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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九曰，闲民无常职，转移职事。今《周书》约九职而统言之。其言农也，而三农与园圃臣妾统焉。其言工也，而百工与嫔妇闲民统焉。其言商也，而商与贾统焉。其言虞也，而虞衡与薮牧统焉。故农者民生之本也，工非淫巧之工，商非龙断之商。工商者，济乎农而资乎虞也。虞者，农工商所由赖也。此与九职之序，不同而同。皆中夏之利也，皆中夏民之所利也。以此利民，皆不失任，其利无遗矣，岂待他求哉！《论语》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奈之何夺而失任，使其利源之不出也。或曰：三宝之金，不忧其困欤？曰：自《周书》言之，则不忧也。农出其三农之货，工出其百工之货，虞出其山虞泽虞之货，中邦之货萃焉。而商乃出而行货乎其闲。其资于货者多也，其资于金者不多也。货之生不穷，而金之生有穷也。此以本富驭末富也，孰能困之哉！
《说命》之逸文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夫口者，言之自出也。自殷高宗言之，则天子之言矣。盖令乎天下者也，宜首称焉。起者，所由起也。羞者，如《易》言或承之羞也。郑氏谓羞犹辱也。惟口起羞者，郑氏谓当慎言是也。《诗》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诗》所以谓无言不雠也。甲胄者，身之兵备也。兵备在身，人皆见而知之，其他无不知矣，故特言甲胄也。惟甲胄起兵者，当阴备，不使疑忌也。兵法曰：形兵之极，至于无形。今乃且形于甲胄乎？《史记》称：子贡之言曰：有报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此兵所犹起也。或曰：甲介也。礼曰：介胄则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于人。如其失也，军容不肃，则必不能兵，乃使觇国者轻之而起兵矣。盖祸患所由者，口与甲胄，则其大者焉。衣裳者，国之章服也，笥所以藏也，惟衣裳在笥者，当藏之以待有德，不敢妄赐也。犹《诗》美彤弓者，称其受言藏之也。《史》称韩昭侯有弊，藏之以待有功，况章服乎？干戈者国之兵伐也。省者，自察也。厥躬者，其谋动兵者之身也。《大学》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惟干戈省厥躬者，郑氏谓当恕己，不当害人是也。《左传》曰：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以其能省故也。盖喜怒所用者，衣裳与干戈，则其大者焉。且《说命》之言衣裳也，自口而下，次乎甲胄干戈之间，何哉？《易》之诗曰：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又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言行师之道，锡命不可及小人也。口者，锡命之言也。衣裳者，锡命之用也。甲胄干戈者，行师之用也。忝此衣裳，孰司喉舌，四海羞之。于是乎甲胄无谋，干戈不戢矣。《诗》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又曰：彼其之子，不称其服。此晋文所以伐曹而数之也。
呜呼！凡若此者，非其大略之所存乎！盖经义者，经术也。古之人于此察焉。则皆卓以立于地圜九万里中，而不知其他有何竞也。此二三君子所宜辩也。后世行事，或迂经义，而巧者又托经义以为言。若宋事之于周官，则巧矣，其欲正之者，非明经术，则安得正之耶？且治书贵知要也。孔子赞易，奚其必三陈九卦欤？奚其必于颜氏之子而称不远复欤？《春秋》非惟言乱臣贼子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皆知要也。今将有白，亦云远矣。悠悠乎书，愿无忽焉。既而诸学子得手书，敏而从事，疑之来，笔以答之。虽八百里，若一堂尔。则所助者多也。若何犹问《尧典》日觐四岳群牧，而疑觐见为上下之通称。问《召诰》节性，而疑问与孟子不同。则因而添疏详之矣，若陈汝廉问《尧典》如五器，欲从马氏五玉之说，而疑三帛二生一死，不可以器称。则因而添疏详之矣。若张子沂问古文《太誓》，马氏传之，而疑马所言者，惟曰今文《太誓》。问金，周公居东，据《通鉴》之论，本乎诗序，而疑成王未知周公，则因而寤旧本马说有伪。实曰：今之《太誓》。而鸱诗亦添疏详之矣。其《高宗肜日疏》，言祢义者，皆以诸疑问而益详也。昔范氏为《谷梁传》集群子有说，皆列名其中。今所问不常，列之难一，未从范氏之例也。故为后序以志之，亦以志校刊终事之日焉。古者序惟在后，今解，既为前序，又为后序，由杜氏《左传集解序》之例而推之也。凡答问在校刊时者，及在其先者，张子沂编为一卷，曰《读书堂答》问。今以附《尚书述草》之后，俾读者参焉。盖《尚书述草》，历十有五年，而朝亮则五十有七也。愿与诸学子为心力之为，志乎古而觐其深。韩子有言：终吾身而已矣。光绪三十有三年十有二月晦日。
