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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2-历史的底稿-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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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军队,自开始现代化以来,所要对付的对手,基本上是些处于前现代状态的叛乱者,双方碰了面,只要一通洋枪猛轰,差不多就可以将对方击溃。可是碰上也使用洋枪洋炮的对手,这套战法就不灵了。问题在于,屡次吃过亏之后,战法并没有多少改善,轮到自己打内战,双方装备处在同样等级,仗也这么打。讨逆之役,双方耗费上千万发弹药,死伤不过几十人;1920年直皖大战,动用二十多万兵力,打下来,也就伤亡二百余,真正战死的也就几十人;四川军阀开始混战的时候,居然有闲人出来观战,像看戏一样。不过,打着打着,大家逐渐认真起来,终于,枪法有人讲究了,毕竟不像清朝那会,对手净些大刀长矛。洋枪洋炮对着放,成者王侯,甜头不少,所以,在竞争之下,技术自然飞升。到了蒋介石登台的时候,他居然编了本步兵操典之类的东西,重点讲士兵如何使用步枪,从心态、姿势到枪法,尤其强调瞄准射击。

  从士兵的枪法来看,中国的现代化真是个漫长的过程,非得自己人跟自己人打够了,才能有点模样。 






 
不可不读的檄文
  檄文本是古来国人开仗的时候,用以给自家壮胆,同时吓唬敌人的小把戏,其实用处不大。但古往今来,喜欢玩的人还真是不少。说某人文武双全,就说他上马杀敌,下马草檄,而且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说来也怪,古来流传下来的檄文妙品,往往属于失败者一方,陈琳为袁绍拟的讨曹瞒檄,以及骆宾王的讨武ND322檄,都是可以选入中学课本的佳作,连挨骂的一方见了,都击节赞赏或者惊出一身冷汗,医好了头风病。看来,文章和真刀实枪的干,的确是两码子事。林彪说,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还要靠这两杆子。在实际政治中,笔杆子不及枪杆子多矣,往往越是枪杆子不济事,才越要耍笔杆子吓唬人,而笔杆子耍出来的玩意,多半是给人消闲的(包括对手)。

  前一阵在香港讲学,闲着无聊,乱翻清人笔记,居然发现了一篇这种吓唬人的妙文。此文简直妙不可言,足以跟讨曹瞒檄和讨武ND322檄鼎足而三,丢下一句都可惜,抄在下面,供同好者欣赏:为出示晓谕事,本大臣奉命统率湘军五十余营,训练三月之久,现由山海关拔队东征。正、二两月中,必当与日本兵营决一胜负。本大臣讲求枪炮,素有准头,十五、十六两年所练兵勇,均以精枪快炮为前队,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湘军子弟,忠义奋发,合数万人为一心。日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此生力军乎?惟本大臣以仁义之师,行忠信之德,素不嗜杀人为贵。念尔日本臣民,各有父母妻子,岂愿以血肉之躯,当吾枪炮之火?迫于将令,远涉重洋,暴怀在外。值此冰天雪地之中,饥寒亦所不免。生死在呼吸之间,昼夜无休息之候,父母悲痛而不知,妻子号泣而不闻。战胜则将之功,战败则兵之祸,拼千万人之性命,以博大岛圭介之喜快。今日本之贤大夫,未必以黩武穷兵为得计。本大臣欲救两国人民之命,自当开诚布公,剀切晓谕:两军交战之时,凡尔日本兵官逃生无路,但见本大臣所设投诚免死牌,即交出枪刀,跪伏牌下,本大臣专派仁慈廉干人员收尔入营,一日两餐,与中国人民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后,即遣轮船送尔归国。本大臣出此告示,天地鬼神所共鉴,决不食言,致伤阴德。若竟迷而不悟,拼死拒敌,试选精兵利器与本大臣接战三次,胜负不难立见。迨至该兵三战三北之时,本大臣自有七纵七擒之法。请鉴前车,毋贻后悔,特示。(大岛圭介为甲午战时的日本驻朝公使,当时中国舆论认为他是导致中日开战的一个阴谋家。)

  这篇檄文出自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湖南巡抚吴大徵之手(很大的可能是他幕僚的手笔),时间是光绪二十年底(1895年)。当时,北洋水师已在困守刘公岛,离覆没不远。而陆军则从平壤一直退到海城。吴大徵在晚清,也属于比较开明而且务实的“廉干人员”。在危难时率军出征,而且带的是武器装备以及训练都远不及淮军的湘军,居然能够发出如此气壮如牛的檄文,要在战场设立“投诚免死牌”,并要约日军“接战三次”,让人家“三战三北”,自己则可效诸葛亮,有七擒七纵之法。

  当然,吴大徵的部队,接战还是真的跟日军接战了,并没有说了不练,只是战绩跟淮军一样,打一仗败一仗,三战三北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他老人家自己。开战的时候,我估计什么“投诚免死牌”之类的也没有立起来,投降的日本人,一个都没有,一天管两顿饭,以及用轮船送回自然都谈不上了;倒是被围在刘公岛的北洋水师,全体被俘,被人徒手装在一艘卸除了枪炮的训练舰上,送了回来。

