破坏的平衡得以恢复，这样的结论看来是合乎道理的。这一分析同使人口政
策制订者发生分歧的一个争议有关。一派的意见认为，如果你希望使出生率下降，就要
集中宣传新的节育方法。另一派意见则认为，除非首先改变对生孩子的态度，否则这些
方法不会得到采用。态度的这种改变是由经济增长引起的。因此，降低出生率的办法就
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这显然是一场虚伪的争论。人们需要把所有佐料都放入这个馅
饼：要使社会领袖们转而相信高出生率的种种危险，这样各种清规戒律和宗教法令就会
反对高出生率，而不是赞成高出生率；要迅速提高生活和教育水准，这样妇女们就会发
现孩子少一些就是方便；要对节育方法作广泛的宣传。需要在各条战线上同时采取行动。
这当中哪一件事要办都不容易。劝说社会领袖们给予正确指导也许是最容易的任务
了。如果人口每年只以1％的速度增长，一千年后将仅有立足之地。这一事实是容易理解
的，特别会为近一二十年在欠发达国家掌权的人们所理解，他们多半具有西方唯理主义
的观点。神职人员比政界人士要更困难一些，在这些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的唯一教会是
罗马天主教会，即使这个教会也赞同对家庭有所限制，条件是不得使用现代的节育用品。
东正教各大教派关于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教义，在每一个教派中，都有一些宗教领袖表
示赞成节制生育。任何出生率最高的国家都还没有节育的紧迫感，但是这种紧迫感可能
到来。不管怎样，节育运动风行全欧洲，宗教界和官方都未提供赞助。
在不开化的社会开展宣传就不像在西欧那样容易了，有些社会的妇女是大门不出二
门不迈的。此外，西欧使用的用品，与较为贫穷的国家的人民收入相比是昂贵的，从居
住条件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来说也不方便。因此最好发明一些价钱比较便宜或使用比较方
便的节育形式。这就是从事节育工作的人士目前非常关心能不能制造一种没有副作用的
避孕丸的原因。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正在积极进行中。
提高生活水平是一切任务中最困难的任务。如果人口每年增长1．5％，我们能够确
定的最低目标就得是使总产量每年提高2％。这样只有在140年以后才能使生活水平提高
一倍，而西欧和美国的生活水平提高一倍仅用了40年到80年的时间。但是总产量每年提
高2％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要求把大量资金用在教育和其他公共事业上，目前的资
本形成增加一倍，并在信仰和制度方面要有许多变化。人口如果增加2—2．5％，产量就
得增加3％，这甚至更难于达到。产量每年增加4％是美国从1870年到1930年达到的极限，
这是由于它有唯物主义的眼光和制度，把巨额经费用在了资本和教育方面。没有迹象表
明铁幕这一边的欠发达国家开始采取量每年提高2—3％所要求的那种果敢措施。也没有
任何迹象表明，比较发达的国家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以致愿意为解决这问题作出
适当的贡献。如果提高生活水平是使出生率下降的一个必要条件，看来人口问题还要存
在一段漫长的时间。
欠发达国家的人口问题比欧洲曾经存在过的问题更加尖锐，因为欧洲每年的人口增
长率从未接近过3％。（在马尔萨斯的时代，美国人口的年自然增长率可能如他所说为3
％，相当于约50D的出生率，20D的死亡率；但是50D的出生率要求每个母亲平均生8个以
上的孩子，而这是人类生育能力的极限。）欧洲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比较低，其部分原因
是变化开始时这些国家的出生率是35D左右，而不是40D到45D左右。另一部分原因是欧洲
国家的死亡率下降得非常缓慢，以致在死亡率下降到最低水平之前，出生率已开始下降
了。欧洲把死亡率降低20点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近来有些其它国家在40年或不到40
年的时间里就达到了这一目标。因为在出生率对不断下降的死亡率作出反应之前需要经
