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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从高卢人的入侵和内战中所遭受的苦难，不但与哥特人带来的苦难不相上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说，异教徒经常把灾难归咎于基督教。可是，由于蛮族哥特人也信奉基督教，他们是尊重教会的，因此许多异教徒在罗马被劫掠期间跑进教会中去避难。
他还说，基督徒如果有德行的话，即使忍受苦难也是快乐的，康士坦丁和狄奥多西二位皇帝就相当幸福。因为对圣徒来说，丢掉了现世的东西，并不意味着丢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即使他们死后得不到埋葬，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贪婪的野兽并不能阻挠肉体的复活。基督教无需为罗马的遭劫而烦恼，尽管罗马城毁了，但另一座新城———“上帝之城”却在壮大，大公教会就是这座新城的世俗影子。
“上帝之城”的说法本来源于圣经。奥古斯丁认为，天下万国，虽宗教与风俗各异，言语、武器、衣冠不同，然而人类只有两个大团体，若照圣经上的话，我们可称之为两个城：
一个是世俗之城，由愿意依肉欲生活的人组成，他们的精神背离上帝从而为朽坏的肉欲所奴役，他们爱自己以至轻视上帝，他们注定要毁灭；而另一个是上帝之城，由愿意依精神生活的人组成，他们的精神服从上帝从而能够支配肉欲的生活，他们爱上帝以至轻看自己，他们终将成为上帝的选民而得救。可见，奥古斯丁关于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划分不是空间或地理意义上的，而是用它们代指有着不同追求的社会团体。
相对于人类社会的历史现实来说，上帝之城在人类社会的历史现实中不是独立存在的社会实体。因为连教会也只是上帝之城的象征，而不是上帝之城本身。然而，奥古斯丁又认为，上帝之城确实曾经独立存在过，以后也还将独立存在，只不过那是尘世之外的事情，即魔鬼犯罪前的“天使之城”和末世审判后的未来天国。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上帝之城战胜世俗之城的历史。
奥古斯丁在书中强调了教会与国家的分离，他认为，国家唯有在一切有关宗教的事务方面服从教会，才能成为上帝之城的一部分。后来的神学家们就把奥古斯丁的这一理论，解释为教会干预政治，教权高于王权。因此在整个中世纪，特别是在教会对世俗诸侯的斗争中，这部书曾产生过巨大影响。而奥古斯丁关于世俗之城与上帝之城的论说，直到今天仍然给许多人的灵魂以深沉的感召和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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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罗马人的国教
罗马帝国建立以后，各种宗教的作用越来越大。当时，罗马传统宗教在公众中影响极大，在众多宗教中间是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它保持着官方宗教的地位。一般说来，当时的罗马当局对大多数非官方宗教的存在并不介意，因而神秘宗教和各种各样的流行祭仪占据了罗马万神殿的每一个壁龛。基督教就是其中之一。
基督教的诞生与罗马帝国的建立几乎同步。
公元180年以前，基督教的社团相对比较弱小，不太为外人所知。它只是来自古代东方、在帝国大城市的居民中觅得栖身之所的众多祭仪之一。奥勒留皇帝曾经甚至限制基督教的发展。
然而，从180年奥勒留逝世到康士坦丁大帝支持基督教发展的这120多年里，基督教教徒数量急剧增加。而此刻的罗马帝国又开始受到内乱的困扰，苦难和动荡取代了前两个世纪的繁荣。惊恐不安的人们纷纷向宗教寻求避难所。
随着信徒的增加，基督教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以前的基督教几乎全部由贫苦阶层组成，绝大多数基督徒都是农民、匠人、妇女、儿童、乞丐、奴隶。到了3世纪初，越来越多有文化教养的人士进入教会，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学者，比如克莱门特、亚历山大里亚的奥利金、德尔图良等教父哲学家。政府官吏中也有许多加入了基督教，有些还是行省总督一类的高级官员。
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看到，当政治上的统一已经达到之后，在宗教中寻求某种统一的体系也是必然的了。而当时的宗教多数是多神教或者神秘教。虽然多神教使许多人感到满足，神秘教使许多人感到精神上的解脱，然而，只有一神论的基督教，在教父哲学家们的创造之后，更具有体系上的完备性，能更好地达到信仰的统一。因此罗马的皇帝们自觉地开始支持基督教。
罗马皇帝康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支持使基督教从秘密走向公开，从民间信仰上升为官方精神支柱。
公元313年2月，康士坦丁与利西努斯在米兰会面，以两位奥古斯都的名义颁布了所谓的“米兰敕令”。赦令对基督徒抱宽容态度，允许民众皈依基督教，归还迫害时期没收基督徒的教会财产，一些有利于基督教的重要原则在这个官方文件中确定下来了。
这个敕令虽然还没有把基督教确立为国教，但值得注意的是，基督徒已经被统治者视作一种积极的力量，皇帝们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已经发生改变了。此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基督教在帝国中的地位更加稳固了。
