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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者或袭《尚书》逸文而窜之，其他百家，亦杂采焉。彼询伪而不去者，岂不以惧遗所袭之义，遂忘所窜之非义欤！今萃逸文而明之，则其义之袭逸文者，皆存乎其间，而于彼何所遗也。其杂采而义者，于所袭百家之书而明之，则其义亦岂遗乎？夫伪者虽所袭之义，而既在伪古文也，则皆失其浩然之气者，何也？孟子曰：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今有法物而盗窃焉，好古者欲观法物，与其从盗之家而观之，则法物杂乎盗物，而为之不尊也。奚若执盗诛之，而还法物于其主，乃从其主之家而观之，然后见法物皆焕然如初也。高宗纯皇帝定四库书，凡辩伪古文者，无不采录。盖以经义者盖世之公义，将以俟后之考之者也。夫孔子以书教知其国教者，于何为而观其深也乎？《大传》称孔子谓颜渊曰：《尧典》可以观美，《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鸿范》可以观度，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诚。盖七观，皆观国之光也，其余则可以推矣。
《鸿范》者，通皇极于四海者也。纪天之数，而无不征之于人，非人无以立政，非政无以用数也。故八政八曰师。师者兵也，无兵则诸政必乱，食货皆可夺，而四海之宾者将不宾矣。兵居八政之终，非以为可后也，所以成诸政之终也。虽然，兵不可后，而徒言兵不可也。立政者能官人以立政，其兵遂强也。谋忄佥人之面，则政不立而兵不强，用吉士之心，则政必立而兵必强。故《立政》曰：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言能官人以立政者，其兵能若此也。此非《尧典》之柔远能迩者乎？《皋陶谟》，以知人而安民，莫安于此矣。顾命之训，其言柔远能迩也，曰张皇六师。其言昔君文武也，曰：则亦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王家，皆此意也。文侯之命，苟不徒曰：其归视尔师。而平王与文侯谋六师而立政也。东周岂不可复兴哉？由是推之，《书》教所以系于其国也。故释《书》者不可不慎也。
《史记》言成王诛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后，奉其先祀。盖微子去之，卒得之为客而封宋也。则《史记》谓武王克殷，微子持祭器，造军门，面缚膝行而前者，非所以教孝也。《大传》言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走之朝鲜，武王因以封之，盖箕子未尝受封也。所谓我罔为臣仆也。虽在朝鲜，终身称箕子焉尔。箕子者故商之封也，则《大传》言箕子受封，以臣礼朝周者，非所以教忠也。此一人之说，且古说也，犹得失半之，不皆古义也。则择群言者可不慎乎？凡说经者，虽添文以明经义，而于经实无添文。孟子称孔子释民之诗，今可考也。《金》曰：王亦未敢诮公，盖示天下以成王之明，足以为教也。郑以欲诮未敢释之，欲之为言，于经病添文也。经无欲诮之文，而郑添之，则成王不疑周公之心，无以白于天下矣。
《汉志》曰：《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是矣。然《尔雅》训诂，或一名数义，或不备焉。非旁通他经，案之本文，将失其大义矣。《尔雅》曰：食伪也，此《左传》食言之义也。孙氏执之，谓伪古通为，以释《尧典》食哉惟时，而于蔡氏释以孟子不违农时者，反不从之。是不知《尧典》咨牧，道在养民，当教之以重民食也。《尚书》古文梅本，其为今文所有，而取诸马郑古文本者，二十八篇，其窜之者甚微。今幸犹有所据，皆复其始也。今古文异流同源，宜通之矣。使取其长，犹今本《论语》合古文齐鲁之长也。今自《雒诰》之首脱简而外，诸篇皆无脱简，亦无阙文。惟稽其篇次，稍失之尔。或疑其讹且脱者，以为壁本之残，或牵于伪孔传《序》，以为伏生口传之失也。或以为佶屈聱牙，遂不考于诸经，而不知古圣贤人为文之法也。故必知诸经有代为设辞之文，然后《梓材》之义皆通。必知诸经有逆而倒叙，断而遥接之文，然后《雒诰》之义皆通。必知诸经有因时变称之文，然后顾命之义皆通。义在文中，圣门以经学称文学者，谓斯文皆斯道也。