过一些时间——在欧洲，死亡率下降了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之后，出生率才开始下降
——死亡率迅速下降可能使它下降到10D，而出生率仍为40D，因而可能造成人口的大量
增加。增加越多，要抑制这种增加就越费力，因为为提高生活水平所需的总产量的增长
率也越大。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的出生率开始下降时，将像死亡率那样比西欧的出生
率下降得快，这不是不可能的。出生率下降10D在法国用了70年时间才完成，瑞典和瑞士
用了40年，英国和丹麦用了30年，而在从1924年到1936年的12年间，保加利亚的出生率
从40D下降到26D，波兰从35D下降到26D，捷克斯洛伐克从26D下降到17D，日本从35D下降
到27D。在这些年代里，什么事情都比19世纪发生得快。
虽然鉴于上述原因，有些比较贫困的国家的人口问题确实非常严重，但是认为人口
的增长，无论是实际的增长还是潜在的增长，是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提不高的主要原因
则是不确实的。譬如，印度的人口目前每年增长1．25％。这一增长率比美国目前的人口
增长率还要低，而美国的人均产量却每40年增长一倍；而且这一增长率并不比19世纪欧
洲的人口增长率高，当时欧洲的生活水平却大大提高了。如果说日本从1880年起，能使
人均产量每25年增加一倍，那么尽管人口增长，亚洲或非洲的其他国家同样能够做到这
一点。日本的自然资源并不特别丰富；正相反，它的煤炭和矿砂比印度要少。今后二三
十年内的人口增长率对于经济的增长可能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在人口每年增长
2％的情况下，要提高人均增量，比之人口每年增长1％时更为困难，但是这些国家提高
人均产量的主要障碍不是人口的增长率，而是这些国家的资本形成率低得太多，仅为5％
左右。如果这些国家每年投资10—12％，它们的人均产量就会提高，这种情况本身就会
使出生率下降，从而使人口增长率降低。
限制家庭人口的做法一旦流行，它就会像其他的时尚一样不胫而走；这就是说，社
会地位最高的阶级最先采取这种做法，然后下层也跟着采取这种做法。所以，处于过渡
时期的社会始终表现出生育力回收入和文化程度成反比。从论证“随着人们收入（或文
化程度）的提高，他们的生育力下降”这个意义来说，上述说法有时候被解释为对马尔
萨斯的某种回答，这是不正确的。除了过渡期间之外，这种相互关系是否存在是令人怀
疑的。没有可靠的证据可以证明，在稳定的社会中，富人的孩子比穷人的孩子要少，无
论是在出生率很高的时候——如在18世纪的欧洲和当代的印度——还是在出生率很低的
时候——如在当代的法国。虽然必须承认，有某些证据证明，升入社会地位最高的阶级
的人往往是生育较少的社会成员。
属于过渡时期的和由生育的阶层差异造成的另一个现象是害怕智力下降。如果社会
地位最高的阶级有最高的智力，而且生育的孩子比较低的阶级要少，那么就可以说社会
的平均智力必定下降。那些否认较高的社会阶级有较高的智力的人对这种论点提出非议，
他们比较多的财富为他们受比较好的教育提供了保证，但是他们的天赋并不一定优异。
这一争议由于缺乏可以接受的证据而一直没有深入下去。除了阶级差异之外，有证据证
明，在每个社会阶级里，大家庭的孩子的智力测验成绩不如小家庭的孩子好。有人解释
说，这种情况意味着，智力比较发达的社会成员最可能限制他们家庭的人口，这种解释
再一次引起人们对社会的平均智力必定下降的担心。然而，也许同样说得通的是，家庭
人口少的孩子比较聪明，这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能给予他们每一个人以更多的个别照
料，并且因为他们能在更大程度上模仿他们的双亲和同他们的双亲斗智。而大家庭的孩
子们却多是同其它孩子玩耍。
不管人口是继续增加还是下降，使得一些优生学家同样感到不安的是他们预料由于
死亡率下降而出现的问题。这些优生学家争辩说，死亡率高的时候，那些没能活到生儿
育女年龄的人或没有来得及有个大家庭就死去的人，从生物学上来说在更大程度上比在
死亡率低的时候死去的人要低劣；所以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如果死亡率低，连续几代人
的平均生物学素质就不如死亡率高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