  湘淮军也是中国学西方搞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中日开战之前,中国的士大夫一致认为,日本军队不及湘淮军远矣。就连世界舆论,也大多看好中国。没想到真的动起手来,如此不中用,两军轮番上阵,结果连一个小胜仗都没有打过。所谓“精枪快炮”,而且“素有准头”,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手里不比日军差的洋枪洋炮,起的作用,倒更像是过年放的鞭炮(据说吴大徵自己枪法倒是不错,在战前练了许久,不知为何没让带的兵练出来)。 






 
来了假冒的孙天生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的一天,扬州城里来了一队散兵游勇,为首的用一匹白绸裹身,手里拎着一枝手枪,大摇大摆地冲进盐运使衙门。清朝的命官早已不知去向,兵勇们乃喝令衙门里的胥吏打开库房大门,士兵每人抓了几个元宝,四散而去。剩下为首者和几个随从没有走,端坐高堂之上,看着眼前的元宝发呆。这时候,以为是革命党人破城的扬州绅士,派了几个代表前来打探,一通作揖并恭维之后,见为首的人整个话说不出几句,不像是个有来头的,但又不敢造次(怕万一真是革命党),出于对城市秩序的担心,于是要求为首的人出安民告示,免得秩序混乱。为首者觉得有理,遂一把拉过来随绅士代表来的巡官,硬是让人家来办,巡官无奈,只好胡乱写了个告示,没有大印(盐运使已经带走了),就拿巡官的木戳顶杠。——市面上哄传,扬州就这样革过命——“光复”了。

  没过几个时辰,有好事者查出了为首者的底细,原来他不是什么革命党,仅仅是城外的一个闲人,名叫孙天生,在城外妓院做茶壶(杂役)。那时节革命党习惯在妓院里筹谋革命,孙天生大概是由此听说过革命党的只言片语,知道孙中山是革命党的首领,刚巧又结识了几个巡防营的老总。武昌起义炮响,沿江震动,孙天生贼心陡起,于是跟这些老总谎称他是孙中山的族弟,奉命前来光复扬州,大家可以一起发财。老总们哪管真假,一哄而起,抄起家伙,就跟着孙天生进了城。

  巡防营的士兵们发了财,一哄而散,有的钻进了妓院,有的去大吃大喝,有的回了家。孙天生毕竟是首领,不像这些丘八这样短视,他没有走,虽然安民告示出得不伦不类,但并不耽误他抖威风。——每天骑着高头大马裹着白绸子巡行街巷,还把盐运衙门里的家具什用之类的东西丢出来,让市民拣,说是革命嘛,我发大财,你们发点小财。就这样,一个俗称龟奴的闲人,做起了扬州的都督。

  可惜,孙天生的幸福生活没过上几天。大概处在高处之后,他做茶壶的历史暴露得比较充分,或者这种手下没几个兵的都督(他也不知道招兵买马)难以服人,或者干脆是扬州的绅士们对这个小流氓当政不放心,反正有好事者请来了昔日横行江上的盐枭(贩私盐的首领),已经被招抚为官军,但依然横行江上的徐宝山(绰号徐老虎)。徐老虎带兵进扬州,孙天生做了阶下囚。在各地纷纷独立的声浪中,徐老虎没有当为朝廷平叛的英雄,而是接茬做扬州都督。当然,第一任的都督孙天生被砍了头,临刑前孙天生大叫:“老子也做了三天的皇帝,够了!”不失为一条江湖好汉。

  辛亥革命扬州的光复,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场闹剧。不过即使是闹剧,也确实是对清朝政府的一个打击,只是这个打击居然仅仅来自于一个街头无赖,委实让人感到滑稽。一个长江上的重镇,一个号称盐商大本营的财赋之地,竟然在革命党连影还没有的时候,一个妓院的茶壶带几个散兵一嚷嚷,就变了颜色。当时扬州最大的官(也是清朝最著名的肥缺)两淮盐运使增厚(满族正红旗人),闻听有革命党进城,从西花园翻墙而遁,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同为满族同胞的扬州知府嵩峒,还算有点志气,据说投河自尽了,可惜没有死成,获救之后也不知所终。需要一提的是,这两个人,或“死”或逃,都是连孙天生的影子还没见到就做出的选择。

  辛亥革命扬州的光复,相比起武昌起义、革命联军攻占南京,不过算件小事。可是恰是这件小事,却告诉了我们,这场革命和当时政局的某些不易为人觉察的内容。首先,我们发现,在那个时候,时局相当动荡,人心也相当不稳,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但是一般被认为是挑战者的革命党的影响,却没有后来人们想像的那样大。扬州所处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距离上海如此之近,风气开化,不缺乏新学堂和新知识,但是一般市民(包括绅士)对于革命党是怎么回事,几乎一无所知。大家(包括冒充的孙天生)都以为革命党就是白盔白甲,为崇祯皇帝戴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帮(虽然革命党经常借助帮会,而且各地的起义,也经常有人身穿白衣,打着白旗,但很少听说有人宣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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