朝亮不敏，谨为《尚书集注述疏》，凡《尚书经》二十九卷，《逸文》三卷，冠之卷首，附之卷末，上下都为三十五卷。其明今古文之传者，详卷首尚书大名下焉。其《大誓逸文》，择次二十九卷中，存二十九篇之略也。《书序辩》，附卷末上，伪《古文》，附卷末下，欲其备考也。伪《逸文》，则附伪《古文》后焉。《礼》曰：毋剿说。今之所集，皆述也，敢剿说乎！其纯采之，则名。其不纯采之，与或为公言，则不名，无非述者。《易·文言》四德，采之穆姜而不名。今考于《传》，盖不纯采之，且或为公言也。《论语》答颜渊仲弓之问仁，其语皆然，与所称周任之言者不同也。其不纯采之若亦名焉，将必录而辩之，则芜矣。此孔子所以述而不作，皆为文言也。朱子称苏氏释《书》之文，以为过人，盖知言矣。后世言经，言不悉文，或苦其芜，今不敢不戒之也。凡要义于注登之，异文异说之要，于疏存之。征引则取其义之著者，义同则取其言之文者。注文宜简，疏文宜详。其或征引详于注中者，以经之古言古义，非此不明，从郑《礼》注之例也。征引之字，彼此不同，则以可通者明之，从释文及诸经疏之例也。义之先后，贯乎章句，外注或申其义，或总其义，皆与内注相参，而经之脉络通焉。从朱子《四书注》之例也。古经善文，或句中有图，今疏后或附图，《雒诰》以图及献卜之义也。疏原其始，前人之注，后人疏之，其注而自疏，非从唐之《道德经》注疏例也，《易传》固有其例也。《易·说卦》曰：帝出乎震，齐乎巽，而又自申之曰：帝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盖说八卦皆然。伪孔传非不多所袭也。讨其所袭之义，复其所袭之名。而注不登伪孔矣，亦诛绝之也。非郑弃邓析而用其竹刑，如《左传》云也。其伪传之非义而可惑者，则疏皆辩焉。
自维固陋，少之日手写《尚书》，缀而读之。迨游九江朱先生之门，时讲习之，若有寤者。既不自休，博稽《尚书》家言，朴学可观，其义犹将待发也。久而乡居草堂，与诸学子辩难，而令钞所属草者。八年，旋以时义旅于阳山之将军山，与诸学子居山堂，夙多从事如乡居时者。又三年，百为皆废，终食不忘，胥勉勉乎《尚书述草》。盖自草创以来，既十有一年矣。所以艰屯无悔，必蕲草毕者，自以读书报国，愧非其才。惟素所习孔子之书，或犹可竭力于斯，以无忝君父之教云尔。今草甫毕，诸学子数请校刊之，愿得为礼之肄简也。乃如其志，以草畀焉。庶几共明书教，将知远而求之深也。
○尚书集注述疏后序
呜呼！治经之事，岂一日乎哉！诸学子而校刊《尚书述草》焉，则五年于斯，率僦居广州城，集同门千金，以资刊者。其草则自阳山山堂，八百里月邮以至，皆旋定而旋发也。其始手书诒校者曰：昔程子为《易》传，其草不遽以授人，有问者，则曰：尚冀少进乎？迨寝疾而后授之，此其慎也。朱子为《论语集注》，《孟子章句》，先后得其草者，数刊之，则见其数改之，其将没而犹改之者。则所为大学诚意注文也，朱子岂不欲如程子耶？世变愈大，非刊之，则其草难存，不得已也。今《尚书述草》，非敢有然矣。惟其改之，则所怀也。二三君子，将于校刊时而能助乎？季汉武侯曰：昔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此以政事而念幼宰之勤渠也。书以道政事，今从事在书，不曰是亦为政乎？虽十反宜也。凡经义皆大而微，有素所存疑，乃决疑于斯须者。今之发草，时或递至山下，遽追而改定，此所谓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也，则亦何疑于辩难乎？二三君子，心力方强，惟经义足以生浩然之气。古之人所以为无竞者，皆至今存也。其完文然也，其逸文犹然也。其大略不可不先明之也。
太甲之《逸文》曰：民非后无能胥以宁，后非民无以辟四方。夫后，君也。胥，犹诗载胥及溺之胥。相也，以古通与，民相与也。宁，安也，言民非君无能相与安也。《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盖王者子民，则民皆得父母而安，此民所以必尊君而亲之也。《易》曰：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君子知尊君而亲之，故一君而望其安民也，是民之君其君也，民能相与安矣。《易》曰：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小人不知尊君而亲之，故二君而启其争民也，是民之不君其君也，民无能相与安矣。无以者，无与也。《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言无与也。辟，亦君也，言君非民无与君四方也。孟子曰：民为贵。是故得乎邱民而为天子。盖天子之贵，由民以为君，当无贱民之心，此君所以必安民而贵之也。《易》曰：以贵下贱，大得民也。苟得民，则四方皆与君之矣。苟不得民，则四方无与君之矣。《大学》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故曰：辟则为天下﹃矣，明无与君之也。由是言之，民依于君，君依于民，而政以立焉。故凡经之言民者，言民心，言民生，而不称民权。以民非君无能相与安也，道在尊君也。凡经之言君者，言君德，言君职，而不逞君权，以君非民无与君四方也。道在安民也，此人道之本乎天，而万世不可以他求者也。《夏书》之逸文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以守邦。夫众者，民众也。元后者，元德之君也。戴如《左传》戴皇天之戴，谓共戴而奉之也。《易》曰：大哉乾元。又曰：元者善之长。君体子仁足以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