○复康太学书
邮示《新学伪经考》，少闲阅之既，仆窃以为足下过矣。足下言汉之古文，皆伪也。伪之者，刘歆也。歆承父校书，得新莽而其伪行也，二千年来莫察之矣。呜呼！何其言之过也？夫《诗序》有传者之失，《书序》不可信，《礼记》杂出汉人，明堂位尤妄，《月令》吕氏所修，《易说》卦杂卦序卦，后出可疑，《左传》惑于邪说，昔人察之至详也。特不皆以罪贼歆耳。乾隆之初，馆臣之辨《周官》曰：《周官》有歆伪窜者，故史称歆颂莽之功曰：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公孙禄数歆之罪曰：颠倒五经，使学士疑惑。辨而察之若此。贼歆之罪，既已白于天下矣。秦燔天下之书，其职于博士者不焚。足下言博士之书，萧何所收者是也，六经无亡阙也。呜呼！何其言之过也？
《史记》曰：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险，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然则何所收者，版图之书也。故史迁序于律令之下也。当此之时，丞相府中，必有博士之书，何实刀笔吏，不知收之。昔人所以痛恨于咸阳一炬也。《礼》十七篇，亡者不知凡几。公食大夫礼曰：说洗如飨。若其不亡，飨礼今安在也？
足下言伏生无藏书。以伏生为博士，所不禁也。然伏生知秦乱，将弃官流亡，欲挟书而走，不犹恐干禁乎？《史记》曰：秦时燔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此其信也。《史记》曰：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此史迁之言古文也。足下则以为歆伪窜之。又恐人谓史迁不言古文，以古文未立故也。则又以此者史迁亦已言古文，然则不相矛盾乎？《史记》曰：诸儒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后世因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史迁盖据所见而言之。足下以为此孔子藏书也。然燔书之时，苟庙藏者不壁藏之，能不干禁乎？况孔氏尤秦之恶乎？则孔壁古文，盖有由也。《史记·鲁共王世家》，不言得古文者疏也，《史迁》之疏者千百也。足下攻古文而决其罪于贼歆，尚今文而决其传于孔子。仆以为六经之遗，传者或失，学者不察，则今文亦贼歆也。夫《公羊》，今文也。《公羊》曰：权者反于经而后有善者也，此援嫂溺之义也。而《公羊》以祭仲废君为行权，则董卓、司马师、孙琳、桓温，皆权道也，不亦贼歆之类乎？释《公羊》者，言王鲁新周故宋，此明堂位王鲁之谬也。而足下之攻《毛诗》也，言其不知三颂为孔子寓王鲁新周故宋之义。呜呼！何其言之过也。
☆廖平○公羊春秋补证后序
学堂私议，以尊经分官为指归。贾子，帝入五学，所上不同。《学记》，春秋教以诗书，冬夏教以礼乐，是援六艺立六大学堂。东诗上亲，南乐上齿，西书上贤，北礼上贵，太学分左右，上易下春秋。所以必立六学者，上下四旁，情性不同，好恶相反，各因所短以施教。每学分经，各立宗派，亦如六家旨耍。分六学专门独立，事半功倍，其教易行。若一学兼包六艺，事杂言庞，教学皆困。《王制》左学右学，有互移法。盖左右分经异教，性情才思，不合于此，必合于彼。使两学重规叠矩，何必互移，此立学分经之说。
今以七经，分立五学。蒙学《孝经》、《礼乐》、《容经》，小学《王制》，中学《春秋》，高等《诗》与《周礼》，大学《易》，方言实业，别立专学，听资性相近者学之，不与各学相嬲。蒙学修身，凡俊秀士农工商之子弟皆人焉。《孝经》标宗，礼容治身，不但仕宦，齐民皆必学。小学以上为仕学，立官治人属焉。主王制，统典考中外政治，律例学属焉。《王制》为普通，专业则分择一门。如司徒、司马、司空、冢宰、乐正、司寇市，择性所近为专习。蒙学详不再立课程。盖考典章如识字，记识功多，用思事少，于小学相宜。卒业后入中学，以《春秋》课之。《春秋》如会典律例，先师决狱皆所取。入中学，治身掌故所已明，就《春秋》以推详当世成败，全经为普通。王制官事，各就本门推考得失，治国齐家，上而天王二公，下而卿大夫士，就行事推论经权，君臣父子夫妇邻国外交，分门求之。《王制》如阵图，《春秋》则操纵变化，在乎一心。古无史家，《班志》附《春秋》，中外史书读不胜读。然精华全包《春秋》，或分书，分官事，既已贯通，余力可以涉猎。凡国家以下，综揽无遗。《春秋》治法基础，董、刘、公孙专经，文章事业，炳史册。《春秋》既通，治术思过半矣，然后升之高等。时局合通，不似汉唐但治《春秋》，已无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