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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讲，思考和认知都必须与逻辑推理能力作一区分，后者主要通过诸如在从不证自明的陈述中推论，在一般原则下将特殊事件归类，或者维持环环相扣的结论的技巧中得到表现。在这些人类的能力中，我们实际上遇到了一种思维能力，这种思维能力在不止一个方面与动物性人类同自然界进行的新陈代谢中所发展起来的劳动能力非常相似。我们通常将依赖于思维能力的精神活动称之为智力，并且这种智力确实可以通过智力测验加以衡量，一如体力可以通过其他测试来测定。它们的规律，即逻辑的规律像其他自然规律一样可以为人所发现，因为它们最终扎根于人类大脑的结构之中。而且，对于正常而健康的个人来讲，它们具有与规范我们人体其他功能的必要的驱动力相同的强制力。正是人类大脑的结构才迫使我们承认二加二等于四。如果人类确实是摩登时代意义上理解的理性动物，换言之，这一动物种类因它具有高级思维能力而与其他动物相异，那么新近发明的电子机器（它时而令其发明者惊慌失措，时而令其发明者困惑不解，远比人类〃聪明〃）的确成了一些homuncu＊事实上，它们像所有的机器一样，在由来已久的分工制度将一切操作分解为最简单的构成动作（例如重复性的动作替代了繁复多样的工作）之后，只不过成了人类劳动能力的替代物和人为的改进罢了。机器的巨大威力通过其速度而显现，其运转速度远远超过了人类思维能力的速度；正是由于这一非凡的速度，机器使繁复多样的工作成为多余，而它则是前电子时代加速分工的技术工具。巨型计算机证明了摩登时代错误地相信了霍布斯的这一看法：即理性在〃重视结果〃的意义上是人类最高、最富有人性的能力，证明了马克思、柏格森或者尼采等生命与劳动哲学家正确地观察到的这种类型的智力（他们误认为是推理能力）仅仅是生命过程本身的一种功能而已，或者正如休漠所言，仅是一个〃情感的奴隶〃。显然，这种思维能力及其所进行的令人深信不疑的逻辑活动都不能构建起世界，它们与生命、劳动及消费的强制性活动一样都是无世界的。
古典经济学中一个显著的脱节之处在于，那些以其言行一致的功利主义现为荣的理论家却常常对纯粹的功利悲观失望。作为一条规则，他们十分清楚地认识到特定的工作生产率与其在于它的有用性，不如在于它产生持存性的能力。就这种脱节而言，他们心照不宣地承认他们自己的功利主义哲学缺乏现实性。因为，尽管一般东西的持存性只不过是永恒的一种微弱反映（只有最具现世性的东西艺术作品才具有这种永恒），但是这一特性在柏拉图看来因其接近不朽而变得神圣却是作为东西的一切东西中固有的，而且正是这一特性或缺乏这种特性才使它从其形状中闪现出来，并使它美丽或者丑陋。诚然，一个普通的使用对象并不美，而且也不应该试图变美。然而，不管具有什么样的形状或看起来形状如何，都无助于成为美丽的、丑陋的或美丑兼有的东西。一切存在的东西必然会显现，但若无自己的形状，任何东西都无法显现；因此，事实上不存在不以某种方式超越其功能性使用的东西，其超越、其是美或丑，与公开显现及被看见是完全相同的。同样道理，任何东西（在其纯现世性存在中）一旦完成，就超越了纯工具性的范围。评判事物优秀性的标准不仅仅在于它的有用性，好像丑陋的桌子将会实现与漂亮桌子一样的功能，而且还在于它所应展示的形象是否具有充分性，用柏拉图的话来说，这也就是精神形象是否具有充分性，或更确切地说，由灵魂的眼睛看到的形象这种形象先于其入世并在其可能的毁灭中生存下来。换句话说，甚至对使用性东西的评价也不仅仅根据人们的主观的需求，而且还根据世界的客观标准，这些东西将在这一世界里找到其存续、被看见和被使用的场所。
人造的俗物世界，即由技艺者构建的人类技能，成了终有一死的人类的家园，这一家园将长久存在，并超越人类生命和行动的不断变化的运动，其原因仅仅在于它超越了生产用来消费的东西的纯功能至上和生产用来使用的东西的纯功利性。非生物意义上的生命（人在生死之间经历的期限）在行动和语言中来展现自己，这两者与生命一样有一种基本的无效性。〃丰功伟绩与豪言壮语〃在行动和语言一旦逝去之后将不会留下丝毫可以得以长久的痕迹。如果动物化劳动者需要技艺者帮助其减轻劳动以及消除痛苦，如果终有一死的生灵需要他的帮助以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家园，那么行吟着的人类就需要技艺者竭尽全力的帮助，也就是说，需要画家、诗人和历史编纂者、不朽功勋的创造者及作家的帮助，因为如果没有他们，他们活动的唯一成果即他们演出及讲述的故事都将不复存在。为了使这个世界成为其始终意欲成为的样子，即地球上活着的人们的家园，人类技能就必须成为一个适合于安置行动和语言的归宿，因为行动不仅对生命的必要性全然无用，而且与制作活动（世界本身及其万物即经由制作而产生）的多样性具有本质的不同。这里，我们无需在柏拉图与普罗太戈拉之间作出抉择，或者断定万物的尺度究竟应该是人抑或神；所能确定的东西就是这一尺度既非生物生命和劳动的必然驱动，也非制作和使用的功利性工具主义。
