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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术在专精说
中国上古之世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孟子讥其以大人小人之事，并而为一。盖洪荒朴略之时。文明尚未启也。厥后耕织陶冶之事，不能不分。分之愈多，术乃愈精。是故以禹之圣，而专作司空，皋陶之圣，而专作士，稷契之圣，而专作司农司徒，甚至终其身不改一官，此唐虞之所以盛也。管子称天才，其所以教民之法，不外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此齐国之所以霸也。宋明以来，渐失此意。自取士专用时文试帖小楷，若谓工其艺者即无所不能，究其极乃一无所能。仕于京者忽户部忽刑部忽兵部迄无定职，仕于外者忽齐鲁忽吴楚忽蜀粤迄无定居，忽治河，忽督粮，忽运盐，亦迄无定官。夫以古之圣人所经营数十年而不敢自谓有成效者，乃以今之常人于岁月之间，而望尽其职守，岂不难哉！
泰西诸国颇异于此。出使一途，由随员而领事而参赞而公使荐升为全权公使或外部大臣，数十年不改其用焉。军政一途，由百总而千总而都司而副将氵存升为水陆军提督，或兵部大臣，数十年不变其术焉。他如或娴工程，或精会计，或谙法律，或究牧矿，皆倚厥专长，尽其用不相搀也，不相挠也。士之所研，则有算学、化学、电学、光学、天学、地学、及一切格致之学，而一学之中，又往往分为数十百种，至累世莫殚其业。工之所习，则有攻金攻木攻石攻皮攻骨角攻羽毛及设色搏填，而一艺之中又往往分为数十百种。即如造炮攻金之一事也，而炮膛炮门炮弹炮架所析不下数十件，各有专业而不相混焉。造船攻木之一事也，而船板船桅船轮船机所分不下数十事。各有专家，而不相侵焉。所以近年购订船炮，每由承办之一厂，向诸厂分购船料，汇集成器，而其器乃愈精。
余谓西人不过略事管子之意而推广之，治术如是，学术亦如是，宜其骤致富强也。中国承宋明以来之积弊，日趋贫弱，贫弱之极，恐致衰微，必也筹振兴之善策，求自治之要图，亦惟详考唐虞以后，宋明以前之良法而渐扩充之，而稍变通之，斯可矣。
○矿屯议
今天下日趋于贫之故，大端有二：一则商务不盛，利输于外，犹水之渐泄而人不知也。一则矿政未修，货弃于地，犹水之渐涸而人不知也。盖天地生人养人之具，火化之用，莫大乎煤。转移之用，器械之用，莫大乎五金。此中外不易之势也。中国于取煤之法，虽研之未精，而民间犹或务之。其取五金之法，则废而不讲久矣。《周礼》矿人一官，掌金玉锡石之地，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知古圣人经纬天下，所以为斯民利用厚生者，筹之綦详。《汉书地理志》，州郡有铜官铁官者凡数十处。迄于唐宋，未尝不采取五金。其事时见于史传。自明之晚季，以矿税为厚敛之端。宦竖四出，征求无艺，有司因之苛派百姓，海内骚然。当时既受其弊，后世遂相戒不敢复议。此矿政所以不修也。
近数百年来，天地菁英之气，郁而不发。乡曲土豪，与无业游民，遂敢纠党开矿，作奸犯科，抗拒官吏。幸而逐之。当事者虑其易聚难散，不得不封闭矿硐，垂为厉禁。而矿政益以不修矣。由前之说，弊在所任非人，藉其名以渔利，而并无其实，固不当因噎而废食也。由后之说，弊在委弃宝藏，与玩法者欲起而攘之。将防玩法之民，先收自然之利。苟上有治之之法，而民自难遁于法之外也。然而犹有狃于故见，而或疑为多事者。亦可谓不审于时与势之宜者矣。
夫民于五金之用，一日不可缺，一人不可无。今以天下之大，而所用铜铁，皆仰给外洋。至于金银，如英美所属之新旧金山，每岁出于矿者数千万，奚啻取之如泥沙。中国无生之之道，仅以古昔所有，互相转输，又已用之尽锱铢。通商以来仅三十年，而外国日富，中国日贫。复数十年，则益不可支矣。是可不筹所以振之哉！且中国矿产之饶，甲于地球诸国。苟善取而善用之，固大可为之资也。
