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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赋闲的日子里，拉伯雷完成并出版了《巨人传》的前面几部。不久，又返回意大利，来到罗马，跟从约翰·杜·贝雷。这一次，他在罗马呆的时间稍长一些，近一年半。可他过得并不安逸，某种修士职守的意识不断缠挠着他。终于，在1536年初，他上书给教皇，表示忏悔，请求准许他回本笃会。教皇满口答应了这个“迷途羔羊”的请求。三月，他随杜·贝雷回到法国，不久，在蒙蓓利埃大学相继获得医学硕士、博士学位。
此后几年，他的行踪仍然多变。一会儿是圣·莫尔·佛塞的本笃会的修士，一会儿又到了总督威廉·杜·贝雷治下的都澜。而在他奔走于各地的时候，新教徒在法国已渐渐失势。不久，开明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驾崩，法国更是处在旧宗教回流
的浪潮中。眼看他以前的保护人、红衣主教约翰·杜·贝雷的力量也不足以使他免去被迫害的担心——那时，出版家多勒刚被处以火刑——他就悄悄地来到梅慈这个在他看来还算安全的城市避避风头，并在该城的市立医院谋得了一个职位。
他的保护伞们——红衣主教约翰·杜·贝雷，都澜总督威廉·杜·贝雷，此外，还有本笃会的哀斯缔萨以及另一位好友昂得累·缔拉高，都是一些显赫人物——却明着或者暗着保护着他，他们的友情一刻也没离开过他。来到梅慈不久，约翰·杜·贝雷再次邀请拉伯雷去罗马，在那儿，他不用担心他的著作给他带来的仇恨了。
他在罗马度过了安静的两年。不久再次返回巴黎，被任命为墨东以及另一地区的教士。这又是杜·贝雷的悉心安排。这个职位使拉伯雷有了一定的收入，可以坐待严酷岁月的过去。可拉伯雷没有在这个职位上呆多久，就辞职了。这时候他已经五十六岁。他把《巨人传》的第四部付印了，献给了红衣主教奥戴·德·夏缔庸。三年后在拉伯雷临终前，这位主教遗来使者，问拉伯雷还有什么话要说，据说床榻上的拉伯雷是这么回答的：“我这就去寻找一个辽阔的自然王国，启幕，笑剧开始了。”
笑剧，——这是这位还俗的教士留给后人的一个清晰的印象。他有一种戏剧的癖性，愿把自己的经历涂上一些传奇的色彩。这些传奇故事有些出自拉伯雷自己的信口开河，有些出自他的同胞的虚构。读者们也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拉伯雷实际上已经成了一座语言乐园，里面传出开怀的笑声，正如批评家圣伯夫以拉伯雷笔下常用的那些词所描述的，那是一场“丰盛的筵席”，是令人销魂的狂欢，是圣诞之夜的珍馐……
是圆酒的歌喉唱出的长歌……”如果你要理解拉伯雷，那就按照巴汝奇找到的那个神瓶所说的去做就行了，——那个神瓶只说了一个发音短促的词：“trinch！”（“喝！”）
传说的拉伯雷与真实的拉伯雷之间，弥漫着语言的雾。许多故事都被戳上拉伯雷的名字，融进了这个雾团，以至后世的研究者们——例如那位收集笑料的幽默家让·诺安——都在每篇拉伯雷的故事后，谨慎地打上一个括号，里面标上“世代流传，亦或不甚准确”的字样。例如下面这个流传甚广的故事：
拉伯雷在里昂的时候（显然，那时，他是一位精通各种药剂的制作方法及其药效的医生），有一次，女佣人在他的工作间里发现了三只神秘的小袋子，每只袋子上都贴着他亲笔写的标签 （就象药店里药瓶上的标签一样）：“给国王的毒药”、“给王后的毒药”、“给王太子的毒药。”似乎马上就要出现一场无声的宫廷政变。女佣人告发了，拉伯雷遂遭逮捕。经他的请求，法院将他押往巴黎以便由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亲自审问。在国王面前，拉伯雷打开三只袋子，里面装的只是一些糖。国王放声大笑。拉伯雷解释道：“陛下，请您原谅我的冒失。我要来巴黎旅行，可又身无分文。我想，只有这个办法才能让您的下属为我提供舟车之便。”
这些笑剧衬在十六世纪中叶的宗教狂热的背景上，实在显得有点儿黑色幽默。不过，就象摇蓝里的幼儿的笑声一样，这些笑声却预示着下一个时代的乐观精神，拉伯雷曾把这种精神换上书中一个人物的名字，称为“庞大固埃主义”，其定义是“某种精神的愉快，用蔑视偶然的事物造成的。”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光与影角逐时代的一般背景。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王权逐步取缔了公国，结束了割据状况。
这与城邦国家对峙的意大利不同，更容易形成强大的王权。几代国王——查理八世、路易十二、弗朗索瓦一世——都是雄心勃勃的征服者，也是颇有文化兴趣的“文化保护人”。尤其是弗朗索瓦一世，他宣布自己是人文主义、科学和艺术的保护人，他的宫廷汇集了意大利的许多古籍，以及一些杰出的意大利学者和艺术家，这是他远征意大利时的文化战利品。顺便提一句，他的姐姐马格丽特·德·纳伐尔公主 （Marguerite deNavarre，她有“文艺复兴之母”的称号）就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以《七日谈》传世。她还利用弟弟的权力，保护倍受巴黎大学——保守主义堡垒——严酷压迫的新教徒们。
