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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溥仪、“人权派”立场、对日方针等不无看法，胡适则取“老僧不见不闻”的韬略，采取不与之争的态度，而当鲁迅逝世之后苏雪林等以群噬鲁迅为快，胡适以为“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这就是胡适，即那个雍雍穆穆的胡适。当然，也不必讳言胡适对鲁迅基于不同政治观和文化观而带出的歧异，在给定的那个具体的历史场景中，他们甚至是参商不相见地被历史长河阻隔着，这何来“相逢一笑”式的旷达和释怀呢？胡适在给苏雪林信中所说“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就是这表现之一，后来他在台湾演讲《中国文艺复兴》，在提到鲁迅的功绩后，他又说“鲁迅先生的毛病喜欢人家捧他”，“他要去赶热闹，慢慢走上变质的路子”，也是胡适对鲁迅的一种观照，反之，更毋须说“鲁迅如何评价胡适”了。
认识胡适、认识鲁迅，都不是太容易的事，如果要见一个“奕奕如在目前”的胡适或鲁迅，更是不易。然而，在一个“圣人”们纷纷走下“神坛”的解构历史的时代，它大概也不是太难的事，只要你放低姿态，这样殷殷地“十问”……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实证分析与价值判断
■ 乔新生
新闻是历史的草稿。面对今天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争论的新闻，不知道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作何感想。历史的事实只有一个，但历史的观点却会有很多种，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也是如此。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两权分离，到本世纪提出的产权改革，都将在中国的改革史上留下许许多多的争论。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仍然处在社会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关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还在进行。我们不能大度的认为每一种观点都有自己的合理性，或者仅仅看到这些争论的学术意义，而没有看到他们对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坦率地说，单纯的学术讨论是没有的，每一个人都是基于一定的利益考虑提出并发展自己的观点。从这个角度来说，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争论其实在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不同利益团体的价值追求。
现在，关于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争论进入到了公众参与的层面。有关学术争论被赋予了太多的道德色彩。经济学家并非不讲道德，只是在进行经济现象分析时，他必须压抑住感情冲动，用自己所掌握的基本假定来解释经济问题。其实，在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着实证分析与价值判断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法。实证分析更多地侧重于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并且通过既定的经济标准，来判断经济结构的好坏。在管理学中，会计学和财务分析是一种典型的实证分析方法，凡是受过会计学系统训练的学者，都非常习惯于实证分析方法。他们能够通过对现实生活中各种经济现象的归纳整理，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且根据自己的学术积累，提出改进建议。事实上，当前中国恰恰缺少具有实证分析能力的经济学者，缺少在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问题的研究中用数据说话的实证分析学家。
在整个社会利益阶层不断分化的今天，道德判断成为了最为丰富也是最为混乱的判断标准。即使面对同样的数据分析结果，不同的人也会作出不同的道德判断。急切地将道德判断标准引入到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问题的讨论中，不但无助于得出正确的结论，反而会在社会引起更加激烈的争论。正因为如此，我们反对将学术问题泛道德化，或者利用泛道德的标准衡量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成败。现在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争论，已经有泛道德化的倾向。故意将学术上的理性判断标准和道德上的判断标准混淆起来，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
然而，学者在进行国有企业产权分析的时候，也必须顾及到社会基本底线。换句话说，学者在进行实证分析的时候，要根据现代社会公认的法律准则对经济现象作出评判，这种评判不具有强烈的道德色彩，但也不是简单的价值分析，而是实证分析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市场经济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法律规范则是这只“手”的有机组成部分。脱离了法律判断而进行的所谓的经济分析，是一种毫无价值的纯粹“自然主义”的经济学说。
把法律标准作为评判经济现象的最后尺度，经济学家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司法上的问题。当某些企业家认为自己的经济行为没有触犯国家的法律，而经济学家分析的结论却认定产权改革违反了国家的规定时，这些企业家很有可能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利益。在有些情况下，虽然经济学家并没有公开指责企业家的行为违反法律，但在进行经济分析的过程中，使用了不恰当的甚至侮辱性语言，那么，经济学家也可能会面临司法诉讼。从这一点来看，这是现代经济学家遭遇的特有风险。
