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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大安寺、广隆寺、阪田寺等等也都由他经手建造。为了建造这些寺院，他还从中国和朝鲜请了许多专家艺人来。对于日本的佛教文化来说，圣德太子可称得上是一位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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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太阳升起的地方”
日本，按日语发音为“NIPPON”或者“NIHON”。传说7世纪初，圣德太子在送往中国的国书上，称自己的国家为“太阳升起的地方”。取其意并用汉字表达即写作“日本”。Japan或与此类似的欧洲语言，其由来有两说法。一种是中国北方地区的人把日本读成“Jinpen kuo”，而葡萄牙人听成是“zi pan gn”或是“Ji pan gn”。另一种说法是中国南方地区的人将日本说成“Yat pun”，而荷兰人听作是“Japan”。由此演变发展，形成日本现在的英语正式国名为“Japan”。
圣德太子是一位很有抱负的君主。把自己的国家称作“太阳升起的地方”，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雄心壮志。而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圣德太子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结束了长期分裂，建立了强大的隋朝的时候。圣德太子对这样的情况甚为感触，他接受了中国的尊王大一统思想，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改革。他在603年制定了一种官僚体制，名叫“冠位十二阶”；在604年又制定了“十七条宪法”；607年派小野妹子赴隋建立邦交，努力引进东亚大陆的先进文化。
所谓“十七条宪法”，是日本最早的成文法。这部法典是用汉文写的，记述了官吏、贵族必须遵守的17条政治道德。就内容来说，这些法令深受佛教、儒教、法家思想的影响，强调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意识，成为建立律令国家的政治原则，对日本后来的法典编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所谓“冠位十二阶”，是以冠（官员的帽子）的种类表明座次的制度。圣德太子将德、仁、礼、信、义、智各分大小，组成十二位阶，冠的颜色顺序为紫、青、赤、黄、白、黑，以颜色的浓淡区别大小。据说，这是日本在与隋朝交往中，为了表明同朝鲜三国的国际差别，分清席次而参考高句丽、百济的制度制定的。
在“十七条宪法”中，圣德太子要求“笃敬三宝”，也就是把“佛”、“法”、“僧”看作“三宝”，推崇佛教，把佛教定为国教。
此外，也是在圣德太子的统治时期内，造纸术被引入到了日本。610年，朝鲜和尚昙征渡海到日本，把造纸术献给日本摄政王圣德太子，圣德太子下令推广全国，后来日本人民就称他为“纸神”。
自佛教传入日本，到圣德太子去世，大约100年的时间，日本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飞鸟文化时期（当时建都于奈良盆地南部的一处叫“飞鸟”的地方）。圣德太子在这一时期对日本的社会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变革同后来的“明治维新”、二战后的重建一起，都成为导致日本迅速发展的几个主要环节。对于日本人来说，“让日本成为太阳升起的地方”，一直是他们的民族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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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南都六宗
自圣德太子之后，日本朝廷大力提倡佛教。天武天皇（673—686）曾下令全国普建佛堂，置佛像，藏经卷，进行拜佛仪式。圣武天皇（724—749）也下令诸国兴建寺庙。有时，连万乘之君的天皇，也亲临寺庙，跪伏于大佛之前，自称“三宝之奴”，其狂热程度可想而知。日本俨然变成了一个堂堂皇皇的佛教国家。
但是在飞鸟、奈良时代（593—794），朝廷之所以提倡佛教，目的也只是让佛教的灵光能够“镇护国家”。所以，政府任命官吏，掌握着整个佛教界，僧侣不但不能自由布道，而且具有类似于官僚的身份。这样一来，佛家弟子的行动就要受到世俗法律的严厉约束。不经政府认可，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家。
而在当时，主要的佛经和中国的宗派差不多都传到了日本。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三论、法相、俱舍、成实、律、华严等六大宗派，史称“奈良六宗”，但是由于后来朝廷迁都平安（今京都），所以又被称为南都六宗。这些所谓的“宗派”，其实是因为研究了不同的佛法教义，才相互区分开来的。
比如说，主攻三论学、兼攻成实论的集团主要集中在大安寺、兴元寺。主攻法相学（唯识论）、兼攻俱舍论的集团主要集中在药师寺、法隆寺。华严学在东大寺，关于律论的研究则在东大寺、大安寺。可以说，日本南都六宗属于一个学派，而南都七大寺则是名副其实的佛教大学。