《人的条件》
汉娜·阿伦特著
第五章 行动
如果将悲伤写进故事或告诉他人，那么就能忍受所有的悲伤。
艾萨克·迪内亲
在每一行动中，行动者首先想做的不管他的行动是出于自然需要，还是随心所欲就是展示自身的形象。因此，随之而来的便是每一行动者就其行动而言在行动中体会的一种欢乐；由于现存的每一事物总渴望自身的存在，由于行动者在行动中的存在总是得到巩固，因此，欢乐必然随之而至？……这样，除非通过行动使潜在的自我得以展现，否则，无行动可言。
但丁
24．行动者在言行中的自我展现
人的多样性言行的基本条件具有平等和差别的双重属性。如果人不平等，那么他们不仅不可能相互理解并了解其先辈，而且也不可能规划将来并预测后人的需要。如果人无差别每个人都有别干任何其他一个现在、过去或将来的人那么他们也就无需通过言行使自己被人理解，只需用符号和声音来交流直接的、相同的需求和欲望便足够了。
人的差异性与不同性不是一回事。不同性指所有事物都具备一种奇特品质〃alteritas〃。因此，在中世纪哲学中，它是存在物四项基本的、普遍的品质中的一项，比任何一个特定的品质都重要。的确，不同性是多样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定义都有差别、为什么不将一物区别于另一物我们就无法判定这一物的理由。不同性的最抽象形式可以在无机物的纯粹增加中找到，而所有有机体生命都一直在展现其变种和差异性，甚至在同一物种的类之间也是如此。但是，只有人才能表达出这种差异并使自己同他人相区别；而且也只有人才能同自身交流，且不止是交流某种信息干渴或饥饿、爱情或故意或害怕。不同性（人与现存物共有）和差异性（人与生命之物共有）成了人的独一无二的特征，人的多样性是这一独一无二的存在物的似非而是的多样性。
言行表现出这种独一无二的差异性。通过它们，人们使自己同他人相区别，而不只是表现出差异性。它们是人们（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人）借以相互展现的方式。这种展现同单纯的肉体存在不同，它有赖于主动性；但这是一种没有哪个人能加以抑制（并仍然是人）的主动性。在vitaactiva中，确实不再有其他的活动。人不劳动可以生活得很好，他们能强迫他人为其劳动，他们能十分容易地作出决定以利用和享受这个俗物世界（而无需设置一个有用的目标）。虽然剥削者或奴隶主的生活以及寄生者的生活也许很不公正，但他们无疑是人。另一方面，没有言行的生活用《圣经》意义上的话来说，这是唯…一种已经急切地脱弃了所有展现和空虚的生活方式简直是死寂一片；它不再是一种人类生活，因为此时人不再生活于人与人之间。
我们以言行使自己进入了这个人类世界；这一进入就像一次再生，在这次再生中，我们证实并接受我们最初的身体长相这一明显的事实。这种〃进入〃不像劳动那样为情势所迫而强加于我们，也不像工作那样由功利所激发。它也许是由一些人（我们期望作为伙伴加入到他们中去）的在场激发的，但却从不为其左右。产生这种〃进入〃的冲动来自我们诞生时进入世界的那一刻，我们对我们的主动性开启一些新的东西，以对这一刻作出反应。就其最一般的意义而言，行动意味着采取主动，意味着开始（正如希腊语archein，即〃开始〃、〃导引〃，最终是〃统治〃所表明的），意味着促使某物启动（这是拉丁语agers的最初意义）。由于他们就诞生而言是initium（即新来者和初学者），所以，人们采取主动性，促成行动的产生。奥古斯汀在其政治哲学中说，〃总有一个开端，人在被创造出来之前无人存在。〃这一开端不同于世界的起源；它是人（他本人就是一个开创者）而非物的起源。随着人类的产生，起源的原则便进入世界本身。当然，这只是以另一种方式说，当人类产生时，而不是在此之前，也就产生了自由原则。
新事物的诞生（它不能从以前发生的任何事情中加以预测）是起源的本质。这一让人甚感诧异的不可预见性是起源和开端固有的。这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