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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话语,也无外乎孝悌仁义这一套,即使其他类型的精英从事调解,也大体离不开这些话语,只不过,他们的语言相对要俚俗一些。当然,正像官府调解包含有法律的内容一样,民间的调解也包含有其他的成分,人们在进行调解的时候,往往会分析事情的利害关系,讲一些人情常识和日用道理,甚至掺杂一些因果报应之类的半宗教、半巫术的说教。一个成功的乡间调解人(和事佬),往往善于将各种文化资源天衣无缝地混杂在一起,交替使用。不过,尽管如此,儒家经典里的内容,依然是主脑。
在中国的古代社会,儒学是百姓日用的东西,经过私塾这个中介,通过宗族、乡社的活动以及婚丧嫁娶年节祭祀的仪式,日常生活、民俗信仰与儒学经典的精神水乳交融,难分彼此。儒家伦理和学说,固然不仅仅是学者象牙塔上的清玩清供,也不仅仅意味着上层的意识形态和统治工具。
中世纪的中国农村,教育的普及程度之高,是令外国研究者吃惊的事情。更令人吃惊的事情,是民众对儒家伦理牢固的亲和力。正是这种亲和,使得任何一种形式的统治者,都得对孔子礼敬再三,连进军过程中对孔子像夹脸一箭的蒙古人,坐了江山之后,依然要祭孔如仪。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农村社会农民对文庙(孔庙)的冷淡,其实主要原因在于,文庙实际上是个官方设定的“禁区”,那里被最大限度地神圣化和清洁化了。祭孔成了官员和绅士的特权,老百姓根本不可能涉足,时间一长,他们自然就不去那里了。同时,由于所谓的儒教一直处于某种半宗教的状态,孔子和孔门弟子,一般也不是人们祈祝的对象,香火不旺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虽然百姓祈祝的香火都投向了其他的神庙,但据调查,在古代中国的农村,每个村庄街道的主轴线上,都是宗祠的所在,神庙,只能建在侧线上。而宗祠的活动,我们知道,基本上是按照儒家伦理的精神进行的。
眼下,读经和私塾都有复兴之势,不过,我想说的是,我们要意识到,在过去私塾和读经盛行的时代,在私塾和读经之间,还存在着很多东西。
农村宗族:命运在历史中旋转
在现今的中国农村,尤其是南方农村,宗族的复兴已经是一个潮流,修族谱、建祠堂的
热闹,连一些革命多年的老干部也卷了进去,不仅乐此不疲,而且带着莫名的兴奋。虽说跟从前的宗族相比,山已不是那座山,河也不是那条河,连祠堂门外的狗都不是那条狗了,但毕竟族谱修了(而且印制成册,出版发行),祠堂盖了,祖宗牌位供起来了,甚至连族长都选出来了。
对待宗族的态度,国内学界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原来一提到宗族复兴,言里言外,多少有点“沉渣泛起”的意思,总是习惯用“把持”、“干扰”这种词来形容宗族的作为(在谈及村民选举时尤其如此)。现在除了少数立场特别坚定的人之外,多数研究者都看到了宗族在社会整合、社区建设和公共产品的提供等方面的作用。前不久在江西召开的有关宗族的学术讨论会上,美籍华人学者蔡莉莉用非常地道的政治科学方式,证明了在同样的经济文化条件下,有宗族的村庄和没有宗族的村庄,其公共设施存在很大的差别。可在国内学者看来,这已经是常识了。当然,这的确是常识,在中国古代的相关著述和国外有关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论述里,中国的宗族就是干这个的,而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鞭笞”、“沉潭”、“封建压迫”之类的丑恶。应该说,复兴之后的宗族,在兴办公益方面已经大不如前,但基本的功能还是保留了下来。这是每个肯下去调查的人,只要不带偏见,都能看到的。可是,常识虽是常识,让学者回归常识,需要经过很长一段路。
原来的恶评,显然是源于某种跟政治有关的“成见”。1949年以来,在土地改革中,宗族是非常明确的被打击对象。族长即使没有多少田产,也要被划为“公堂地主”,打入阶级敌人行列。土改过后,宗族组织被判定为阶级压迫的工具,一概强行解散。新建立的农村组织,是以阶级为标准划圈的,革的就是以血缘宗亲为基础的旧社会组织的命,或者说,就是要打破农村血缘和地缘的旧日纽带。在改革开放前,如果有农村干部敢于修复祠堂,恢复祖宗牌位,轻则丢官,重则要治罪的。再往前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就有压迫束缚农民的“四大绳索”之说,族权就是其中之一。苏维埃时代,土地革命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同时,也革了宗族的命,族长如果不赶紧跑的话,多半命要丢的。1930年,李立三当家,硬要全国的党员发动暴动,江苏农村的党员被逼急了,滑头一点的半夜到祠堂里把祖宗牌位偷出来,丢到茅坑里,老实的干脆一条绳子把自己吊死在族长家门口,都算是暴动了。看来,基层农民党员,很自动地就把斗争的目标指向了宗族。
