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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锦之战：洪承畴的悲喜剧（2）
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1638年，是为大明崇祯十一年、大清崇德三年冬天。
这年冬天和后来发生的事情，充满黑色幽默，其情节之离奇，让人根本就无法置信，可能足以令不管拥有多么丰富想象力的小说家都要瞠目结舌。
洪承畴担任大明帝国陕西三边总督时，曾经专门负责平息关中地区的农民暴动，孙传庭是他志同道合的战友。孙传庭有大才干，治军严整，作战作风凶悍而富有谋略，在与暴动农民的周旋中，屡立大功。高迎祥死在他的手里，李自成也大败在他手下，一大批农民军首领都曾经吃过他的大苦头。在早期的军事生涯中，他似乎就没有打过败仗。《明史》作者认为他“沈毅多筹略”，就是深沉刚毅、多谋善断的意思。（《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孙传庭。）假如运气足够好，或者上天能够赋予他另外一种才能的话，他可能能够成为大明帝国末年挽狂澜于既倒的人物。可惜，他的运气不够好。或者说，上帝对他还不够关爱，没有在赋予他处理军国大事之能力的同时，还兼具其他帝国官场更加看重的才能，比如察言观色、投人所好、乖巧一点、更讨人喜欢一点等等。结果，由于他性格和才能上的此种特征，导致他的顶头上司很生气，后果也就变得特别严重。
差不多就在他屡立大功的同一时间，崇祯皇帝特别着迷地宠信上了杨嗣昌，几乎给了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处理军机大事的全权。偏偏孙传庭无法苟同他的诸多决策，并上书皇帝申诉自己的看法，导致杨嗣昌切齿痛恨之。在此前后，孙传庭还因为缺少投人所好的才能，把一位同样得罪不起的大太监高起潜也得罪得不轻。于是，孙传庭应该受到的奖励和晋级便多次被压在杨嗣昌手中，他的部下也自然受到了同等待遇。
潼关南原战后，李自成全军覆灭，只有十八骑随他逃遁到商洛山中。就在孙传庭和洪承畴准备彻底搜剿商洛山时，皇帝急急忙忙地命二人率部进京，前去保卫京畿并对付皇太极。就此，李自成获得了一线生机，而孙传庭则掉进了无边的噩梦之中。
孙传庭接到崇祯皇帝的调令，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赐尚方剑，代刚刚战死的总督卢象升对抗入侵清兵。当此时，孙传庭带兵来到了北京郊外。杨嗣昌和深受皇帝喜爱的大太监高起潜不愿意孙传庭见到皇帝，二人找了许多理由，证明孙传庭十分招人讨厌，说服皇帝下旨“切责”——痛斥孙传庭，并以京师戒严为名，不许他进京朝见。恰在此时，洪承畴也赶到了京郊。皇帝不但派人来到郊区犒劳，而且命他即刻朝见天子。搞得孙传庭意兴阑珊，颇感郁闷。
随后，在杨嗣昌主持下，作出了一系列决策。此时的孙传庭还是没有学会看人脸色，他仍然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做法，和杨嗣昌争辩不已。他认为，不应该把陕西精兵长期调离山陕地区，以防造成不可测之后果。他说的一切被后来的发展所证实。一年之后，李自成就是在陕西部队被调走后，休养生息并东山再起的。然而，倒霉的是，预言家本人不但两个耳朵都聋了，而且在他的预言被证实的过程中，他只能在皇帝的监狱里苦熬时光。
关于孙传庭耳聋的经过，《明史》中的记载十分简略，大意是说，孙传庭坚决劝告杨嗣昌接受自己的忠告，“嗣昌不听。传庭争之不能得，不胜郁郁，耳遂聋”。（《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孙传庭。）表明他的耳聋与心境的极度焦虑郁闷有关。
孙传庭被抓进监狱的大体过程是：
孙传庭接受皇帝的调令时，曾经上书皇帝，其中谈到：“边疆事务败坏到这种程度，原因是决策失误，目前工作告一段落之后，请求皇帝允许我当面商决大计。”（《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孙传庭。）不久，适逢京师解除戒严，皇帝重新任命他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孙传庭也就很自然地请求觐见皇帝。杨嗣昌知道后，大惊，以为孙传庭是要在皇帝面前对付自己。于是，将孙传庭派来投书的人拒之门外，并将给皇帝的上书一并退还本人。孙传庭大为恼火，立即上书皇帝，“引疾乞休”，就是以生病为由，请求辞职。杨嗣昌一见，也立即上书皇帝，弹劾孙传庭，说他并不是真的聋了，而是以此为借口，发泄对皇帝的怨气。崇祯皇帝遂大怒，下令撤销孙传庭的一切职务，废为平民。然后，想想不过瘾，又派一位省级官员前去核实孙传庭那厮是真病还是假病，耳朵是真聋还是假聋。这位官员核实后报告说，孙传庭真是聋了，不是托词。皇帝又大怒，索性把这位官员和孙传庭一起抓进了监狱。（《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孙传庭。）
松锦之战：洪承畴的悲喜剧（3）
