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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广泛，其疗效是突出的。
④更不可思议的是，有些垂死的病人，不能老老实实地使用三分治七分养，还要在使用三分治七分养的同时，搭配其它有害的治疗。因此，这些病人到处碰壁之后，才能安心使用三分治七分养。这就是目前中国大陆病人，使用三分治七分养的现状。因此对于这些病人，没有必要建立病历，因为无法建立长期随访关系。
病人说：大夫，三分治七分养是中医的重要发展。可是创始人刘纯为什么只见于＇中国医学大辞典＇，而在＇明史＇等政治史料里找不到他？
我说：是的，中国历来有三教九流之说。三教是指儒家、佛家、道家。九流分为上中下三等。上九流是帝王、圣贤、隐士、真人、文官、武将、地主、作坊主、商人。中九流是举子、医生、算命的、书画家、书生、音乐家、和尚、尼姑、老道。下九流是师爷、衙役、媒婆、士兵、农人、工匠、巫婆、强盗、娼妓。你看，在古代的360行里，医生的地位与算命瞎子是一样的。而工匠的地位与娼妓是一样的。
在封建社会里，统治者一向轻视科技人才。许多科技人才都被史官排斥。例如，闻名世界的天安门，原名叫承天之门，是1420年，明朝永乐皇帝修建的。图纸设计和施工负责人是木匠蒯祥。尽管木匠蒯祥技术高超，被提升为工部侍朗，食一品俸禄；但是在＇明史＇里没有他的传记，因为他是一个科技人员；只能在建筑业资料里记上一笔。同样的道理，太医院是防治疾病的科技部门，因此尽管刘纯发展了中医，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医生；只能在医学界资料里记上一笔。许多古代的科技人员也是如此。比如，在唐史里找不到药王孙思邈；又如，在汉史里，甚至在＇三国演义＇里，找不到医圣张仲景；再如，在明史里找不到＇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但是这不意味着在封建社会里，人们整天忙于政治斗争。有人说，翻开中国历史，只是一部政治史，看不见科技。是的，因为你看的就是一部政治史。
病人说：大夫，三分治七分养是您们刘家说的话，可是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说明您们刘家的影响力很大。为什么一个家族说的话，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
我说：是的，一个家族说的话，能够让很多人知道，这说明我们家族的影响力很大。多少年来，国内外许多人经常买＇开胃汤＇，因此国内外许多药舖的老药工，一看见生北山楂100克，广木香50克的处方，就知道这叫＇开胃汤＇。多少年来，国内外许多人经常买牛筋熬汤喝，因此国内外的牛筋价格不断上涨。
我想有三个原因。
①历史原因。首先调和脾胃与食疗，然后再去治病；这是中医的一贯思想。但是在调和脾胃与食疗的时候，如何控制疾病的发展，这是中医最糊涂的问题，也是病人最担心的问题。刘纯在1475年，提出了三分治七分养的概念，实际是解决了在调和脾胃与食疗的时候，如何能够有效地控制疾病的发展。解决了这个历史难题，就使得调和脾胃与食疗的方法规范化。因此三分治七分养的概念，得到了中医的承认，也成为病人的口头语。
②疗效原因。由于三分治七分养的方法，顺应了病人生存的规律，因此出现了意外的疗效，所以受到病人的欢迎。例如，＇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这是病人最容易理解的话，也是立竿见影的疗效。这种针对性的七分养方法，最使病人受益。因此病人很高兴，高兴了就要告诉亲朋好友。这就叫一传十，十传百。
③医德原因。七分养是最重要的方法。但是刘家历来把这种方法，无偿告诉病人，这是最令病人愉快的事情。刘家从来不隐瞒＇开胃汤＇的处方，也不把＇开胃汤＇做成口服液去卖。而且历来不收病人的诊金。目前我的网站每天点击率大约5000多次，电子邮件每天大约100多个，传真每天几十个，电话每天大约300多个，每天大约有十几个病人找我，都是免费的。如此方便病人，病人为什么不愉快呢？
刘家宣传三分治七分养，历来都是使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因此人们能够听懂，而且价格便宜又容易操作。但是现在不行了，有些年青人，认为三分治七分养，是听不懂的天书；有些年青的药工，认为生北山楂100克，广木香50克的处方，是超大剂量，不敢发药；有些卖牛筋的肉贩子，认为买大量牛筋的人，是开饭馆的老板。这些问题的出现，就是因为过去，中国大陆把医学和政治混在一起了。因为刘家出身不好；地主、资本家、钱庄主、房产主、反动军官、封建中医、海外关系的出身；而且还受到美帝国主义的吹捧。因此根据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刘家的三分治七分养，肯定不是好东西。给一个什么罪名呢？琢磨半天，最后给一个活命哲学的帽子。因为中国大陆认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最高尚的。其实生命是最高尚的。没有生命，干什么都不行。而且干什么，都是为了生命。其实，医学和政治没有关系。过去，中国大陆推崇苏联医学，其实苏联医学就是欧美医学的变种。嘴里喊着打倒美帝国主义，而实际推崇欧美医学，这是言行不一的滑稽。现在中国大陆要和世界接轨了，国际上以人为本的思潮，也被中国大陆人逐渐接受。可能活命哲学，也能够被中国大陆人逐渐接受。
