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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曲》是两个时代交替的作品。新世纪的人文微光已显露，而中世纪的神学幽灵仍在徘徊。恩格斯曾评价但丁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新时代最初的一位待人，”不无道理。先来看看但丁的两位引路人，诗人维吉尔与贝雅特里齐，他们分别是智慧与德行的化身。但丁在《地狱篇》第一章中称维吉尔这位具有“异教精神”的古代诗人是他的文学偶象、灵感源泉：
你是我的老师，我的典范，我从你那儿学得了高贵的诗风，因此使我薄有文名。
异教的智慧成了老师。当然，维吉尔不仅是作为一个诗人进入但丁的视野的，他还是一位伟大的先知，象征智慧。然而，理性或智慧毕竟低于信仰，这是但丁的一个信念，也是中世纪神学的一个观念。贝雅特里齐在 《新生》中与其说是爱情的偶像，勿宁说是对于爱情的一种否定。她是信仰的化身。
《神曲》的地狱一界，竟有这么一层，为爱情而死的人在这里受难。但丁以此表现他对世俗情爱的否定，他所希望的爱情是非世俗的神性的爱情。这是禁欲主义的一种升华形式，而非真正的情爱。
《神曲》讲述的是灵魂经由理性达到信仰的一个精神历程。它的大量象征、梦幻的手法的运用使它带有“神学著作”的印象，难怪同时代的人会在他的墓碑上刻下“神学家”一衔。可是，它的异教精神也很明显，而异教精神不正是他之后的那个时代的总体精神吗？但丁是一位站在光与影之间的人物，一位站在两个时代之间的诗人，他的作品刻有两个时代妥协的痕迹。而当时代的一切物象消遁以后，当迷惑过但丁那个时代的一切理论阴影失去意义以后，但丁的诗更多地被当作“文学”而被阅读，我们由此可以深入十四世纪的一颗伟大的心灵。“在人世中，我是死了，但在永恒的世界，我没有死。”
在他之后的一位大艺术家兼诗人米开朗基罗怀着对但丁的崇拜之情绘制了但丁像，并写道：“真希望我就是他！若上天容我选择，我愿意放弃人世间最幸福的境遇，换取苦难的流放。”这位旷世之才、西斯廷教堂壁画的作者的赞辞，一位大艺术家对另一位大艺术家的礼赞，可以作为但丁的墓文。
三、彼特拉克
但丁是个世俗之人，佛罗伦萨的诗人，政治流亡者，然而却显露出一种浓郁的神学倾向。这一时期有一位著名的教士，却在世俗精神中获得了某种惊人的力量。这位在二十二岁上便进入了阿维农宗教界并当上了教士的人，便是被后世人尊为“诗圣”的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Francisco Petrach）。
1304年7月20日，彼特拉克降生在其父的流亡地阿雷佐。彼特拉克一族本是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属于白党。当时黑党依靠教皇及法国军队的支持，夺取了佛罗伦萨的政权。老彼特拉克遭到了流放。与他同时被流放的还有诗人但丁。彼特拉克八岁的时候，随父侨居法国南部的阿维农城，这个城市对他整个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当时阿维农城是教皇驻跸所在地。他的父亲老彼特拉克在教廷供职。这位曾在故乡佛罗伦萨享有盛名的老公证人，一心希望儿子承继自己的事业。孝顺的儿子尽管对刻板的法律条文深感厌倦，却仍遵从父愿，前往法国的蒙特彼利大学以及随后意大利的波伦大学学习法律。可想而知，对于一位生性豪放不羁、喜欢探奇览胜、而情感又特别细腻的青年来说，这种日复一日的法科学生的生活，多么索然寡味！简直就是一种折磨。二十二岁时，彼得拉克的父亲去逝。一旦父亲殷切的目光从自己身上撤走，他就不再感到一种情感的压力。同年，他回到了阿维农城，进了宗教圈子，成了一名教士，同时，专心从事文学创作。
当时阿维农城的风气除了宗教气息以外，还有一种浓厚的文化气息。阿维农城地处普罗旺斯地区，这个地区曾是骑士们吟唱“破晓歌”的诗歌故乡。精力旺盛的彼特拉克醉心于这些温柔委婉的抒情诗以及被但丁称为“温柔的新体”的那种诗体。不过，他在自己的诗作中开始剔除这些诗体的某种好用象征、梦幻的晦涩文风，这种文风显出神学的精神特征，即对“直呈的物质性”的否定。
就在年轻的彼特拉克醉心于文名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使他终生萦怀的事，对于这个当时教龄仅有一年的年轻教士而言，这桩情事与其说是的温柔的新体常有的不结果实的爱情的又一实例，不如说是一种巨大的灵感，正好成就了一个才华初显的诗人。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彼特拉克走进阿维农城的一座教堂，不意邂逅一位名叫劳拉的少妇，这位年方二十的骑士之妻，以其端庄的仪态，妩媚的神态，使彼特拉克坠入了情网。
