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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按照知识分子们对于公共事务的兴趣主导公共知识分子的评选，大抵只是一场闹剧，即使是善意的闹剧也罢。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一个专业知识分子，必须是在某个专业领域内学有专长的专家，然后才有资格对与他的研究领域相关的公共事务发言并且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专业见解。没有“知识”，如何“公共”？一个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在向社会证明他具有超乎一般公众的智商与能力时，他在某个专业领域内的成就，固然是对其进行验证的重要指标，但即使他的智商与能力得到了公众的认可，也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随意指斥天下。退一步说，针对重大的公共事务（比如面对极权、战争及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时的抗争）每个人当然都可以且应该表达自己作为一个“人”的道德立场，但是当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人”表达自己的立场时，并不能等同于表达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就像声称能够提供所谓包治百病的药方的，多数只是什么病也治不了的江湖郎中，面对所有公共事务都要充内行甚至扮演专家角色的“知识分子”，恐怕多数也与之类似。我们常在大众媒体上看到这样一类人，他们在任何领域都在寻找机会，以导师的口吻教训芸芸众生，有时甚至毫不避讳地集体出动有如一个好为人师的兴趣小组，然而这样的万金油，往往在任何专业领域内都不足称道，因此他们的见解充其量只能及于“学术票友”的水平；如同王朔所说，无知者无畏，在很多场合，恰恰由于他们不是任何一个行业的专家，因此更加急于和敢于在任何公共事务领域发表言论，于是，追求“公共”成为缺乏“专业’’的遁词，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简直就成了“业余知识分子”的雅号。可叹这类因为不具有任何专业“知识”而只剩下他们对“公共”事务票友般的盎然兴趣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出现在《南方人物周刊》的50人之大名单里。
我们也不能将勇气和胆量当作公共知识分子的指标。无论是对《南方人物周刊》评选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赞扬还是批评，都涉及到对这一举动勇气层面的评价，假如我们不幸处于言路不够开阔的时间与空间，面对某些公共事务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确实需要对个人风险的某种程度上的担当；因此，我们有十二分的理由为这个时代仍然拥有一部分能够勇敢地面对某些敏感公共事务大胆发言的知识分子而感到骄傲，给予他们非常的尊敬，将他们奉为知识分子乃至公众的楷模，这样的知识分子在50名中当然有不少。但矫正社会不良风气、推动历史健康发展所需要的决不止于勇气和胆量。多数情况下，现代社会公共事务领域更需要的是专业知识分子提供的建设性的方略与对策，而不是“职业反对派”冲动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历经曲折的主要原因之一，正缘于一百年来主导社会变革的，主要是那些徒具浪漫主义气质而缺乏专业素养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常常以其勇气与胆量自诩，同时却粗暴地拒斥专业知识分子理性的金玉良言。历史的教训，又有多少人会去记取？
诚然，我们可以用最大的善意，谅解那些在自己全然外行的公共事务领域放言高论的“公共知识分子”，可以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浅薄的媒体，埋怨这些媒体为了达到吸引公众眼球的目的而不择手段，成天只盯着很少几位在江湖上行走的名家，甚至胁持他们去公开谈论他们自己本不擅长的话题；我们可以这样说，许多在公共领域说了露怯的话的专家学者，并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缺乏自知之明，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愿意在他们其实很无知的领域内发一些票友水平的牢骚，他们只是被媒体利用和绑架了。但即使这样，我们至少有权要求知识分子们有起码的自重，不要因为经常客串于非专业领域而自我陶醉，要求他们至少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哪些场合，只能以一个外行的身份发言。
知识分子当然应该而且必须面对公共事务发言。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传统中最有价值的精华之一，是“稷下之学，不治而议论”的真谛。但再说一遍，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一个专业知识分子，假如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与放言的勇气，未见得真能于国家及社会有以补益；与其以有其用之身，做此无益之事，还不如退回书斋。