病人說：大夫，人们常说有病要安心调养。这是不是三分治七分養？
我說：不是。人们说有病不要着急，慢慢养着。这只是一句宽心话。谁有病不着急？不着急是傻子。因此许多医生也是急病人之所急，恨不得立即把病人治好。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实际上，往往好心办坏事。刘纯出身中医世家，是金元四大名医刘完素的九世孙。他从小就继承了以治为主的医疗思想。但是在临床实践中，尤其在给皇族治病的过程中，他发现以治为主的医疗思想，好像出了问题。但是问题出在哪里，他也不清楚。直至1407年开始，他奉旨以囚试医才把问题搞明白，原来首先升提胃气别让病人死了，同时把病人养壮实了，再去治疗这才是正道。因此在治疗过程中，以治为主的思想，变成了七分养为主。
但是过去没有强大的宣传机器。刘家的三分治七分養，只是依靠病人去说，因此以讹传讹，出现了许多曲解。有些人宽慰病人：“有病要三分治七分養，想吃什么，您就吃什么。”你听有些人把随便吃东西，理解成七分養了。又有些人宽慰病人：“有病要三分治七分養，别想不痛快的事，您要想开些。”你听有些人把好心情，理解成七分養了。还有些人宽慰病人：“有病要三分治七分養，别在屋里闷着，您想去哪玩就去哪。”你听有些人把游山玩水，理解成七分養了。虽然我爷爷在1931年，给北平国医学院写了一篇＇漫谈三分治七分養＇的稿子，但是日军入侵之后，谁还安心读书？后来又兵慌马乱，生命都没有保障，谈何七分養？
新中国成立了，那就三分治七分養吧。不，先是苏联专家又插一杠子，紧接着节粮渡荒，又搞文化大革命，把刘家折腾得不像样子，没个安稳日子。直至改革开放以后，刘家才松了一口气。才开始宣传真正的三分治七分養。
病人说：大夫，人们常说，急病人碰见慢郎中。三分治七分养的疗效是不是很慢？
我说：是的，急性病必需找西医，慢性病还是找中医。三分治七分养的疗效是比较慢。不要认为我治好了几个病人，我就是好东西。我曾经使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试图提高癌症的治疗速度，结果治死了三十多万个癌病人，你说我是好东西吗？当然这三十多万人，不完全是我亲手治死的。
1986年，我和美国同行，培训中国大陆医生使用导管治疗，治死了很多人。那时候，培训一个医院的医生，学会导管治疗收费3000元；医生给病人做一次导管治疗收费1300元。那时候，刚开始改革开放，因此人们听说是引进美国新技术，那是蜂拥而来的。那时候，到医院做导管治疗的病人多极啦；一张床睡两个病人，家属睡在床底下；医生查房是很困难的。可是美国同行急了，骂中国大陆医生是刽子手。因为导管治疗在美国属于姑息疗法；栓塞动脉之后，肿块缩小了，还是要手术切除的。因为导管治疗是以动脉栓塞为主，化疗为辅；而且是一次性的；而且肿块直径必需小于三厘米；而且肿块不能转移。
但是中国大陆医生不听这一套；导管治疗是以化疗为主，而且是21天一次；而且肿块直径大于三厘米也做；而且肿块转移也做。因此许多病人做了导管化疗，肿块就没有了，你说快不快，可是病人高兴没有几个月就死了。因此国外的一些东西，拿到国内就变成四不像了。这是许多外国人，不愿意与中国大陆搞技术合作的原因。许多中国大陆人，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这是最令外国人恼火的事情。而中国的三分治七分养，在外国是原汁原味的；你说怪不怪。因此1991年，我统计导管化疗的五年生存率只有5％；1994年，我统计导管化疗的八年生存率只有一个零字。这叫什么新技术？于是我又反对导管化疗，但是国内没有一个报刊给我发表。没有办法，我只能自己不使用而已。
遗憾的是，1994年，我停止使用导管化疗了，而这些医生还在治死人。那么他们再治死人，就与我无关了。现在我明白了，不怕慢就怕胡来。分析死亡人群可以发现，老知识分子极少。可能是老知识分子老谋深算，对于新技术持观望态度。但是老知识分子对于三分治七分养极易接受，可能是安全求稳的心理。但是死亡最多的是年青人，可能是年青人容易接受新事物。现在中国大陆的市场繁荣，主要是年青人制造的。因此年青人的是医院和火葬场的主顾。这一点与美国不同。现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