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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作者:马社香-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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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继承?
  (2001年7月26日王卓超口述)
  毛泽东的话语犹如黄洋界的泉水涓涓不息,又像井冈山龙潭的瀑布呼啸而下,汪东兴、刘俊秀、王卓超三人一阵阵惊叹,又一阵阵尴尬。毛泽东超凡的记忆令他们叹服,博大精深的思想又使几位一时难以体会。也可能毛泽东察觉了一二,滔滔不绝的话停了下来,喝了一口水,话题一转,说:“在为井冈山根据地牺牲的先烈中,还有被错杀的英烈,宛希先、袁文才、王佐等人,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想过这件事没有?”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与井冈山根据地的两次丢失
  
  毛泽东给在座者又出了一个难题。
  汪东兴知道刘俊秀对这个问题关注比较久,袁文才、王佐都死在刘俊秀的老家永新,鼓励他带头“抛砖引玉”。刘俊秀摸了摸头说:“主席,我在苏区时就想这个问题,不明白的地方很多,譬如过去我一直不了解1929年1月为什么让刚刚到井冈山的红五军守山,红四军下山?怀疑这个决定和井冈山根据地第一次丢失有没有关系?”
  刘俊秀敢说真话,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他用目光鼓励刘俊秀说下去。刘俊秀的夫人孙玉衡近年回忆,刘俊秀当时坦白地说,这些年上井冈山次数多了,经历的事情也多了,带着问题了解了一些情况,才知道这种怀疑站不住脚。
  刘俊秀问毛泽东:“还记得宁冈大仓村附近大庙村有个叫苏兰春的年轻人吗?那里人都说毛泽东在他家里住过几天。苏兰春和袁文才比较要好,袁文才、王佐被杀后,他几十年一直在搜集这方面的材料,井冈山第一次丢失的原因搞清楚了。”
  毛泽东用询问的目光继续看着刘俊秀,听着他的介绍:
  1929年1月1日,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大会开后还不到一个月,湘赣敌军纠集18个团,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1月4日,毛泽东在宁冈柏露村主持召开前委、特委、各县县委、团特委和红四、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决定:红五军和红四军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围魏救赵”,出击外线解井冈山之围。
  刘俊秀说他去看过柏露会议的地址,是一个木行,叫横店,旁边有条溪水可直接运木头到茶陵等地。张平化也对他讲过柏露会议的基本情况。
  张平化以炎陵县县委书记的身份参加了柏露会议。会上,红五军留下守山是毛泽东提出的,彭德怀会上提出过不同意见,后坚决服从命令。在毛泽东等人心目中,守山比较外线作战,是一个相对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的任务。1928年8月黄洋界保卫战,三十一团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就打垮了敌人。红五军数月跋涉太辛苦了。
  (2001年9月2日孙玉衡口述)
  会后,袁文才被调任红四军参谋长。1929年元月14日,天上下着鹅毛大雪,红四军主力3600人离开了井冈山。那一年井冈山下了百年难遇的大雪,整整下了49天。
  红四军下山不到10天,敌人就来到山下。宁冈驻了五六个团,斜源村驻了一个团。打黄洋界哨口。哨口工事做得很坚固,又是冰天雪地,敌人整整打了五天,打不进去,准备退兵。不料斜源村驻扎的敌团长,用80元银洋买动了经常捉石蛙的陈开恩,领兵走泸泉州小河道,没有冰冻,避过黄洋界哨口,下到小井。哨口红军不知敌人是从哪里上来的,抵挡不住,彭德怀只得率领红五军突围,去了赣南。王佐没有走,带着三十二团在山上打圈圈。小井伤兵措手不及,被敌人赶到田里,没有一个投降,全部被机枪打死,打漏的,被枪托一个个砸死。大井仓库的粮食,一粒都没有搬出,全被敌人放火烧尽。进剿的敌人在大小五井茨坪烧杀五六天后退走。
  王佐百思不得其解,敌人怎么知道黄洋界背后有条小路?本地都很少有人知道,便到下湖子调查真相。了解到是陈开恩告密,王佐立即将他全家抓了起来,准备杀掉。王佐母亲出来求情,让留下一个陈家吃奶的婴儿。王佐怒目圆睁地说,陈开恩带领敌人对大小五井杀光、抢光、烧光,把几百号伤病员全部用机枪扫光,连一个婴儿都没留下(叫“不留种”),我不能留下这个坏蛋的儿子。王佐母亲再次求情:“孩子没有罪。”王佐想了想,最后没杀这个孩子。
  (2005年12月26日王佐孙子王生茂口述)
  1929年6月,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在赣南和红四军会合后,听从主席收复井冈山的要求,率兵回来,在袁文才和王佐队伍的帮助下,恢复了井冈山根据地。彭德怀部队随之转移。
