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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头或君主统治（古人曾以此来设计家庭组织）确实在社会中改变了形态，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当社会等级中的最高层木再由一个专制统治者的王室所组成时，它变成了一种无人统治。但这种无人统治——即社会整体在经济上的一种潜越的利益，以及沙龙中上流社会的一种潜越的观点——并不因为失去了人的个性而停止统治。正如我们从大多数社会的政府形式，即从科层制（这是民族国家统治的最后阶段，正如仁慈的专制和独裁中的寡头统治是它的最初阶段一样）中知道，无人统治不一定是不统治；在某些情况下，它或许会成为一种最残酷、最暴虐的统治。
社会在其所有层面上排除行动的可能性（这一行动以前被排斥在家庭之外），这一点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反过来期望每个成员表现出某种行为，并强加给他们不计其数、各种各样的规则，所有这些旨在“规范”其成员，使他们循规蹈矩，以排除自发的行动或非凡的成就。以卢梭为例，我们在上流社会的沙龙中发现了这些要求，沙龙的传统总是将个体与其在社会构架之中的等级等同起来。重要的是这种与社会地位的等同，至于这一构架是否恰好是18世纪半封建社会事实上的等级，还是19世纪阶级社会中的头衔，或者只是当今大众社会的一种功能，这无关紧要。相反，大众社会的兴起仅仅表明，各种社会群体经历了家庭单元先前曾经历过的相同的被融入社会的过程。随着大众社会的出现，社会领域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最终达到了用平等的手段和相同的力量吸纳并控制一个既定社区内所有成员的程度。但任何情况下的社会的平等以及现代世界平等的胜利，只是在政治和法律上承认了这一事实：社会已经征服了公共领域，两者的区别和差异已经变成了个人的私事。
现代的平等（它建立在社会固有的一致性之上，或许仅仅是因为行为已经取代了作为人类关系最主要模式的行动）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同于古代，特别是希腊城邦国家的平等。属于少数的“平等人”比omoioi）意味着被允许生活在同僚之间；但是公共领域本身，也就是城邦，则浸透着一种末日的痛苦，在那里，每个人总是不断地将自己和别人区分开来，希望与众不同，并且通过无与伦比的功绩和成就来显示自己是最好的（aienaristeuin）。换言之，公共领域是为个性而保留的，它是人们能够显示出真我风采以及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唯—一块地方。正是为了这个机会，并且出于对国家（它使每人都可能有这种机会）的热爱，使得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愿意分担司法、防务以及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
这种一致性（即假设人们循规蹈矩且不自行其事）根植于现代经济学（它的产生与社会的兴起是相一致的，经济学与它主要的技术工具——统计学一起，成为出类拔萃的社会科学）之中。经济学——直到摩登时代之前还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一个不起眼的组成部分，它建立在这一假设上，即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就像在其他任何方面的行为一样——只有当人成为社会人并整齐划一地遵循某种行为方式时，它才能获得科学的特性，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因而被视为反社会的或不正常的。
统计规律只有在涉及较多的数据或较长的时期时才是有效的，一些活动或事件只能作为偏差或波动在统计上出现。统计学的理由在于这些活动和事件在日常生活中和历史上是很少发生的。但是日常关系的意义不是在日常生活中揭示的，而是在极少数的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正如一个历史时期的重要性只能在反映它的很少的事件中表现出来一样。将多数据和长时期的定律运用于政治学和历史学，无非表明这是蓄意忽略了它们真正的主要内容，当每一件非日常行为或必然趋势的事被视为无足轻重而不加考虑时，探求政治的意义或历史的价值是徒劳的。
不过，由于统计学定律在我们处理较大数据时极为有效，因此，每一次人口的增长都意味着有效性的增加和“偏差”的显著减少，这一点是很显然的。从政治上讲，这意味着在既定的国家中，人口越多，就越有可能形成社会领域，而不是构成公共领域的政治领域。希腊人（他们的城邦是我们所知的最具个性且最不一致的政治实体）深深意识到城邦重视行动和言论，而只有当公民的人数保持有限时，城邦才能生存下去。挤成一团的众多人口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专制的倾向，这种专制可以是一人专制，也可以是多数人的专制。虽然摩登时代之前人们对统计学（作为对事实的数字化处理）一无所知，但是使这种数字化处理成为可能——众多的数据，对人类事务中的一致性、行为至上和自主性的解释——一的社会现象正是那些（在希腊人自己看来）有别于波斯文明的自身文明的特征。