“自我神话”的个案
■ 黄 波
有人从这次“公共知识分子”评选中看到了“二桃杀三士”的玄机，后来果然有沸反盈天的争吵。不论相关的争执是多么义正辞严还是完全意气用事，都证明了久违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重新被记忆，证明“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一个不太让人讨厌的头衔，尽管方舟子声称要辞掉这一桂冠。实际上方舟子也并不是对这一称号不满，只不过是不愿与另＝些人同榜而已。
如果说名不见经传的《南方人物周刊》策划的这次评选还有什么积极意义，我觉得大概也就是以上说到的这些：它炒热了一个概念，而这对当下的中国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反观自我是有益的。
当然作为一个排行榜，它有先天的容易让人非议的地方，比如“谁上谁不上”就是一个几乎人人都可以说道说道的话题，可因为这是所有的排行榜都必然会面对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争论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相形之下，和别的评选比，从公共知识分子榜出台的过程看，这次评选的操作显得很不专业，这也许更值得注意。谁来策划谁在评选？有无候选人？—个刊物自说自话就弄出了“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只看到了结果，即名单，而名单出台的过程却远未公开。如是种种，使这次评选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小圈子的自怡自乐，也闹出了一些笑话，它在推荐徐友渔上榜的理由时说他把马克思主义解释得一目了然就是一例，而王朔和金庸的上榜简直就是在消解策划者自定的标准。王朔和金庸的影响力当然无人怀疑的，可是这两位的“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恕我眼拙实在没看出来，也许策划者推举金庸时心里想的是金大侠的《明报》和政论吧，但那些东西的影响只能说限于香港一隅的。
说了老半天，其实还是枝节问题。现在我想抛开是非，谈一点个人的感受。从“公共知识分子”评选这一事件和围绕这一事件所产生的鼓噪中，我感觉有一种不良的气味，即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沉潜，中国的知识分子渐渐有了自我臌胀自我神化的迹象。争当传媒宠儿，重视话语权的掌握，也许不是坏事，但如果无视于当下的现实，误把小圈子的捧抬当成了话语权的奠定，那肯定是于自己的前进有碍的。现在还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唱高调的时候。而影响中国云云分明就是一种高调，试问一下，到底是吴敬琏型的经济学家还是厉以宁型的经济学家更能影响中国？现在是网络时代，私下觉得网络这种特殊的传播方式可能更容易让一个人膨胀起来，你在网上发一个帖子，突然一下子有了几十乃至上百个跟帖，仿佛到处都有你的拥趸者，在这个时候，人是容易膨胀乃至迷失起来的。而审视这份名单，有些人也正是网络名人，只是网络名人，离开网络，其影响力能及于何处，是大有疑问的。也许策划者说这种评选虽有商业味，但还有对“公共知识分子”表示敬意的蕴含，那么我要问，像高耀洁这样埋头做事的知识分子会因为这种敬意而做事顺利起来呢，还是相反？上榜者之一，被人称为“网络意见领袖”的王怡在这次评选中说了句“知而不言是一种罪”，网上流传很广，而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这也是一种高调，任何时候，取消人的消极自由都是可怕的。揆诸情理，王怡本人又何尝能够做到对所有自己知之的事言之呢？不能做到而偏偏要这么说，我颇疑心是在网络追随者的拥趸之下的一种心态失衡。
现代文学馆的大门把手是比照巴金先生的手模做的，据主其事者说这是为了让所有进馆者一摸把手便虔诚起来。虔诚这种情感哪里是这么容易滋生的？不宜盲目夸大知识分子的精神魅力及其对现实的影响力，更不必在自己或别人的盲目夸大中迷失。
新闻场逻辑：“公共知识分子５０人”事件的传播学观察
■ 止 慈
在讨论电视的市场份额和竞争问题时候，布尔迪厄所说的一段话提供了理解媒体事件相当有价值的参照：“各电台、电视台或报社之间为争夺听众、观众或读者所展开的经济竞争，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为抢占市场份额的竞争，具体表现为记者之间的竞争，这场竞争有其自身的、特殊的赌注，如头条新闻、独家报道、职业声誉等等，它不会被人们看作或认为是一场争夺金钱利益的纯经济的竞争，然而却受到种种限制，与该新闻机构在经济实力和象征力量的对比关系中的地位密切相关 如果将由众多媒体和其他传播机构组成的社会空间视为相对独立的新闻场，引发争议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名单，一个专题报道事件则提供了从传播学角度观察新闻场逻辑的机会。
命名的生产功能
公共知识分子，而且由“影响中国”来加以修饰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样一个定义式的命名在有数目限定的分发过程中自发显示出其褒奖的能力和意义。“50人”这个被确定的数字，可能依据的是媒体版面空间容纳的能力、可能因为这是一个容易被记忆和传播的特殊数字，也可能源于编辑团队以及编辑征询的顾问意见的整合。
是媒体在对个人进行命名，此刻，人物仍然是以人物的名义出现，但是人物的个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