而论采取之道，则官商分办之外，惟矿屯一法为最善。何以言之？今天下额设绿营之外，每省各有防营。无事坐食，既糜巨饷，去之又不足以建威销萌，益示弱于邻敌。是以新疆之豫军，畿辅之淮军，莫不经理屯田，以裨军食。其他如河防水利，炮台城垣诸工，亦往往借助于各营。此诚撙节财用酌剂盈虚之要道也。窃闻西南滇黔楚粤陇蜀诸省，五金并产，宝气充积。诚择矿苗最旺之山，每省先拨一二营，试行采炼。于以创开风气，逐渐推广。有六利焉。向闻佣工开矿，一人所获，每敷一人之食。如得佳矿，即有赢余。营勇开矿，计每丁终岁所获，即不能抵所支之饷。如或仅抵十之五六，亦可省营饷之半也。若矿屯渐多，即所节甚巨。其利一。勇丁游闲无事，浸至习成骄惰，骚动闾阎，今于操练之余，课以矿务，使之勤动于山谷之间，犹得葆其朴勇之气。其利二。矿产皆在穷岩绝峤辽廓之区，于此分屯各营，则苗蛮有慑服之心，客匪绝占踞之望。其利三。官商开矿，筹本最难。本之难筹，尤以工费为大宗。营勇有额支之饷。经始之初，只须购机器，订矿师。成本既轻，事乃易集，其利四。矿务既兴，则运送必有舟车，淘炼必有工匠。未始非小民谋食之资。其利五。无论金银铜铁，中国之所出渐多，则外洋之来者渐少。一年计之而不足，数十年计之而有余。其利六。有此六利，则矿屯之举，尤胜于官商之经营也审矣。
若夫选将领，择官吏，联民情，定规制，则恃乎各省大吏之体察情势，访求人才，视其意之轻重，而效之大小判焉。昔宋苏轼治徐州，以利国监为铁官，商贾所聚，凡三十六冶。冶各百余人。采矿代炭，多强力鸷忍之民。欲使冶户各出十人，借其名于官，授以刀槊，教之击刺，每月庭集而阅试之，以待大盗。此寓强于富之术也。而矿屯之说，则足以寓富于强。推而行之，富一方可，富天下亦可。譬犹导水者之引其泉，将滚滚而不竭也，而岂有泄涸之患也哉！
○拙尊园丛稿序
光绪十九年秋，余友黎君莼斋裒所为古文辞百余首，邮致上海，付之石印。贻书海外，征序于余。余与莼斋相知久，其敢以不文辞。
当同治纪元，莼斋以廪贡生应毅皇帝求言之诏，上书论时事万余言。是时河内李文清公棠阶，以名儒入政府，建议宜擢用风示天下。会曾文正公驻军安庆，进剿粤寇于江南，天于命以知县发往安庆大营差遣。中兴新政，颇有采用莼斋议者。天下因以诵莼斋之文而想见其人。越二年，余入曾文正公幕府。文正告余幕中遵义黎君暨淑浦向师棣伯常可交也。余始与二君以学业相砥镞。伯常志豪才健，不幸遘疾以没。莼斋恂恂，如不胜衣。而意气迈往，若视奇绩伟勋可捩契致。文正意不谓然。顾时时以文事奖勉僚属。一见许余有论事才。谓莼斋生长边隅，行文颇得坚强之气，锲而不舍，均可成一家言。居常诲人，以为将相者天下公器，时来则为之，虽旋乾转坤之功，邂逅建树，无异浮云变幻于太虚，怒涛起灭于沧海，不宜撄以成心。文者，道德之钥，经济之舆也。自古文周孔孟之圣，周程张朱之贤，葛陆范马之才，鲜不藉文以传。苟能探厥奥妙，足以自淑淑世。舍此则又何求！
当是时，幕府豪彦云集，并包兼罗。其治古文辞者，如武昌张裕钊廉卿之思力精深，桐城吴如纶挚甫之天资高隽。余与莼斋咸自愧弗逮远甚。文正没后，同人散之四方，罕通音问。莼斋踪迹虽隔，而情意益亲。数万里外，往往互达手书。有无未尝不相通也，升沉未尝不相关也，文艺未尝不相质也。莼斋自出幕府，浮沉州县者近十年，充出使英、法、西班牙三国参赞者又五六年，颇以未尽所用，郁郁不乐。既而天子骤用为出使日本大臣。任将满，遽丁内艰。服阕复用之。前后凡奉使六年。适值朝鲜内变，强邻隐集战舰，将驶往袭取其国都。莼斋侦知，密电驰报。余时在署北洋大臣张靖达公幕府。力劝速发兵轮，统以大将，风驰电迈，遂执戎首以归。敌军迟到半日耳。至则内乱已定，受盟而退，朝鲜无事。今傅相合肥李公追论莼斋前劳，天子简授川东兵备道，监督重庆新关。莼斋莅官两年，诸所规画，卓然可观。来书自以生平志事，垂老无成，若有未慊于怀者。莼斋莼斋，胡不追味文正之言而不自得若此乎？
余昔盘桓幕府，静观世变，垂二十年。出而任事者逮十年，始知文正之论，实不我欺。大凡经世百务，机之已至，我一措注，推挽者四出而助之，非必恃权位之重也。机之未至，我极经营，者四出而挠之，不尽由权位之轻也。莼斋惟置其难自主者。静以俟时，珍其所固有者，聊自怡悦足矣。莼斋为文，恪守桐城义法，其研事理，辨神味，则以求阙斋为师。文凡六卷，颜曰《拙尊园丛稿》，仓卒未及钞示。然莼斋之文，大半皆余所及见。其翘然杰出者，犹往来余胸中也。可传也。
○出使四国奏议序
奏议，古文之一体也。昔曾文正公选钞奏议，宗贾长沙、陆宣公、苏文忠三家。鸣原堂论文，专论奏疏，亦既涵其涯而抉其奥矣。盖古今奏议，推西汉为极轨。而气势之盛，事理之显，尤莫善于贾生陈政事疏，刘子政封事。忠爱恳款，发生至性。诸葛武侯《出师表》，规模宏远，诰谟之遗，皆与贾氏文相辅翼。惜乎其不多觏也。汉氏以降，文章道衰，风骨少陨。唐代韩柳有作，奏事之文，为之不多，限于位与时也。陆公以骈偶之体运单行之气，文正谓其理精则比隆濂洛，气盛亦方驾韩苏。洵非虚语。苏文忠奏议，终身效法陆公。盖以敷奏君上之体，宜乎条畅轩豁。能如是，亦足矣。夫长沙究利害，宣公研义理，文忠审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