巴黎大学可以说是神学的堡垒，也是宗教压迫的一个象征。为了对抗这个冷酷而又教条的精神象征，1530年，经学者比代的建议，弗朗索瓦一世创立了“法兰西学院”，研究希腊文、拉丁文、希伯莱文、医学以及自然科学。然而，法国的文艺复兴与其说是对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复兴，勿庸说是得益于意大利文化的直接影响。几次远征意大利，带回的战利品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有精神上的。可以说法国成了它的俘虏的学生。这是强文化力对弱文化区的一个征服。
这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好景不长的一段光明景象。1548年，中世纪的神秘剧被禁止。这是一个象征。可是，随后，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运动使得人文主义者的境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让·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在法国激起了天主教徒们的对抗。没有比宗教狂热时的偏激更可怕的事了。恩格斯回顾这段血与火的历史时，写道：“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徒在迫害自然科学的自由研究上超过了天主教徒。塞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候，加尔文便烧死了他，而且还活活地把他烤了两个钟头，而宗教裁判所只是把乔尔丹诺·布鲁诺简单地烧死便心满意足了。”
正是因为宗教狂热的两个极端都对人文主义恨之入骨，人文主义者才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既避开天主教徒，又避开新教徒。他们处在两股旋风的中间，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卷进去。拉伯雷当时的处境就是如此。天主教徒朝他喊道：“胡格诺派！”（这是天主教徒对加尔文派教徒的称呼）而胡格诺派教徒却朝他喊道：“异教徒！”（指新教徒）有一个故事说：拉伯雷曾请求教皇克雷兰七世，恩准他退出教会。听到这种读圣的放肆言论，四座惊惶不安。拉伯雷则泰然自若地说：“圣父，我是法国人，家住在一座名叫希农的小城镇，人们将那里视为异端领地，许多安分守己的居民遭到烧杀，我的父母也不例外。倘若教皇陛下恩准我退出教会，我就再也不是基督徒了，也永远不用担心成为异教徒了！”
这真是一个尖刻的讽刺！不是基督徒，就意味着，不是异教徒。这是一个宗教狂热以至最后只有狂热而无宗教的恐怖时代，正象这个以激情著称的民族在三个世纪以后的情形，那时，两个暴政（国民公会和帝国的专政）轮番横扫法国，前一个恐怖专政使所有政治色彩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公众舆论不完全一致的人，不是被吓倒，被流放，就是被送上了断头台，而后一个恐怖专政则迫害、囚禁、枪杀或者流放了所有不甘沉默的人 （见丹麦人勃兰兑斯的《流亡文学》）。激情，这是法国民族以及法国文学的一个特征，仿佛拉丁民族的血液里有某种一燃即着的成分。有一个玩笑说：打仗时，无论是进攻还是撤退，法国人都是冲在最前面的。
这便是拉伯雷的作品产生并流传的时代。在这个纷繁的背景上，还点缀着其他一些作家、诗人以及散文家的作品，以后的章节将有论及。
《巨人传》的写作、问世的时间拖得很长。从1531年他在罗纳榜医院写这本书的第一行起，到1564年本书最后一部 （第五部）止，时隔三十三年。他自己甚至未能目睹最后一部的出版，那时，他已辞世十个年头。
前面说过，拉伯雷写作《巨人传》的最初动机是为病人提供消遣之物。而当他的作品广受欢迎之时，他就开始为更多的人——当然，不仅是他开玩笑时提到的那些“理想读者”：“酒鬼和游手好闲之徒”。——写作。巨人的故事本是民间流传的某些力大无比、豪饮豪食的巨人的事迹，所以，一旦形之于文字，并被拉拍雷典型法国式的想象以及幽默加以丰富，当然极受欢迎。
与中世纪苍白的骑士形象不同，拉伯雷看到了这些民间流传的巨人形象体现出了某种物质的因素，一种肉体精神，这与教会的禁欲主义形成尖锐的对立。拉伯雷给这种精神 （庞大固埃主义）下的定义——我再引述一次——“某种精神的愉快，用蔑视偶然的事物造成的。”蔑视，这个词很重要，它是庞大固埃主义的精髓；它的另一种说法见于若望修士所建的那座德廉美修道院那条 （唯一一条）著名的院规：“为所欲为。”
我们就本着这种“为所欲为”的精神，随着巨人们来一次历险。历险以前，先记住拉伯雷对读者说的一句话：读者好比是狗，狗啃骨头为的是吸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