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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铁甲船规模巨大、防护严密，又配有相当数量的新式火器，但终究数量有限，要直接面对数百敌船，胜算是相当渺茫的。九鬼嘉隆看清了这一点，指挥船团尽量不与敌船靠近，而只远远地以大炮和火枪轰击。毛利水军火箭如雨，却根本无法射穿覆盖在敌船体外的厚厚铁甲，而因为距离不够，手抛焙烙玉也根本无法伤敌。就这样，嘉隆顺利地将毛利水军击败，血洗了第一次木津川口海战败战之耻。
纵横濑户内海十数年的毛利水军大败亏输，这对毛利和本愿寺两方都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对织田信长威信之上升，也起了相当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铁甲船的制造，在日本古代战争史上确实是一大创举，但这创举的设计者究竟是信长本人，还是具体执行的九鬼嘉隆，可就没有人知道了。
正当九鬼嘉隆击败毛利水师，柴田胜家在北陆攻入越中，畿内诸将如丹羽长秀、蜂屋赖隆、细川藤孝、池田恒兴等杀入摄津国，讨伐荒木村重之际，织田信忠和羽柴秀吉在中国地区东部也打得颇为顺手。羽柴秀吉采取长期围困策略，把三木城包围得如同铁桶一般，毛利军数次尝试突破一点，好往城内运送粮食，都被秀吉击退了。在包围了一年多以后，三木粮尽，士兵和百姓只得捕捉老鼠、屠杀战马为食。城主别所小三郎长治悲叹之余，只得以自己切腹自杀，献出城池作为条件，要秀吉放部下和城内百姓一条活路。
1580年正月十七日申时，别所长治把年仅三岁的幼子抱上膝头，流着泪将其刺死，然后又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儿子的尸体并排放在席上。最后，他才请三宅肥前入道担任介错，切腹了结了性命。
围攻三木城的时候，明智光秀受命离开播磨前线，回军杀入丹波国，攻击当地豪族波多野氏。就这样，西线、北线各方战事持续不断，迎来了天正七年（1579年）的新春——信长时年四十六岁。
信长在即将完工的安土城召见诸将，举办了盛大的新年宴会。五月，安土城竣工，信长于当月十一日正式移住到此。他才到安土，就突然听说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佛教净土宗的灵誉长老从关东千里迢迢来到安土传教，和当地占统治地位的法华宗产生了冲突。法华宗各寺院住持提出要和灵誉长老展开一场盛大的“宗论”，以定胜负。
信长闻讯，派菅屋长赖、矢部家定、堀秀政、长谷川秀一等人前往调解，灵誉长老一副恭顺的态度：“老僧谨遵上意。”但法华宗仗着人多势众，门下弟子很多都出仕于织田家或与织田重臣交好，坚决不肯退让。
信长说：“好吧，那就在我面前宗论吧，让我看清楚胜负曲直。”他招来日野的高僧景秀铁叟长老，以及安土本地的因果居士作为评判，并择定安土城外净土宗的净严院作为宗论场所，派织田信澄、菅屋长赖、矢部家定、堀秀政、长谷川秀一领兵警护。
法华宗派出了长命寺日珖，常光院、九音院、妙国寺的住持，以及普传等高僧前往参与宗论，他们一个个华丽的法衣裹身，摆出骄横态度，还让妙显寺的大藏坊携带纸笔，展开八卷本《妙法莲华经》，担任记录。净土宗除灵誉长老外，还派出安土田中的贞安长老，都自带笔砚，穿着朴素的黑色僧衣前来赴会。
这场宗论，出乎意料地很快就结束了，开场没多久，贞安长老就把对方驳斥得哑口无言。灵誉长老手持折扇，舞蹈一曲，宣告本方获得了彻底的胜利。围观群众欢声雷动，纷纷冲破警戒线，挥拳驱逐法华僧众。法华僧众被迫抛弃了纸笔和《妙法莲华经》，夺路而逃。信长也欢喜赞叹，赐予灵誉、贞安两僧纸扇为礼，并警告法华僧众说：“你们回寺去潜心研究学问吧，不得再对他宗佛徒诸多刁难。”法华宗的首脑纷纷辞职，并呈交誓约，说明再不敢非难他宗门人。
但是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记载，据说宗论持续了整整四个小时，最后以法华宗的胜利而告终，但在信长的袒护下，因果居士宣布净土宗获胜，其后信长即强迫法华宗徒在承认失败和保证不再非难他宗信徒的文件上签字。法华宗的势力当时在畿内非常庞大，并与臣服于信长的许多豪族力量相勾结，信长此举，无疑是用相对平和的手段打击和约束法华宗的发展。
这场宗论在日本佛教历史上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而对于认识织田信长的宗教政策，也不无裨益。信长没有禁止宗论，更没有抬出其它宗门甚至天主教来压制争斗的佛教徒，说明他的宗教政策是相对宽松的，也是相对自由的，他并不是一个天主教徒，而仅仅用强力应对比睿山延历寺、石山本愿寺等拥有武装、妨害其“天下布武”的佛教势力。延历寺已化焦土，本愿寺朝不保夕，信长遂开始扶持对自己统治有益的佛教宗派。他是一个复杂的封建政治家，而非简单的宗教迫害者。