  袁文才从红四军跑回来,王佐举双手欢迎,特委和宁冈县委一些人看法就不同了。陈正人在江西省委高级干部中说过这件事。刘俊秀要王卓超说一说。
  王卓超生前回忆,刘俊秀将难题推给他,当时有点儿措手不及。陈正人在井冈山时期是遂川县县委书记,红四军下山后,他曾任湘赣特委常委,建国后又是江西省委第一任第一书记,想来他对这一段历史是了解得比较多的。陈正人当时怎么说的,王卓超在115房就怎么讲。
  王卓超先请教主席,陈正人说快下山时,江西省委送“六大”决议到井冈山。“六大”决议中有个《农民问题决议案》,其中有这么两句话(大意):对土匪要争取其群众,杀戮其领袖。接到“六大”决议后,主席找了几个负责人,先开了个会,做初步传达,逐段逐句地念“六大”决议。当念到上述这两句话时,袁文才、王佐也在场,他突然不念了,说“休息一下”。接着在小范围里开了个会,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陈正人及永新和宁冈县委负责人参加。王怀和龙超清以前是袁、王的对头,在会上,主张杀。主席做了许多工作,最后,会议决定不杀袁、王。为了改造帮助两人,让袁文才跟随部队下山。王佐留下来协助红五军守井冈山。会上也决定宁冈县委负责人之一的刘辉霄(土籍人,和袁文才合得来)随部队走,何长工留下当宁冈县委书记。有没有这个事?主席肯定地点头。
  袁文才后来随部队行动,在进军途中,却又跑回来了(刘辉霄也跑回来了)。陈正人认为袁文才怕随军行动生活艰苦,缺乏斗争的坚定性。
  刘俊秀这时插话:听说袁文才回来是刘辉霄看到了“六大”文件这段主席没有读的话,两人一商量跑了回来。当时井冈山地区土籍和客籍矛盾比较尖锐,这些矛盾也反映到党内来,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永新县委书记刘真、王怀,后来担任边界特委书记的朱昌偕(1929年9月至1930年2月)都属于土籍,与客籍的袁文才不和。袁文才私自从前线跑了回来,特委这些人要开除袁文才的党籍,只有主席派到特委工作的特委常委宛希先不同意开除袁文才的党籍。
  刘俊秀介绍,宛希先和袁文才、王佐比较投缘,关系非常好,坚持只让袁文才受了一个党内严重警告。这样,宛希先与特委之间的矛盾加深了。1929年秋,特委找借口将宛希先私自抓起来。宛希先抗议逃跑,被重新抓住,用铁丝穿住他的两脚,枪杀在押送途中。
  宛希先死了,袁文才、王佐与特委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特委内部再没有人为袁文才、王佐说话,顺利做出杀袁、王的决定,借助红五军的力量,永新错杀事件发生了。
  (2001年9月2日孙玉衡口述)
  王卓超回忆,汪东兴此时说话,彭德怀1962年6月16日向中共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八万字的信,谈到袁文才、王佐事件。彭德怀笔述,1930年2月,特委书记朱昌偕、秘书长陈正人(似乎还有王怀或其他人,记不清楚了)来红五军军部,说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军委开了临时会议,彭德怀与特委共同决定,派四纵队党代表刘宗义带四纵队一部分(离永新城30里)接近县城,守住浮桥。等天明时再和他们谈判,弄清情况后,再行决定。据说四纵队一部刚到浮桥边,袁、王察觉,即从城内向桥上冲来,一在桥上被击毙,一落水淹死。袁、王部有二十余人系井冈山老土匪,冲出城外逃回井冈山去了,其余部分在城内未动。①
  据陈正人回忆强调,那晚他没有去红五军军部,杀害袁、王那天晚上,他听到打枪后,别人才告诉他这个决定。他当时已不在特委工作,到安福当县委书记。也可能是彭德怀记错了。袁文才、王佐被杀的经过也不完全是彭德怀了解的那样。
  (2001年7月27日王卓超口述)
  刘俊秀介绍了毛泽东当年派到王佐部下当连长的张国华(1955年中将)1960年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一段回忆:“1930年2月,袁、王部队下山到永新,对部队的动员口号叫:‘五军要打吉安,我们守永新’。之后,一个晚上在永新解决袁、王部队。解决袁、王部队的主力是红五军,由北门入城的,此外还有赣西南红军学校、永新一部分赤卫队。解决的口号是袁、王反水了。解决时,袁、王戴红袖套,红五军等部队戴白袖套,袁文才被打死在自己的房子里,王佐逃出东门过河,淹死在东关潭。”张国华当天是在永新王佐部队里,彭德怀当天没有去永新。
  刘俊秀提到宁冈的苏兰春,当年和袁文才比较熟悉友善,曾对永新事件作过专门调查,写过一个材料:
  袁文才、李筱甫是朱昌偕假说要袁文才去打吉安约到永新的,朱昌偕用驳壳枪把袁打死了,朱又对李筱甫的脑壳打了一枪。这时外面包围的人高声大喊:“只打袁、王,不打士兵和官长。”把袁、王部队的枪一起缴了。王佐、刁辉林、谢华光在逃跑时淹死在东关潭。其余士兵有的淹死,有的从屋栋上跌下来,跌断手脚,余下的人被俘。只有艾成斌连没有损失,他带部队走另一方向,退至何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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