其实,共产党人对宗族的反感,最早启于“五四”。早期的中共领袖,大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五四”反传统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伦理革命,宗族组织是革命首当其冲的目标。虽然,我们在“五四”一代人的主张和诗歌小说中,看到的往往是“家族”这个字眼,但中国的家族,跟宗族往往分不太清。批判甚至控诉旧传统、旧家族,是一代“五四”青年最为热衷的事情。最激进的时候,他们甚至走向无政府主义,号召取消家庭,取消名字(消除姓氏所代表的宗族血缘印记),互相以代号相称。周恩来的笔名伍豪,实际上来源于他当年觉悟社时的代号“五号”。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宗族不言而喻是属于旧阵营的事物;对于向西方靠拢的现代进程而言,宗族跟封建大家族是一个意思,代表着落后、保守、顽固、束缚和压迫,属于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实际上,在任何时代,那些有志有为,多少有点不安分的青年,叛逆的目标都往往指向家族。《红楼梦》里贾宝玉这样的人物,许多大家族都会出上一两个。家族既是他们的庇护所,也是令他们生厌的所在。只是,当年宝玉们拿不出什么像样的理由来公开造反,只好当面唯唯,背后撒野。而“五四”的青年却有了来自于西方的理论,来自于民族复兴的大道理,作为他们的借口,可以堂而皇之地举起反传统的旗帜,向家族、家长和宗族张弓放箭。他们的行动非常彻底,从家长一直反到族长再反到孔夫子或者大总统。陈独秀虽然自己说由于年幼失怙,他没有资格组织仇父团,但如果他有父亲的话,他跟父亲的关系未必会相处得好,至少他的文字会令父亲大人很不舒服,让他的家族的长老更不舒服。显然,对于所有叛逆青年来说,家长的压迫、家族的束缚,是有切肤之痛的。革命者恰恰都是叛逆者,如果有正当的理由,没有什么能够阻碍他们把切肤之痛化为公然的反抗,进而演变成革命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革命,其实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方向是一致的。
当然,建国以后之所以肃清宗族,背后还有现实的需要的拉动。革命旗帜下的现代化,是一场立体的现代化,需要强力的社会动员。后发现代化的国家,往往趋向于通过超常手段、便捷的途径,赶超先发国家,深度的社会动员,就是其中的应有之意。人们所需要的,其实不仅仅是对社会的强力控制,还要求每个人都竭尽所能,为国家民族作贡献。为实现这个目标,文化改造、社会改造和人的改造这三大改造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决不是简单的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一场涉及民族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深度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原有的农村社会文化结构是要被颠覆的,这意味着原来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农村社会结构要被割裂重组,以外来输入的阶级标准重新排列组合。组合之后,原有的等级秩序依然,但等级划分的标准变了,等级的顺序也颠倒过来了,然后所有的一切都依附在国家意志上面,成为现代国家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在这个改造过程中,宗族不言而喻地处在被摧毁的境地。事实上,不彻底地摧毁宗族组织和相关的文化,农村的社会改造就无从谈起。
自然,无论是“五四”情结的作怪,还是革命的现实考虑,都导致在革命的话语中,宗族原本负面的劣迹,诸如“鞭笞”、“沉潭”、“干涉婚姻自由”、“阶级压迫”之类的话题,格外地活跃起来。说是“妖魔化”当然也无不可,只是这种话题其实也是实有其事,并非有意编造。正如当年的“五四”青年对大家族的切肤之痛是真实的一样,革命运动中对宗族的批判,也并不虚妄。可惜的是,青年终究会变老的,而耗尽共产党人心力的三大改造尤其是对社会结构重组的改造,并不成功。当领袖们将青年时代的梦想,注入社会改造的行动中去的时候,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实践,让农民分男营女营集体居住,在公共食堂吃饭,集合出操,排队上工,把改造推向了极致。可是,人间天堂的试验,结果却是一场特大的灾难。
试验的结束,梦醒了,不管梦里有没有合理的成分,但人们毕竟掉在了冰冷的地上。革命以来形成的农村社会结构虽然未必马上瓦解,但已经出现了裂痕。关键是,国家权力退缩、意识形态淡化的前提下,这个结构不再能如常地整合社会(尽管有些专断),如常地提供公共产品(尽管层次很低)。于是,陈年的历史记忆重现了,因为历史永远是人们现实行动的资源之一,在一些传统依然有根基的地方,宗族的复兴浮出了水面。亲不亲,阶级分,已经成为历史旧账,人们发现,靠阶级弟兄改善不了自己的生活状况,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却一直显示出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