弗洛伊士对于信长的宗教观，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这个日本男人眼中毫无神明可言，他认为自己就是神……信长聚集全国的神像与佛像，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崇拜这些偶像，而是要这些神佛崇拜他。他认为自己才是神，在他上面根本没有创造万物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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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6…10…275：15：36）
战国乱世，群雄并起，而历史最终选择了一个来自尾张国的小诸侯织田信长，交付他统一日本的重任，虽有一定偶然性，但更多的则是无法抹杀的必然。从客观上来说，尾张地处土地富庶、交通便利、商业相对发达的浓尾平原上，并且距离京都较近，置于这个四战之地的势力，很有可能因各方向压迫而反弹，为了家族的生存而加快对外扩张的势头，同时也非常便于进入京都，进而掌控天下。
从主观方面来看，信长目空一切的劣习，反过来使他藐视权威，敢于打破旧的统治秩序，敢于不择手段地去获取胜利。无论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政策，都为最终统一畿内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信长的政策
从尾张时代起，织田信长就非常注重商业的发展。当时日本大小诸侯割据，道路残破，关卡林立，城下町的商业也多被当地行会所垄断，非常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信长花很大精力修葺道路和桥梁，废除领地上的关卡，同时采取“乐市乐座”制度，以打破行业垄断。他还铸造“大判”，统一领内的货币。
在农业方面，信长一方面强力镇压百姓的暴动，一方面确定封建领主庄园制，采取“兵农分离”、“检地”和“刀狩”等政策，力求将农民牢牢禁锢在土地上。对于敢于抵抗的地方割据势力，信长毫不留情地将其剿灭，并且往往连带屠杀无辜，以震慑附近诸侯；对于主动投诚的势力，则发给“所领安堵状”，用誓约形式确定其在织田政权从属下的领土所有权。其后在部分地区还实行“检地”政策，丈量土地，计算年贡，禁止辖下诸侯虚报田地和产量，便于中央统一规划控制。和泉槙尾寺因为对抗检地，立被信长亲信大将堀秀政烧为灰烬。
当时大部分封建诸侯并无常备兵，武士除还要担任行政任务外，也可能下地种田，农民在作战时也会临时征发入伍。信长采取“兵农分离”政策，把武士常备兵化，而禁止农民脱离生产，加入到争斗的行列中去。这一政策，后来更发展为“刀狩”，即没收农民所持有的武器，以防转业和暴动。
这些政策完善了封建庄园制，把农民牢牢圈禁在土地上，同时也巩固了织田氏的统治，稳定了地方政局。
政治方面，织田信长不但挟幕府将军以号令天下诸侯，并且尊奉天皇朝廷，希望建立双头傀儡政治，对足利义昭产生一定制约。放逐义昭以后，他在恢复朝廷影响力的同时，也尝试将其彻底掌控在自己手中。1578年四月，信长提出辞呈，以“征伐未尽其功”为借口，放弃了朝廷赐予的一切官职，他说，待等到“万国安宁、四海平均”之际，再任官职亦无不可。他修缮二条御所，请最具天皇继承人资格的诚仁亲王搬来此处，大力扶持，无疑想在当时的正亲町天皇退位后，可以拥立一个彻底听话的傀儡政权。
为了将织田政权重新名正言顺地纳入天皇朝廷体系，1581年，正亲町天皇派遣女官到信长处，希望他可以担任左大臣一职，然而信长竟以天皇退位作为条件：“若诚仁亲王得以继位，我将担任官职，悉心辅佐。”与此同时，他还希望扛出足利义昭之子足利义寻担任第十六代幕府将军，以分割朝廷的影响力，此事在朝廷的强力反对下，不果而终。朝廷想封信长为新的幕府将军，或请他担任关白一职，也遭信长回绝。
对于用人，信长从不看重门第，敢于不拘一格地提拔有能力的浪人、下级武士或降将，比如羽柴秀吉、明智光秀、泷川一益、稻叶一铁等等。而对于颟顸无能，或者失去利用价值的臣下，即便是谱代重臣，也毫不留情地加以放逐，比如其后佐久间信盛和林秀贞所遭受到的严厉处置。这就使得织田家臣团始终保持活力，人人争功，不敢稍有懈怠，因而纵横畿内，无人可敌。
为了重建封建秩序，信长采取严刑峻法，还在尾张时代，就颁发了“一钱斩”的政策，即抢劫、偷盗一钱者亦施以斩首之刑。这种重刑主义使他招致了“暴君”之名，也引起各方敌视，但客观上有利于统治权力的加强，和辖下领地的安定。
军事上，信长利用“兵农分离”政策，极大加强了配下军队的战斗力，并且由脱离土地的武士为主体创建军队，也便于较长时间离开所属领地，进行长途远征。信长军纪严明，对于敌方领土进行毫不留情的屠杀和烧掠，对于本领百姓则甚为保护。1568年他进入京都，织田军的严明军纪给当地居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根据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