有关行为至上及其“定律”有效性的一个不幸事实是，人数越多，人们越趋向于行为，并越不可能容忍不行为。从统计学角度看，这会在波动的消除过程中显示出来。在现实中，业绩将越来越不可能对抗行为，而事件将越来越失去其意义，即失去它们阐明历史时期的能力。统计数字的一致决不是一种无害的科学观念；它不再是一个社会（它理首于日常生活的琐事中，与从它存在起就具有的科学见解相安无妨）的秘密的政治理念。
一致的行为（它有助于从统计上加以确定，因而也有助于正确的科学预测）很难用“利益的自然一致”（这是“古典”经济学的基础）这一自由主义的假设来加以解释。显而易见，阻碍社会正常运行的仅仅是一些传统遗留物，这些传统遗留物介入了并仍然影响着“落后”阶级的行为。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些遗留物只不过是“社会力量”全面发展道路上的干扰因素而已，它们不再与现实相符，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要比某一利益的科学“幻想”“虚假”得多。
为了在摩登时代衡量社会胜利的程度（最初是以行为取代行动，最终取代科层制，即无人格统治取代人格化统治），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摩登时代最初的经济学（它只是在相当有限的人类活动领域中取代了行为方式）最终被一些社会科学（如“行为科学”）无所不包的主张所效仿的情况，这些社会科学旨在把一个作为整体的人在其从事的所有活动中降格为一种受约束的、循规蹈矩的动物。如果经济学在其早期阶段是一门社会科学（那时它能将其行为规则强加于一部分人及其部分行动），那么“行为科学”的兴起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发展的最后阶段，即大众社会已吞没了国家的所有阶层，“社会行为”已经变成所有生活领域的标准。
自社会的兴起以及家庭和家务管理被纳入公共领域以来，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在发展，在吞没较为古老的政治领域和私人领域以及较近建立的私人领域，它已经成为新的领域的显著特征之一。我们至少可以在三个世纪多的时期里感受到这一不断加速的发展趋势，这一发展的力量源于以下这一事实：是生活过程本身通过社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被引入了公共领域。在家庭这一私有领域中，人们关注和力求保障的是生活必需品、个体生存以及种的延续。在私人领域被发现以前，隐私的一个特征就是，在这一领域中，人不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仅仅是作为动物种类——人类的一个样本而存在的。确切地说，这就是古人极端蔑视它的最根本的原因。社会的出现已经改变了对这一整个领域的评价，但几乎没有改变其本质。每个社会都铁板一块卿只允许一种利益、一种观点存在的一致性）的特征最终根植于人类的同一性。正因为人类的同一性不是幻想，甚至也不仅仅是阶级经济学的“共产主义神话”中的一种科学假设，因而使得大众社会（在那里，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他的统治是至高无上的，物种的生存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保障）同时使人性面临灭绝的威胁。
生活过程本身的公共组织组成了社会，这一点或许能在以下事实中得到清楚的表明：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新的社会领域把所有的现代社区转变为劳动者社会和固定职业者的社会；换言之，这些社会立即以一种维持生计所需的活动为中心（为了建立一个劳动者社会，当然没有必要使每个成员事实上成为一个劳动者或工人——甚至工人阶级的解放以及绝大多数人统治所产生的巨大的潜力在此也不是至关重要的——唯一必要的是所有成员把维持自己及家人的生计视为当务之急）。社会是这样一种形式，在这一形式中，人们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其他而互相依赖，这一事实便具有了公共含义；在这一形式中，与纯粹的生存相联系的活动被获准出现在公共领域
一个活动是在私有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进行，这并非无关紧要。很明显，公共领域的特征必须根据其吸纳的活动而变动，但这一活动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自身的性质。劳动活动（虽然在任何情况下都与最基本的、生物意义上的生活过程紧密相连）成千上万年来未发生变化，受缚于它所密切相连的生活过程的永恒的重复之中。将劳动提升到公共的高度（远没有消除其作为一个过程的特征）——我们原本是这样期待的，请记住政治实体总是为永恒而建立的，它们的法律总是被理解为强加于运动之上的限制——反过来把这一过程从它循环单调的重复中解放了出来，并把它改变为一种迅速前进的发展趋势，这一发展的结果在几个世纪内大大改变了人类居住的整个世界。
一旦劳动从被逐入私有领域后所受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这一劳动的解放并不是劳动阶级解放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