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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子长，网罗旧闻，贯串三古而八书，颇病其略；班氏《志》较详矣，而断代为书，无以现其会通；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马瑞临《通考》，杜氏伯仲之间，郑《志》非其伦也。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故训，专治《说文》，多宗许、郑，少谈社、马。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谓修已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灭书籍，汉代诸儒之所掇抬，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议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水以礼为兢兢。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及江镇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意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旨哉！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阁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学训信之大成，重乎不可见已。故以殿焉。
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份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祸福，而为善获报之说，深中于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土方其占毕咿唔，则期报于科第禄仕；或少读古书，窥著作之林，则责报于遐迩之誉，后世之名；纂述未及终编，辄冀得一二有力之口，腾播人人之耳，以偿吾劳也。朝耕而暮获，一施而十报，譬若泊酒市脯，暄聒以责之贷者，又取培称之息焉。禄利之不遂，则激幸于没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谓孔子生不得位，没而俎豆之报，隆于尧舜。郁郁者以相证慰，何其陋欤！今夫三家之市，利析辎铁，或百钱逋负，怨及孙子；若通（外门内上四下袁）贸易，瑰货山积，动逾千金；则百钱之有无，有不暇计较者矣。商富大贾，黄金百万，公私流衍，则数十百结之费，有不暇计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犹有不暇计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于世人毫末之善，日耳分寸之学，而一一谋所以报之，不亦劳哉！商之货殖同、时同，而或赢或细；射策者之所业同，而或中或罢；为学著书之深浅同，而或传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强而几也。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偏不怍，乐也。
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于祈，何所为报？己则自晦，何有干名？惟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者，伤悼不遇，怨排形于简册，其于圣贤自得之乐，稍违异矣。然被自借不世之才，非夫无实而汲汲时名者比也。苟汲汲于名，则去三十二子也远矣。将适燕晋而南其辕，其于术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社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阻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
经史百家杂钞题语
姚姬传氏之纂古文辞，分为十三类。余稍更易为十一类：曰论著，曰词赋，曰序跋，曰诏令，曰奏议，曰书读，曰哀祭，曰传志，曰杂记，九者，余与姚氏同焉者也。曰赠序，姚氏所有而余无焉者也。曰叙记，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无焉者也。曰颂赞，曰箴铭，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词赋之下编。口碑志，姚氏所有，余以附人传志之下编。论次微有异同，大体不甚相远，后之君子，以参观焉。
村塾古文有选《左传》者，识者或讥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土，纂录古文，不复上及六经，以云尊经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弃六朝骈骊之文而退之于三代两汉，今舍经而降以相求，是犹言学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国，将可乎哉？余钞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世。
姚姬传氏撰次古文，不载史传，其说以为史多不可胜录也。然吾观其奏议类中，录《庄子》至三十八首，诏令类中，录《庄子》三十四首，果能屏诸史而不录乎？余今所论次，采辑史传稍多，命之曰《经史百家杂钞》云。
经史百家简编序
自六籍播于秦火，汉世摄拾残遗，征诸儒能通其读者，支分节解，于是有章句之学。刘向父子勘书秘阁，刊正脱误，稽合同异，于是有校雠之学。梁世刘勰、钟嵘之徒，品藻诗文，褒贬前哲，其后或以丹黄识别高下，于是有评点之学。三者皆文人所有事也。前明以四书经艺取土，我朝因之。科场有勾股点句之例，盖犹古者章句之遗意。试官评定甲乙，用朱墨族别其劳，名曰圈点。后人不察，辄仿其法以涂抹古书，大圈密点，狼藉行间。故章句者，古人治经之盛业也，而今专以施之时文圈点者，科扬时文之陋习也，而今反以施之古书，末流之迁变，何可胜道！惟校雠之学，我朝独为卓绝。乾嘉间巨儒辈出，讲求音声故训校勘，疑误冰解的破，度超前世矣。
咸丰十年，余选经史百家之文，都为一集，又择其尤者四十八首，录为简本，以诒余弟沅甫。沅甫重写一册，请余勘定，乃稍以己意分别节次，句绝而章己之，间亦厘正其谬误，评骘其精华，雅与郑并奏，而得与失参见，将使一家昆弟子侄，启发证明，不复要途人而强同也。
王船山遗书序
王船山先生遗书，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二卷。国藩校阅者，民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稗疏考异十四卷，订正讹脱百七十馀事。军中鲜暇，不克细细全编，乃为序曰：
昔仲尼好语求仁，而推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自孔孟在时，老庄已鄙弃礼教。杨墨之指不同，而同于贼仁。厥后众流歧出，载籍焚烧，微言中绝，人纪紊焉。汉儒掇拾遗经，小戴氏乃作记，以存礼于什一。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
先生名夫之，字而农，以崇祯十五年举于乡。目睹是时朝政，刻核无亲，而十大夫又驰鹜声气，东林、复社之徒，树党代仇，颓俗日蔽。故其书中黜申韩之术，嫉朋党之风，长言三叹而未有已。既一仕桂藩，为行人司。知事终不可为，乃匿迹永、郴、衡、邵之间，终老于湘西之石船山。
圣清大定，访求隐逸。鸿博之士，次第登进。虽顾亭林、李二曲辈之艰贞，征聘尚不绝于庐。独先生深（外门内必）固藏，追焉无与。平生痛诋党人标谤之习，不欲身隐而文著，来反唇之讪笑。用是，其身长邀，其名寂寂，其学亦竟不显于世。荒山敝榻，终岁孽孽，以求所谓育物之六，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先生没后，巨儒迭兴，或攻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训访、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虽其著述大繁，醇驳互见，然固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
道光十九年，先生裔孙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邓显鹤湘皋实主其事。湘潭欧阳兆熊晓晴赞成之。咸丰四年，寇犯湘潭，板毁于火。同治初元，吾弟国荃乃谋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欧阳君董其役。南汇张文虎啸山、仪征刘毓嵩伯山等，分任校雠。庀局于安庆，蒇事于金陵。先生之书，于是粗备。后之学者，有能秉心敬恕，综贯本末，将亦不释乎此也。
新宁刘君墓碑铭
君讳时华，字廷材，号宝泉。先世自江西徙湖南之新宁。曾祖有义。祖儒禹，府学增生。父世贵，太学生。家贫，为商贾，化居以自给。君生有至性，不忍其父久劳市廛，乃跪请曰：“大人直少休。兄学且有成，弟弱，儿愿代父劳而服贾矣。”遂游资于江汉之间，量物度时，广取而节用；后人而往，先人而归；家用阜康，亲以大悦。父病，在视终宵。医者言痰咸可生，淡则死。君辄以手承痰尝之，味淡，因大哭。父没，母亦前卒，则推其所以事父者以事继母。归自武昌，继母不泽，长跪自陈迟归之咎。继母病，服劳达旦，营治药物，必自其手，不自他人。继母没，则推其所以事亲者以事长兄，而蓄季弟。兄病，调护年除。兄卒，弟后卒，则又推恩以恤其嫠，以鞠其孤子。厥后两家孤儿皆成立，两嫠皆旌表于朝，寿皆七十、八十，涕泣颂君之德不敢忘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