这种情怀本该使他写出但丁 《新生》那样的诗作，因为但丁的诗灵正是得自与贝雅特里齐的邂逅，这与彼特拉克的故事多么相近！然而，有一道光，在这两位诗人之间划出了一个界限，这个界限正是两个时代的界限。但丁常常被人列入中世纪神学家的原因，以及彼特拉克被人誉为“第一个近代人”的全部原因，也正在此。“我是凡人，只要凡人的幸福。”这是彼特拉克的话，里面透出一种世俗情爱的呼声，这和但丁时代神化爱恋对象的倾向有了多么巨大的不同！而这之间，仅仅隔了四十多年。在但丁的梦幻中，有血有肉的佛罗伦萨少女贝雅特里齐升上了天堂，成了上帝的使者，圣的化身，头上罩着光环；作为跨进天堂之门的代价，但丁把她的肉身留在了门外，她成了一个理性之爱的躯壳。当她牵引但丁神游天堂的时候，她的手指一定是冰凉的。
可是劳拉却是一个世俗的女子。这里也有某种升华，然而不是但丁笔下精神 （宗教）对于物质（世俗）的否定的那种神学升华，而是美学的升华。劳拉这位骑士之妻并不像在《歌集》里那般温柔，正像妻子一样；她是冷淡的，也许并不怎么漂亮。可是，现实的劳拉往往只是一颗火星，一旦点燃诗人心中如潮的情感，并且诗人随即赋予这种情潮以艺术的形式后，她便变得不怎么重要了。不管真实的劳拉是否冷淡，是否漂亮，她在《歌集》里已获得了一种文字的永恒。
这是一种爱情哲学，具体而言，是艺术家的爱情哲学。特雷·伊格尔顿曾调皮地说：“当诗人告诉我们他的爱人像一朵红玫瑰时，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追问他是否真有一个爱人，她由于某种微妙的原因在他看来就像一朵玫瑰；因为他是把这一陈述放在诗中的。”有趣的是，当彼特拉克的爱情诗传开后，不少读者也对劳拉顿生爱恋之心，不辞劳苦，远道而来，到阿维农以求目见一下这位绝代佳人的风采，可是最后总是失望而归。1348年，黑死病席卷欧洲大陆。死人相枕。劳拉也在其中。这场恐怖的瘟疫日后成了彼特拉克的好友薄伽丘的小说的背景。
劳拉的死对彼特拉克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的悲痛情怀流于笔端，遂成
《歌集》的一些篇章。
《歌集》分为《圣母劳拉之生》和《圣母劳拉之死》两部分。劳拉名前冠以“圣母”一词，并不具有多少宗教意味。“我同时爱她的肉体和灵魂。”彼特拉克这样喊道。他步出了但丁的禁欲主义的阴影，歌咏自然的情爱。不过，他并没有走向极端，走向近代爱情的肉欲之乐，这种肉体享乐精神要到薄伽丘的作品里才能找到。
这样说吧，彼特拉克处在一个光与影交替的时代，他的诗风正是两种精神对立然后妥协的结果。爱情令他震颤令他喜悦，可是，又被蒙上一层罪感的阴影，这是原罪在他心底的投影：
我既害怕又希望，我既燃烧又在冰窟中冻僵。
在另一首诗里，又有这样的句子：
黛安娜为了讨好情人，曾让他有这样的机会，使他望见：
她在冰冷的水中露体赤身，可是山上粗犷的姑娘更叫我喜欢，她在那里浣洗一条美丽的面纱，它盖住一头金发，不让微风吹散，因而当此刻天际有红霞出现，我不禁浑身为爱情而震颤。
彼特拉克并不象但丁那样，在“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的伤感中，经历心灵的磨炼，达到神学意义上的升华。彼特拉克的恋情自始至终都是地上的，世俗的。爱情令他震颤；爱而不得，令他哭泣：
我那爱挑衅的心上人儿，我千百次恳求你别闪动美丽的眼睛。
我已把心奉献给你，可你毫不动情……
这种痛彻肺腑的爱情使得：
每天我死亡一千次，美丽而又冷酷，这是劳拉的形象：
满脑子甜蜜的幻想，使我与别人全部疏远，因而我独自浪迹天涯，经常神思恍惚，忘乎所以，寻找我避而不该见的她。
我见她如此娇美而凶狠地走过，我的灵魂战栗，而不敢飞向她。
她，发出阵阵的叹息，象在保卫自己，她是爱情之敌，也是我的冤家。
爱情成了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它是一味可口的毒药，畅饮它的痴情人永远不肯放下手中的杯子，除非死神降临。彼特拉克的爱情，就和但丁的一样，是单相思的恋情。这隐蔽的没有得到倾诉——爱情要求的就是倾诉——的单恋，要比人们所想象的强烈得多，可怕得多，它既可以拯救人，又可以毁灭人。正是这种甜蜜的伤感在彼特拉克心头蒙上了一层罪感。原罪的观念本是基督教强化的一个压抑性观念，它经由教堂、圣经以及使徒们的著述，更重要的，经由口耳相传的传统，渐渐成了一种荣格意义上的集体无意识。这种情形就好象我们在做任何事时，总是感到有一种不见形迹、内在于我们的心灵的强大的力量——源于集体心理的深处——在监视着我们，使我们得到的欢愉总在罪感的阴影压迫下变得荡然无存，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