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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人的这种“二人”关系,却也往往被用来鉴定是否“自己人”的标准。换而言之,中国人的“身”必须具“体”地感 觉到对方的心意“有到”自己的身上,才会觉得对方是“自己 人”,而自己才需要在对方面前“做人”。因此,在大陆,就出现 了这样的情形:即使是办公事,也必须先“拉交情”,在确立了是 “自己人”之后,才好去进行;即使是两个国营企业之间,如果要 做生意的话,也必须先请客吃饭、送礼,才容易成交。在 60年代 的台湾,笔者也曾目睹这样的情形:两个政府机关之间的公文往 来,如果一方是要另外一方盖章的,也必须请那个掌印的科长吃 饭,给他送洋酒洋烟,否则图章就不会盖下去,至于老百姓向政 府机关“送红包”以示“孝敬”,则更不在话下。在香港的“廉政 公署”设立之前,也大量地存在着这样的情形:公务员替老百姓 办职务内应办之事,往往会先向对方索取“好处”,有时老百姓 也会主动地先塞给公务员一点“好处”,并觉得这是“人情”分内 之事。
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照顾是应该的,不过,中国人却将这种 “人情”的因素也带入了“法制”的范围中。而且,中国人彼此表 达“心意”的对象,又是以对方“身体化”的需要为主要内容,因 此,就总是少不了现眼的实物(亦即是“现实”)。
2。中国人两代之间的关怀
中国人这种“心”对“身”的照顾,始自家庭。上一代与下一 代之间互相表达“心意”的方式,就是轮流“养”对方。亦即是哺 与反哺。既然“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为了有别于此,因此对人 的“养”遂多了一重“慈”与“敬”———亦即是“心”———的因素。 上一代必须怀着爱心哺育下一代,下一代亦必须用侍奉问好的 方式关怀上一代的“身体”。上一代对即使已经成年的下一代, 仍然继续关心他们的起居饮食,常常弄一点东西给他们吃,冷暖 变化时提醒他们更衣,叫他们少抽烟饮酒、早点睡眠、“保重身 体”,等等。
自然,在世界上任何社会的家庭关系中,总少不了照顾“身 体”的因素。不过,如果只把“个体”当作是一个“身”的话,那 么,养育与照顾“身体”就会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要内容,如果认 为“个体”除了“身”之外还有一个“自我”原则的话,那么,除了 照顾其“身体”之外,还会注重培养“个性”。中国人无疑是倾向 前者,西方人则代表后一种倾向。因此,中国人对子女只“养”其 肉体,目的则是“养儿防老”,而子女孝敬父母,其表达“心意”的 方式也总少不了现眼的实物,例如金钱(自然,上一代除了“养” 下一代的“身”之外,还要对其施“教”,这种“教”也不是培养“个 性”,而是如何去“做好人”,亦即是处处以对方为重去维持“二 人”关系。事实上,也只有在这种由“二人”去定义“一人”的安 排下,才会出现中国式的“孝敬”)。至于西方人———尤其是新 教文化的西方人士———除了“养”子女的肉体之外,还注重子女 “个性”的发展,例如:很早就开始让他们单独睡,以便培养他们 的独立性,而其最终目的也是要他们成长以后分离出去。在这 种情形下,下一代成长以后,对上一代顶多做到建立在“人格平 等”之上的好感,而从无“孝敬”之举;上一代也这样认为:收取 下一代的金钱是有损自己的骄傲与尊严之事。 中国人一代对一代的“教养”,既然是只“养”其肉体,“教” 其不要有“个性”,因此,在中国人身上,“人”就总不可能全面盛 开。事实上,只有在照顾对象是儿童之时,才会是完全偏重“身 体”方面的。因为,在儿童身上,“自我”意识还没有全面茁长, 对他(她)的照顾,除了常常用食物填塞他(她)、对他(她)“进 补”之外,就唯有要求他(她)多睡,早睡,以及不要做损毁身体 之事。
我们在下一节中将会谈到:中国人的上一代对成了年的下 一代仍然不断填塞食物之举,其效果就是将每一代的中国人都
阻滞在人格成长的早期阶段上,而与这种用“食”来将成人“儿 童化”之举相并进行的,就是在“性”方面长期地使他保持“无知 无欲”状态。
