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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称为“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韩文公庙碑》）。但这是太超过实际的赞颂。韩愈的文章写得很好，又强调“文以载道”，因此，人们就误认为他于儒道有所得，甚至把他看作宋学的先驱。实际上，韩愈对于儒学的精髓很少有深入的理解，并热衷于世俗的利益，对于儒家倡导的超世脱俗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没有什么体会。他论述儒道的“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是很粗糙的。所讲的都是表面的条款，而对其实质没有什么阐发，很少有理论，更没有打动人的情感力量。其“天刑人祸”说，也不过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的翻版。原始儒家的代表人物都主张协调各个阶层的利益，并以提升人性和重人情味为学说的核心，而韩愈只知有君，不知有民，其主张有的是“与民为仇”的。为了维持当前的社会秩序与文化秩序，对于其他价值都采取了绝对排斥的态度。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中谈到的韩在文化史上的六点贡献，有关儒学就两点，一是宣传“道统”，一是维护“道统”。然而他宣传与维护的又不甚合孔孟之义，还对原始儒学作了许多歪曲，那么其所“维护”和“宣传”的就不过是块招牌而已，与儒学关系不大。宋代理学家也知道这一点，他们对韩持批评态度者居多。杜甫代表了儒家初创时期的方向，而杜诗代表了唐代儒学的最高成就。
大儒杜甫（7）
13杜甫的寂寞与被认识
唐人对于杜甫诗歌的成就和价值，特别是其中蕴涵的儒家情怀是缺少认识的。流传至今的唐人选唐诗中，很少有选杜甫作品的。杜甫满怀深情地赞美过当时许多诗人的创作成就，但却很少得到应有的回报。不是朋友们薄情寡义，而是杜诗中所表达的思想意识和审美风范与当时人们的普遍追求和审美情趣是不合拍的，因此很难被理解，这使得杜甫深感寂寞：“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唐代开国的中坚力量是军事贵族（许多人还带有游牧民族的血统），尚武、建立功业是当时士大夫的人生追求（沈ND047期诗中所说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绝不是愤激之语，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儒学、经术只是那个时代的点缀。
到了宋代，赵匡胤出身社会下层，他通过军事政变，黄袍加身，当了皇帝。天下一统，渐趋太平以后，为了防微杜渐，赵匡胤开始抑制军阀的力量，实行了重文轻武的政策。于是，儒学被摆放在举足轻重的地位，文人士大夫扬眉吐气。这时，历代文士特别是唐代文士留下的文化遗产普遍受到重视，杜诗的意义也被文人士大夫们发现。人们读杜诗除了得以徜徉在诗人所创造的五色缤纷的艺术世界外，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诗中所传达的深厚诚挚、充满了仁爱精神的情感。如王得臣在《增注杜工部诗集序》中所说，“逮至子美之诗，周情孔思，千汇万状，茹古含今，无忧端涯。”“周情孔思”四字最重要，它表达了宋人对杜诗内容的理解，“周”“孔”是指周公、孔子。宋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文人士大夫无不受到杜甫的影响。宋代儒学主要表现是理学，而理学家中许多人受到杜甫影响。我们前面说到的张载是关西学派的创始人。他在《西铭》中倡导的“民胞物与”至少是与杜甫主张暗合的。政治家中主持“熙宁变法”的王安石、宋金交替时期的民族英雄李纲、宋元交替时期为国献身的文天祥，都是杜甫的崇拜者、杜诗的热爱者。李纲说杜诗“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重校杜子美集序》）。这大约是近百年来人们之所以热爱杜诗的一个总的说明。文天祥被俘之后，羁押在燕京狱中，三年艰苦的牢狱生活，陪伴他的惟有杜诗。并用杜甫的五言诗句集成五言绝句200首。他在序中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代为言之”。我们可以想见杜诗中所表达的伦理精神对他们的人生选择所起的的巨大推动作用。杜诗不仅文人士大夫读，就是一些武官、市井小民也在读，这在宋代笔记诗话中皆有记载。杜诗在宋代的影响是巨大的，并且出现了专以杜诗为学习对象的江西诗派。
14“诗圣”与文士性格的塑造
宋代学者称杜甫为“圣于诗者”，这主要是指杜甫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把他视为“集大成”者，是位无体不工、无美不备的诗人。到了后世把杜甫简称为“诗圣”，突出了其道德含义（郭沫若在为杜甫写的对联中，也称杜甫为“诗中圣哲”也是此意）当然这也符合杜诗中的儒学内涵。
