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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作者:马社香-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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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均予以废止。
  二、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现行的大檐帽、女无沿软帽、水兵大顶帽,均予以废止。
  三、海军军服的样式改与陆、空军相同,其颜色为深灰色。
  四、官兵每人发腰带一条。原军官武装带予以废止。
  五、原校以上军官的大礼服和女裙服予以废止。
  从着装上,井冈山官兵一致的作风回来了。在思想上,井冈山的革命精神能不能够在全军全党重新焕发出“过去战争时期那股劲,那股革命热情,那股拼命精神”?团结一心严阵以待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对我党我国的挑战?党内军内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今天地位不同了,能真心拥护取消军衔制,自觉放弃各种政治特权吗?……像井冈山时期那样,领导干部只是在“军事指挥上有话语权”,没有其他特权,亦官亦民,官兵一致,自觉接受“士兵委员会”类似组织的群众监督,毛泽东被崇高的理想所激励,又为党内军内某些现象忧虑着。
  我军从成立第一天,严格说从三湾改编起,一直将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就是毛泽东毕生强调的“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再次强调了我军这个建军原则。我党对军队的领导,建国前都体现在中革军委和中央军委对军队的直接领导。
  1959年9月,建国十周年释放第一批战犯,国家主席刘少奇9月17日签署特赦令,但在特赦令前面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9月14日写的建议,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九次会议9月17日讨论和同意了这个建议。可见数年前,即使在提前释放战犯,这一不涉及国家军事建制的问题上,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比较注意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关系。可能毛泽东认为,这不是个人的关系,而是涉及我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一个大党、几百万军队的最高统帅问题,是我军的建军原则的重大问题。1965年5月,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点儿“简单化”了。在涉及军队最高统帅相关事宜方面,任何“简单化”都会使一些矛盾交错复杂起来,特别是在1965年中国周边环境复杂紧张、随时准备打仗的非常时期。
  在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前后,国家经委党组5月10日至6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托拉斯试点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全国首批12个试点托拉斯企业(华东煤炭工业公司、烟草工业公司、盐业公司、汽车工业公司、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公司、纺织机械公司、制铝工业公司、橡胶工业公司、医药工业公司、地质机械仪器公司、京津唐电力公司、长江航运公司)负责人、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重庆、武汉、广州等7个城市和辽宁、江苏两省的负责人。
  试办托拉斯是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为改善国家工业管理体制而进行的一项重要的改革试验。这项试验是在刘少奇的倡导下开展起来的。他率先提出要试办托拉斯的建议,并就试办托拉斯的意义、方针以及具体组织实施等方面给予指导。托拉斯为英文trust的音译,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出现的一种具有行业垄断性质的经济组织。①
  6月1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听取了托拉斯试点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的汇报,刘少奇作了重要指示。刘少奇要求有关部门不要害怕和回避目前出现的问题,要勇于实践,创造经验。他说:“有不同意见好嘛!就是要把各方面的意见谈出来,把矛盾摆出来。有不一致是正常的。”“办托拉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但都没有完整的经验,要我们自己创造。托拉斯不是只办十二个,我们要把眼光放大点,全面看问题。”他再次阐述了办好托拉斯的原则和目的,指出:“办托拉斯就是要组织起来,不只是一个企业要组织起来,一个行业要组织起来,整个国民经济都要组织起来。”试办托拉斯“要按经济管理的原则,考虑合理性”,“要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技术,适合人民的需要。”
  
  订计划的原则和访井冈山热
  
  在刘少奇作托拉斯重要指示的前一天,毛泽东专列于5月31日下午六点多钟到达杭州。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及省委其他领导同志迎接毛泽东一行去了汪庄,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全程负责毛泽东在杭州的保卫工作。
  汪庄在杭州西湖之畔,是毛泽东多年常驻江南的首选之地。1927年9月,毛泽东直接指挥的秋收起义第三团团部也是在西湖边上。一样的称谓,不过一个在江西边界小城铜鼓,一个在浙江名府杭州。
  毛泽东下榻汪庄后,工作立即全面展开,他用较多的时间了解取消军衔后各界的反应。意料之中的是大报小报舆论一概称赞。老红军、老八路纷纷撰文拥护。
  据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回忆,为了深入了解真实情况,196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了有上海、安徽、福建、山东等省市的书记及南京军区司令员、政委参加的会议,过去毛主席召开会议,一般都是地方大员参加,这次特别邀请了大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政委肖望东,毛泽东在地方召集党政军领导同志联席会议,在王芳记忆中不多,印象比较深刻。
  其实在井冈山时期,每一个重大事情的决定,都是前委领导下的党政军联席会议做出的,1928年6月,不同意部队去湘南的永新会议是联席会议;1929年1月初,决定红四军下山红五军守山的柏露会议也是联席会议。杭州这次联席会议又将发出什么重要信号?