至于在冷暖变化时提醒对方更衣的习惯,大概在任何文化 中都会有,不过,可能从无发达到中国人这种地步。中国人上一 代对下一代的照顾既然不及“灵魂”而只及其肉体,因此其注意 力自然也会全部集中在这方面———这种态度往往会持续到下一 代成年以后,一直到他为下一代的女性配偶继承过去为止。然 而,这种态度的长期延续,却足以成为一个暗示,令一个成年人 自己连冷暖寒暑都不知道,而必须常常由别人去提醒。这种态 度也可能是造成中国人怕冷、怕感冒、怕亏等倾向的原因之一。 上一代关怀下一代的“身体”的另一个内容,就是要他们少 抽烟饮酒。酒喝多了自然会伤身体,至于烟有危害性则具有医 学上的证明。不过,中国人中的“正经”人士不抽烟不饮酒,除了 上述医学上的考虑之外,却也具有道德上的原因,那就是证明自 己是“乖”或者“听话”的。在西方,除了少数教徒之外,一个人 抽烟喝酒与否并不足以构成一种道德上的形象。因此,抽烟喝 酒与否是由个人决定的事情。笔者曾亲眼见到一位澳洲的青年 女子,为了在两周内写一百封求职信,恐防因过度紧张而猛抽起 烟来,就在这段期间内将抽烟习惯戒掉。在这个情形中,保重身 体就变成了一个由自我组织的项目。至于中国人———尤其是青 少年———烟酒不沾,除了健康上的考虑之外,却具有愿意接受他 人制约的意思,亦即是向世界宣布本人是“父母亲的乖儿女”。 中国人的青年女子,如果要证明自己“正经”的话,就尤其不能 当众抽烟,甚至必须当众表示对烟反感。笔者在美国时就曾亲 眼看到如此的一幕:一位来自香港上层社会的女留学生,当其友 人的外籍妻子在抽烟之时,就当众用手在面前狂扇,驱散烟雾。 她的原意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妈妈的乖女儿”,不过真正证 明了的却是不懂礼貌、“土”与“大乡俚”的心态。至于中国人的 男青年,如果是属于“正经”一类的话,也多半不沾烟酒,而这个 倾向,在香港又比在大陆与台湾严重,在今日大陆,男性抽烟已 有泛滥成灾之象。 中国人上一代要求下一代“当心身体”的内容,也包括敦促 他们早一点上床睡觉。至于晚睡会伤及身体,却不一定有科学 根据。反正,这一点并不重要,中国人用敦促别人早一点睡眠来 关心对方的身体的做法,已经成为了一个条件反射的公式——— 上一代对下一代固然如是,夫妇之间亦如是,在大陆则大家对大 家皆如是。
的确,说到中国人早点睡眠以“当心身体”的倾向,就使笔 者想起曾在大陆看到的情形:外国留学生宿舍因为不受灯火管 制,往往有人看书至通宵达旦,管理留学生的为了表示对留学生 的“关心”,曾在谈话时提起:“早点睡眠吧,不要弄坏了身体!” 这明明是中国人的一片“好心”,一些美国留学生听了却不以为 然,私底下说:“在中国,人们似乎只知道早睡就是好的,根本不 理解我们这些做研究的人还有其他的需要。”一些日本留学生的 反应则是含笑多谢对方的好意,但是在行为上却没有改变。 大陆的确有早睡的习惯。80年代,大城市中人到了晚上九 十点钟就上床(小城市与农村里恐怕还要早)。只要天色一黑, 路上就灯火黯淡,也没有什么场所可供逗留。在六七十年代,过 了钟点还在马路上走的人,往往被纠察队劝告早点回家睡眠: “明天还要抓革命,促生产呢!”至于在今日,晚上还在路上走的 人已经多了,但是,太晚的话,就会被“类型化”,认为不是“正经 人家”。例如:在笔者曾居留过的那个校园中,如有学生在十点 半(熄灯的时刻)以后还在走动的话,就会被担任纠察的工友喝 止盘问。
晚上灯火黯淡,还可以归咎于经济落后。至于晚上没有任
何“成人场所”可去,就不能完全用这种因素去解释———因为其 他落后国家不一定是这样———这里面已透露出一点中国民族是 十分“乖”的倾向。至于认为晚睡就不是“好人”,则不折不扣的 是“儿童化”的倾向,亦即是认为晚睡的儿童总不是“乖”或“听 话”的看法的一个延伸。自然,对成人来说,早睡除了“保重身 体”之外,还多了这样的内容,那就是排除晚上在外面“勾三搭 四”的可能性———因为,对一个泛道德主义的文化来说,“白昼 喧淫”是很难想象之事,像这类“不正经”的事,总必须是在晚上 又在外面进行的。此外,中国人过分担心“身体”受损的倾向,也 造成他们认为“性”会“亏身”的想法,而“早睡”以“保重身体” 则是这种行为的对立面。
因此,一个到了晚上九点钟就全体睡眠的民族,可以说是世 界上最“乖”的民族,也是最“身体化”的民族。
因此,中国人的“心”对“身”的照顾,有将成人“儿童化”的 倾向,或者,可以倒过来说,是因为人格发展的阻滞才导致这种 安排———反正,这个恶性循环是从哪里开始的,并不重要;真正 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永远地将一个人只当作是一具“身 体”去加以照顾,那么,就会遏阻他的“灵魂”萌芽。然而,“灵 魂”之成长是没有人可以代劳的,必须由本人以自我组织的方式 去展现。这并不是说对“身体”不应该照顾,其实在任何文化中 对“身体”都要照顾,只是说中国人对己对人的任何照顾都有 “身体化”的倾向。“身体”的需要是人人相同的,因此,将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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