“诗圣”的名号，使得杜诗所确立的“忧国忧民”精神逐渐成为了主流理论。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否赞成，但都不能不承认诗歌写作应该反映现实和关注国家与人民的命运。南宋诗人就说：“忧时本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这是赞成诗人应该忧国忧民的；也有不赞成的，明代的公安派代表作家袁宏道，提倡个性解放，不同意诗人应有“忧国忧民”的责任感。他在《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中说“新诗日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仔细咀嚼诗意，可见袁氏虽然不赞成此说，但还是把“忧君爱国”看作当时诗歌创作中大多数诗人所遵循的原则。这些例子都说明了杜甫对后世士人影响之深。
诗歌创作乃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日常功课之一，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是“社交活动的必须品，贺喜庆吊丧，送往迎来，都用得着，所谓‘牵率应酬’”（见《宋诗选注·王安石》）。要学诗，必须读诗，古代学子读完“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本小书后，就要学诗了。除了一些初级作品（如《千家诗》）外，他们平常接触最多的当属杜诗。因为杜诗中规矩井然，学有规范。如应酬中大量运用的律体诗，如五律七律，当以杜甫写得最好，很少率意之作；科举考试中用的试帖诗可以模仿杜集中的“五排”（杜甫以后，很少再有诗人写出像杜甫这样多的高质量的“五排”了）。对杜诗的广泛的模仿从宋代就开始了。书商为了满足这个社会需求，还把杜诗分类编排，给模仿者以便利（杜诗的“分门集注本”一直流传到现在，民国期间，商务印书馆曾影印，编入“四部丛刊”）。这样，杜诗中的思想感情必然会从阅读的渠道渗入到士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去。因此，说杜诗对后世文人士大夫性格的塑造产生影响绝不是夸诞之词。
正是由于这种需求，历代的文人学者也热衷编纂、校订、注解、选编杜诗（在诗人个人选注中占第一位，传世与存目近千种），坊间也乐于刊刻，可见它是畅销书。从这些都可以看出杜诗在古代社会中的普及程度。
中国人普遍缺少宗教信仰，更少宗教感，蔡元培先生倡导用美育代替宗教。中国优美的文学传统、特别是古典诗词对读者思想情感的陶冶力量是很难估量的。杜甫诗发扬了儒家思想中富于伦理价值的思想，于陶冶之外还有教化作用，对古代读书人有很大影响；施之于今日的教育之中，也当有积极意义。
说韦小宝（1）
江湖：隐性社会的生存、奋斗与理想
说韦小宝（游民的最高理想）
《鹿鼎记》是金庸先生的“封刀”之作，这是一部与传统武侠小说根本不同的反武侠小说。传统武侠小说是以塑造武艺高强的武侠为中心的，他们行侠仗义、解危扶困、铲尽天下不平事。这些作品突出正邪之争，宏扬正义，鞭挞邪恶，给生活于黑暗现实中的读者一个虚幻而又十分确定的希望。所以社会革命家说这些作品是民众的“精神鸦片”，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而《鹿鼎记》中是没有“武”没有“情”的（金庸武侠小说也很注重写激烈的“情”，作为“武”的陪衬和“义”的延伸），有的只是以邪恶战胜邪恶，其所凭借的不过是些流氓手段。这本应引起人们的许多思考，可是由于《鹿鼎记》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情节和公开张扬了许多人的隐秘的愿望，从而得到许多读者的爱好，其他的反而退到次要地位了。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塑造了为数众多的正面和反面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中给读者印象最深、也最有争议的大概就是《鹿鼎记》的主人公韦小宝了。
一
《鹿鼎记》中主人公韦小宝是个既不“武”也不“侠”的小流氓，他是自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所塑造的阿Q之后又一个游民的典型。他确实是一个不打折扣的游民，他的妈妈是扬州丽春院的妓女，不知其父为谁。当韦小宝向他娘问及这个问题时，娘颇有点自豪地告诉他说：“那时你娘标致得很，每天有好几个客人，我怎么记得这许多？”而且，不局限于汉人，汉、满、蒙、回、藏都有，真是有些“五族共和”之意。只是其娘颇有些气节，从不接待外国鬼子，因此，韦小宝为纯粹之“中华种”，这是绝无疑义的。
韦小宝生活的社会是宗法社会，他本应受到那个社会思想意识的规范；然而，与其同龄人不同的是：自幼他不是生活在宗法网络之中，而是在扬州妓院里长大成人。妓院是当时罪恶的渊薮，妓女是游民的一部分。毛泽东在其早年著作《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中分析五种游民的谋生方法时说：“兵为‘打’，匪为‘抢’，盗为‘偷’，丐为‘讨’，娼为‘媚’，”也就是自觉自愿地取悦于人、没有自尊心、奴性，并藉此获得生活资料。这种天生的“讨好狂”是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最为需要的性格；如果说兵匪盗丐等游民以其进击性的性格还令封建统治者感到恐惧的话，而“媚”则是绝对受欢迎的。
韦小宝是个游民，除了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