一些经济学家沉浸在传统古典经济学或者新制度经济学的学术氛围中，用假定来建造自己的逻辑大厦，其结果是既误导公众，又践踏了学术的尊严。不客气地说，我们有些经济学家已经习惯于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公众之上，他们常常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现行的法律规则，在许多时候已经到了藐视法律的地步。在他们的眼里，通过广泛征求公众的意愿制定出来的法律规则是靠不住的，或者说是没有价值的，只有他们的理论推演才具有实践意义。这种“法律虚无主义”导致当代中国在产权改革问题上出现了许许多多奇怪的学术理论。目前，亟需对这些理论进行法律上的批判和澄清。
在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问题上，我们并非无法可依，从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到现在，颁布了近百个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尽管按照现在的立法体制，我国有些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还不能很好的适应社会的需求，但从总体状况来看，我们的很多改革正是在这些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引导下逐渐推行的。对于改革中出现的某些问题，我们仍然可以用立法的方式加以克服。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中的实证分析，首先应该建立在法律制度的判断基础之上。
处在转轨时期，应该鼓励学者对中国国有企业，特别是对“公开性”的国有企业，进行具有建设性的学术批判。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学者的结论或许是错误的，但他们提出的问题会引起立法部门或者有关政府部门的注意。作为经济学家，应就同行的实证分析结论进行批评，而不是揣测学者的学术背景，或者进行人身攻击。
当学术问题放在公众的视野里，让公众参与讨论，非学术性声音的出现几乎是无法避免的。负责任的学者应在尊重公众意见的基础上，系统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经济学家研究的是“济世之学”，不可能关起门来拒绝公众参与讨论，但是，不能将学术做成政治活动和艺术表演，追求轰动的效应。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有些事情确实值得检讨。譬如，一位学者通过对个别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系统分析，得出了必须暂停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的结论。这样将个案分析的结论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是与实证分析的逻辑方法相悖的。不论中国的上市公司有多少，也不论上市的公司存在怎样的问题，它们毕竟不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全部，某一时间段内，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好坏不等于中国所有国有企业财务状况的好坏。当我们不自觉地将学术结论扩大化以后，虽然能够引起一些喝彩与共鸣，但在学术上恐怕是难以成立的。
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确存在许多问题。我们可以探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合法性问题，可以探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会不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甚至可以探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可行性问题。但不能把个别的结论当作普遍性结论。正如有些学者所说，即使在发达的欧洲国家，国有企业仍然具有广阔的生存空间。
中国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显然具有自己特殊的难题。目前被广泛认可的国有企业退出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了减少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比重，向某些发达国家看齐。这样的改革自然会引起广泛的争论，因为在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利益的再分配问题，导致一部分生产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我们不需要进行国有企业产权转让，因为国有企业干得好，甚至比民营企业还要出色。有位经济学家发现香港上市的中国国有企业跟香港本地的家族企业相比，国内企业的总资产回报率为4．1％，而香港家族企业为4．3％。但是，国有企业每单位资产创造市场价值为1．13倍，而香港家族民营企业则是0．97倍。所以，中国的国有企业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差劲。
这是一个典型的财务分析准确，但结论错误的例子。因为在香港上市的都是特殊的国有企业，它们在资源垄断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这些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很多属于超额垄断利润。和国内其他国有企业相比，这些企业即使不进行上市重组，仍然能够继续获得超额利润。因此，试图通过对香港上市国有企业的财务分析，来找出中国内地绝大部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发展方向是不可能的。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基本上是围绕着提高运营效率展开思路的。从上个世纪的两权分离改革，到正在推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都是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但是，现在人们争论的焦点问题是，当国有企业进行了产权改革，国有企业的出资者逐渐变为个人或者民营企业的时候，这样的改革路径是否正确？在改革过程中是否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一些学者看到了国有企业、私营企业、集体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