《明史》记载说，举朝皆知其冤，可是没有人为他讲话。原因是没有人敢于让皇帝和杨嗣昌不高兴。
此后，孙传庭在监狱里一呆就是三年。三年间，杨嗣昌一败涂地，孙传庭曾经作过的预言成为现实，而且是所有的可能中最糟的那一种——陕西精兵离开山陕地区之后，李自成得以东山再起。崇祯皇帝又一次想起了孙传庭，于是，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让他再立新功。三年时间，天下已经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李自成和张献忠已然成了气候，在皇帝的逼迫下，孙传庭稀里糊涂地死在了战场上。
如果说孙传庭遭遇了黑色幽默般的命运的话，洪承畴演出的就是一出悲喜交集的、相当经典的小剧场实验话剧了。
洪承畴肯定十分了解孙传庭的才干与为人。我们没有确切的资料，无法知道孙传庭的遭遇对洪承畴产生了什么影响。差不多在孙传庭被抓进监狱的同时，洪承畴接受了总督蓟辽军事、对抗皇太极的重任。这真是一个不祥的职位，从萨尔浒之战开始，近二十年时间里，没有一个人在那个位置上能够建功立业后全身而返。几乎所有面对这个使命的人，不是身败名裂，就是家破人亡。事实上，仅此一点，就足够证明大明帝国在自己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是何等轻浮乖戾了。
洪承畴富有谋略，声名卓著，深孚众望，在这个足以令人精神分裂的凶险岗位上，他被成功地撕扯成了两个人，从而，成为了一个特殊的例外。
公元1640年，是为大明崇祯十三年、大清崇德五年。皇太极在第四次派遣大军远道奔袭并大获全胜之后，接受一些汉族官员的建议，开始调整自己的整体战略，将兵锋正面指向了宁锦一线。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派兵修筑义州城。
在这些汉族官员的建议中，提出了对明战略的总体设想，分为三策：其一，为刺心之策，主张直取北京，拿下大明帝国首都后，再行平定全国；其二，为断喉之策，主张绕过宁锦，直抵山海关下，一举拿下天下第一关，然后，回手扫荡宁锦等城，再图关内；其三，为剪重枝伐美树之策，先下宁锦，再抵关门，进取全国。
皇太极接受了第三策，并选定义州（即今日辽宁省义县）作为屯兵、进取锦州的前进基地。这里位于锦州北侧九十里处，位于广宁与锦州之间。此地地势开阔，土地肥沃，利于垦荒屯种。清军屯田于此，极为有效地逼近了明军的山海关外诸城，令其生产与生活大受威胁。
经过数次绕道长途奔袭，皇太极必定深切意识到了辽西走廊的重大战略价值，不拿下锦州、宁远，不但无法打通由山海关到北京的大道，而且，绕道破长城入关也时时面临被切断退路之危险，从而，成为绞杀大明帝国那根铁索中最为薄弱的链条。大明朝如果出现一位坚强有力、具有战略头脑的统帅的话，长途奔袭的远征军立即就将陷入被反封锁的境地之中。且驻守在锦州、宁远、山海关的明军，在与八旗铁骑十余年的反复搏杀中，也锤炼成了一支颇有战斗力的队伍，号称关宁铁骑。他们完全可能乘虚捣袭盛京沈阳，届时，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
一个伟大的统帅与一个庸才的区别经常表现在：前者时常从最坏的可能出发考虑问题，而后者则总是以为自己没有理由不胜利。拿破仑曾经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之所以百战百胜，仅仅是因为作战之前永远觉得对手比自己聪明得多，而他的对手们却总是把拿破仑当成傻瓜。稍为认真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上述情形恰好出现在大清与大明这一对冤家之间。
大约就是出于此种考虑，皇太极几乎每次在出兵远道奔袭时，总是会派兵不停地打击宁锦一线的明军，敲打他们，使他们的神经总是处于紧张状态，镇日价提心吊胆，生怕被“鞑子”偷袭、围困或断了后路。有时，皇太极甚至会亲自领兵前往锦州、宁远等地，牵制明朝军队，“使其东西疲于奔命，首尾不能相顾，我西征将士得以从容直捣中原耳”（《清太宗实录》卷四十六）。
松锦之战：洪承畴的悲喜剧（4）
而大明帝国军队似乎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也可以偷袭沈阳，也可以断掉入了关的“鞑子”们的后路，把他们围困在充满敌意的长城里面，让他们找不到回家的路，在敌人的土地上死得特别难看。这种想法可能远远超出了大明帝国君臣们的想象力，会把他们吓坏，令他们想都不敢这样去想。令人不胜叹息的是，情况若仅仅是这样的话，还算是很不错了。大明帝国此时糟糕的景象，早已远远超出了这些，早就达到了糟不可言的地步。
有一次，皇太极率兵来到明军城下，皇太极挑战说：“如果你们出兵一万人的话，我就只以一千人应战；你们要是出兵一千人，我就以一百人应战。咱们堂堂正正地打一仗，你们也可以掩饰一下欺蒙皇帝的罪过，要不然，总是空口说白话地骗你们的皇帝，你们不觉得太可耻了吗？”这种挑战，皇太极做过不止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