所以，所谓的“南都六宗”，其实只是学僧们在大寺院内进行研究的书斋学问，与现实生活中的信仰基本上没什么关系，它们之间也不是在信仰上的宗派之别。同一个寺院可以有几宗杂居，混合研究，也有一个人兼学几宗的情况。
于是，这就产生了看来有些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佛教虽在日本盛行，但是一般人却并不了解佛教的真谛。他们只把各种佛当作从外国来的神而顶礼膜拜，相信佛也能施予功德，帮助人排忧解难，因而与日本的神道信仰并不发生矛盾。至于说佛教高超的教理、艰深的哲学，老百姓是完全不知道的。因为这些东西还只是在僧人们的案头出现，并没有深入到生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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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在日本说“禅”
禅宗传入日本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奈良时代。当时，一个名叫道璇的和尚，传入了中国的北禅宗。也就是以神秀为代表的主张渐悟的一派禅宗。后来，在嵯峨天皇弘仁年间（810—823年），唐朝和尚义空东渡日本，日本的檀林皇后修建了檀林寺供他们居住，大力倡导禅宗。这就是日本提倡禅宗的开始。
然而在当时，社会上皈依禅宗的人还很少，所以不久以后，义空回到了唐朝。直到十二、十三世纪之交的镰仓时代，日本和尚荣西将中国南禅的临济宗传入日本，弘扬其中的坐禅、顿悟原理，发展“兴禅护国”学说，才算是开创了日本禅宗。
禅宗之所以能在镰仓时代开始兴起，是因为它将佛教修行融入了具体的日常生活之中。搬运柴草是修行，挑水做饭同样是修行。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见性成佛，这些简便易行的方法，很快就赢得大众的接受。
而且，镰仓时代以及其后的南北朝室町时期，日本连年战乱，社会动荡不安。在这样混乱的时局中，其他教派由于空谈义理而大都衰败下去。人们也就越来越关注自身的精神世界，而禅宗那种不假外求，以明心性的主张，正好符合当时人们的精神需要，所以才会流行于日本社会。
禅宗兴盛的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禅宗成为了武士们的宗教。日本镰仓时代有过这样一句谚语：“天台属于官家，真言属于公卿，禅宗属于武士，净土属于平民。”
在镰仓时代，武士是一个新兴的阶层。由于没有公家贵族的权势作背景，武士们想要往上爬，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奋斗。而禅宗提倡“自成佛道”的自我修炼方法，就正好激励了武士去自我拼搏。
武士们整天在刀尖上讨生活，随时都有可能面对死亡。对于武士而言，最为重要的念头，也是日日夜夜都必须考虑到的，就是“死”。而禅宗所主张的从顿悟之中解脱于生死的羁绊，也十分迎合武士的心情。
此外，武士由于其所处的地位，必须具备铁的意志和自我表现克制的能力，不能为物欲、爱欲等因素所左右，所以就得依靠刻苦严肃的生活来磨练自己。而禅僧清苦的生活方式对于武士建立刻苦、严格的生活秩序，从而磨练自己的武德，也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禅宗的无心之境，是直觉顿悟、超越分别思量的状态。日本武士高夫野义在《禅与剑术》中描绘了到达“剑我如一”境界时的剑道：“当此同一境性一旦到达之时，身为剑手的我，也就没有面对我并威胁要剌杀我的对手可见了，而他所具有的每一个念头，也就像我自己的动作和念头一样被我感到了，而我也就直觉地，甚或不知不觉地知道何时以及如何去刺他了。所有这一切，似乎均皆自然而然，毫不勉强。”
所以，武士对禅宗的修行方式十分重视，禅宗的高僧也往往得到将军和武士的尊敬与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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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大化改新
622年，圣德太子病故。
当时日本的一批本来就反对变革的保守贵族，强占山林池田，相互之间连年争战。老百姓们苦不堪言，逼得很多人成了山林盗贼。在这些保守势力中，苏我是夷、苏我入鹿父子作为外戚，独揽朝纲，擅权跋扈，不可一世，甚至妄夺皇室的土地和部民。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皇室和中央大贵族中的另一批年轻有为之士，密切结交从中国归来的留学生，决心消灭苏我父子，打算模仿法制完备的大唐帝国，革新政治，对日本社会进行根本改革。
经过精心策划，他们在645年发动政变，一举剪除保守贵族的核心集团，掌握了朝廷的大权。这些改革派们推举博览中国典籍的轻皇子继承皇位，称孝德天皇，年号大化；立中大兄为皇太子，摄领政务；以中臣镰足为内大臣，高向玄理、僧旻等为国博士，参与政要，从而组成以推进改革、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为己任的强大领导核心。
大化二年（646年）元旦，改革派颁布改新诏书，各项改革措施也陆续出台，史称“大化改新”。主要内容为：1。废除一切私地私民，将土地、部民收归国有，成为公地公民；2。实行“班田收授法”，由国家将天下公田颁给公民，六年一颁；3。统一租税，实行租、庸、调制度；4。废除世袭氏姓贵族统治制度，建立中央集权体制。
此后数十年间，改革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