  杭州的六月,杨柳依依,暖风习习,随处可见江南秀色的飘逸之美。它与井冈山的巍峨刚毅,截然两种自然风光。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依然是一种风采一种情愫。
  6月13日,毛泽东到谢家花园看望了刚至杭州休养的胡志明。毛泽东这次是车到门前再通报,以免胡志明的谦让拜访。仅隔长沙会见一个月,两位老友就有那么多的话相互倾诉。据谢家花园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两位老人沿着谢家花园九曲石径一边走,一边聊,胡志明感谢中国共产党安排他上黄山疗养,黄山的乱云怪石给了他很好的休息。毛泽东则向老友胡志明谈了谈他重上井冈山的某些思考。虽然胡志明比毛泽东仅年长3岁,但毛泽东对他一直很尊重,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有什么重大决定,毛泽东都习惯地听一听胡志明的看法。这一次毛泽东一如既往了解了越南的最新战况,也通报了中国取消军衔制,在国际舞台上可能遇到的问题。中国是世界唯一取消军衔制的国家,是敢于依据中国军队自己的历史和现状,向传统挑战的国家。显然在这个问题上,胡志明给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充分的理解和尊重。毛泽东离开后,胡志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毛主席很伟大,做中国人真幸福。”工作人员当时把这句话认真记在笔记本上。
  6月15日中午,周恩来到达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他和陈毅准备前往阿尔及利亚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之事。亚非会议是当时大多数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反对世界霸权的重要国际性会议,毛泽东一直极为关注。这天他对周恩来说,对这次亚非会议,我们要做好两种准备,一个是如期召开,当然很好,一个是会议被霸权国家破坏,开不成。果然,毛泽东一语成谶。
  当天下午至次日凌晨,毛泽东在汪庄听取了余秋里等人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相关事宜的汇报,周恩来、彭真、李先念、陈毅、罗瑞卿等人参加了会议。
  据汪庄已经公开的材料,毛泽东对这个计划的某些指标不赞同。毫不留情地说,三线建设也要压缩。从四五百亿压到三百多个亿。三线建设战线不要拉得太长,项目不要搞得那么多。建设就像打仗,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内地建设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慢一点儿,慢一点儿能达到。
  余秋里汇报:“1970年粮食搞到4800亿斤。”对计划中提出的粮食指标,毛泽东表示怀疑:“粮食4800亿斤能达到吗?订计划要留有余地。”
  接着毛泽东又说:“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要减下来,搞化肥我不反对,但还要养猪、养羊,搞绿肥。猪还要发展,一头猪等于一个化肥厂嘛。”看看今天许多地方没有化肥,地里不长粮食,毛泽东的绿肥与化肥都要搞的思想是很深远的。
  毛泽东告诉余秋里:工业布局不能太分散了。农轻重的次序要违反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钢的产量能达到1000万吨就可以了。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这是个原则问题。1959年3月郑州会议本来是反“左”的,以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结果搞到经济上也反起右来了,把我也搞糊涂了。证明一个人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是常有的。总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毛泽东反复说:
  订计划第一是老百姓,是我党我军的一贯宗旨。上个月我去了井冈山,井冈山精神说到底,第一还是老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办事,不是半心半意,假心假意。这是我党我军的宗旨,是井冈山精神的宗旨,也应该成为我们订一切计划的宗旨。1927年冬在井冈山,我们没有吃的,吃点儿野菇子明确规定不能采大的,要把大的留给群众。①
  毛泽东最后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1961年我上庐山开中央工作会议,那里小菇子我很喜欢吃,厨师可能觉得稍微大一点儿的菇子有营养,给我换了换,我说,我还是吃小的,为什么?小菇子有特殊记忆嘛。大家都笑了,刚才挨毛泽东批评的紧张空气缓和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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