公元380年，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 I，公元379—395年在位）颁布敕令，要求帝国“遵守神圣使徒彼得给罗马人的信仰”。公元391和392年，他又连续下令禁止异教崇拜，规定违者将受到与犯叛逆罪和渎神罪相同的惩罚。基督教因此终于成为了罗马帝国唯一合法的宗教，即国教。
基督教被确立为罗马国教，这是罗马帝国史和西方世界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是基督教国家的开端。基督教神学征服了罗马帝国的精神世界，为西方中世纪的历史奠定了基础。
到了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前后，在教父哲学家们的努力下，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和神学体系已经成熟了。因此，一种新型基督教宗教文化与罗马帝国主流文化交流融合，共同铸就了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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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唯名论和实在论
一般认为，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是属于西欧的封建社会时期。从5世纪末到14世纪，是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发展和繁荣时期，也是基督教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史称中世纪。
在这个信仰高于理性的时代，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哲学家们所能做的似乎只是一些关于基督教的教义的抽象繁琐的论证。如：“神用泥土捏成的亚当有无肚脐眼？”“亚当被造时几岁，身长若干，不吃奶吃什么？”等等。这个时期的哲学是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
教父哲学是经院哲学的前身，到9世纪初，经院哲学正式开始形成。而贯穿经院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即一般（概念）或共相是否是实在的呢？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和否定的不同答案就形成了所谓的实在论与唯名论的区分。
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哲学问题，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许多论述。而最早明确提出这一问题的是普罗提诺的学生波斐利，但真正深入研究这个问题的却是经院哲学家们。
唯名论者们认为，真正实在的只是个别的东西，而一般不是客观存在的，它只是人们用来表示个别事物的名词或者概念。罗瑟林和阿伯拉尔是著名的唯名论者。但他们二者又有些不同。罗瑟林认为，不仅在现实中是不存在一般的东西，而且在人的思想中也没有一般的概念，一般只不过是一个名词。这种主张叫做极端唯名论。而阿伯拉尔认为，尽管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一般还是人们心中的一个用来表示事物的相似性或共同性的概念。这种主张叫做温和唯名论，也叫概念论。
举例来说，他们的理论是这样的：罗瑟林认为，只有张三李四这样个别的人是实在的，抽象的人是不存在的，它也不是人们思想中一个抽象的概念，“人”这个一般只不过是我们称呼个别的人的一个名词，甚至是一种声音。而阿伯拉尔认为，尽管一般的抽象的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只存在张三李四这样的个别的人，但张三李四有一些共同性，人们对这些共同性进行抽象，就在心中形成了一个抽象一般的“人”的概念。
与唯名论者相反，实在论者们认为，一般是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是独立于个别事物的客观实在。实在论的代表人物是安瑟伦和阿奎那。同样，这两人的观点也有极端和温和之分。安瑟伦认为，一般不仅是客观实在的，而且是上帝创造世界上个别事物的原型，有了原型才有了个别事物。这是一种极端实在论，其实它是柏拉图的理念论的翻版。而阿奎那认为，一般只是一种“实体形式”或者“隐蔽的质”，它既存在于上帝和人的理性之中，也存在个别事物之内，这种理论明显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实体与形式理论的影响。相比而言，这是一种温和实在论。
如果同样用上面的例子来说明的话，安瑟伦认为，“人”这个一般理念是先在的，张三李四这样个别的人恰好是根据“人”这个一般原型制造出来的。阿奎那则认为，“人”这个一般是第二实体的形式，是造成张三李四的隐蔽的质，它存在于上帝和人的理性中，也存在于张三李四这样个别的人之中。
其实唯名论与实在论旷日持久的争论不仅有理论上的分歧，而且有现实利益上的冲突。唯名论者主张，个别的国家高于渗透于各个国家的“大公教会”；亚当就是亚当，他犯的罪只是他个人的罪，而不是什么全人类的原罪；圣父、圣子和圣灵只能是三个不同的实体而不是“三位一体”。这些主张是代表教会的实在论者最惧怕的，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要激烈地反对唯名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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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上帝是怎么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