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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优惠待遇。自此，新罗采用中国式的帝王年号纪年，模仿唐朝的科举制，不断派出留学生到唐朝来留学……这些都促进了新罗儒学的发展。其中出现了薛聪、崔致远等有名的儒家学者。
到了高丽王朝的时代，朝鲜地区对儒学的尊崇和前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不仅大量输入儒学经典、遣派留学生、建学校、兴科举，而且还仿中国之风，建文庙、塑金像，尊孔子为百王之师，还大力奖励和表彰朝鲜名儒。1021年，高丽王朝追封薛聪和崔致远分别为“弘儒侯”和“文昌侯”，称誉在朝鲜首创私学“九斋学堂”的崔冲为“海东孔子”，从而刺激了私学的发展。
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宋朝使者徐兢说：“高丽虽然地方不大，但是人也算是很多的，在各行各业中，大家普遍认为学儒学、做儒生是一件很高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国家，人们把不懂得儒家学说当作了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
十三、十四世纪之交，朱子理学传至朝鲜，受到高丽君王与达官显贵们的重视。在他们看来，朱熹真正地把圣人之学发扬光大了，同时又把“禅佛之学”挤到了一边，所以朱熹的功劳是很大的，就像孔老夫子一样大。其实，他们看中朱子学，也是为了自己的一些现实目的———他们纷纷将朱子理学的伦理观念拿过来，是为了证明自己统治这个国家是合理的。
再后来，朝鲜建立了李朝，专制皇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在文化上，李朝抑佛扬儒，批判佛教，主张王道政治，积极提倡程朱理学。到了十五、十六世纪之交，又有权近、郑汝昌、李滉等朱子学大家出现。他们将程朱理学奉为天下第一。这就进一步巩固了李朝统治天下的精神支柱和官方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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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存人欲”的朱子学
朝鲜高丽王朝的末年，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儒学学者，被尊称为“东方性理学宗祖”，他就是郑梦周。
郑梦周生活的年代，正是高丽王朝走向衰败的时期。为了振作社会风气，他提倡儒家学说，反对佛教。
他曾经说，儒学所讲的那些道理，其实都是从生活中来的。人人都有一定的欲求，人人都得吃饭喝水，这些生活中的道理是很平常，也是很自然的东西。即使像尧舜那种圣人之道，也无非是要求人们把生活中的这些事情做得好一些，而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像佛教那些东西，却不是这个样子。佛教命令你不再理会亲人，禁止你有正常的生理需求，要你穿着草衣，吃着素食，自个儿打座，忘掉世界中一切东西。这哪里是日常生活告诉我们的道理呢？
儒学是一门积极入世的学问。也许，郑梦周所提倡的东西，就是想让人们在那个令人失望的年代里，还能够保存着一份关注生活、直面生活的态度吧！在真实的生活中间，我们才有可能发现那些“性理”生动活泼的源泉。
郑梦周是这么说的，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在生活中堪称一位刚毅的君子。他的忠义节烈，也是他被尊为东方理学宗祖的重要原因之一。
后人对他的评论都是“道学”与“节义”并提。有人甚至说，在高丽朝的四位大儒（薛聪、崔致远、安珦、郑梦周）中，只有郑梦周是真正合格的。因为郑梦周不仅学问做得有儒家底蕴，而且他的为人也具有真正的儒家风范。
在高丽朝末年，李氏家族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有一天，一位和郑梦周交往多年的僧人劝郑梦周识时务、顺大势，归向李氏。既然人心已向李氏，自己又何必那么固执呢？对于郑梦周来说，他并非不知道高丽朝大势已去，但他却说：“我在高丽朝受人社稷之托，怎么能有二心呢！”
又有一次，李朝太宗试探他，看他是不是有改变立场的可能。结果郑梦周以歌明志，他写道：
此身死了死了，一百番更死了。
白骨为尘土，魂魄有也无。
向主一片丹心，宁有改理也欤！
郑梦周平日讲求程朱理学，把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放在第一位，在实践中也是以履行忠孝为人道之根本。这样一来，他才在关键时刻能够从容不迫。
这么倔强的知识分子，取代高丽王朝的李氏贵族对之当然不欣赏。终于，在1392年，李氏贵族派出刺客，在京城善竹桥刺杀了这位有着极高声望的儒学大师。
人虽然杀了，但是当李氏一登上宝座之后，他们又开始提倡郑梦周的忠烈和他的伦理学说。因为郑梦周的学说和人格，又变得有利于巩固李朝的政权。
郑梦周的这种性理之学和忠烈节义的传统，能够继续获得它的生命力，政治原因是一方面，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能够一直得到朝鲜人民的敬仰和认同。朝鲜民族是一个十分顽强的民族，他们有自主独立的精神，这些气质都与他们的儒学传统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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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一场架，吵了一百年
在朝鲜的哲学史上，曾经发生过一场著名的大辩论。前前后后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几代哲学家都在这场辩论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是朝鲜的“四七论辩”。
“四七论辩”是什么意思呢？“四”就是儒家所说的“四端”，也就是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是人性中好的东西：“七”就是儒家所说的“七情”，也就是一般的诸种情感，它们是世俗之人都具有的。
“四端”也好，“七情”也好，都是儒学中的基本概念。它们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人性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的善恶和人的本性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其实，关于这场大辩论，可以从一个名叫权近的朝鲜哲学家那里说起。
权近生活在14世纪，也是朱子学的大家。他在自己的代表作《入学图说》中，对四端和七情曾经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四端是人的本性的出发点，所以完全就是善的；但是七情呢，却是从人的心里流出来的，所以有的善、有的恶。”权近认为，人的四端来自于“理”（宇宙的本质、规律），而人的七情来自于“气”（构成世界的物质性的基本材料）。如果七情能够合乎人性的法则，那当然就是非常好的，符合人的道德本性的。但是情感表现出来后，如果并不合乎道德本性，那当然就是不好的。
权近的论述还只是个“引子”，真正掀起这场辩论的人，还得要数朝鲜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李退溪（1501—1570年）。
李退溪根据《朱子语类》，认为“四端”是通过“理”派生出来的，而“七情”是由“气”派生出来的。但是这个观点却遭到了他的一个学生的质疑。这个学生名叫奇大升。于是，他们师徒二人就以书信的方式相互展开辩论。
奇大升对他的老师说，人的四端和人的七情，都是理和气共同作用的结构；理和气是不会分离的，所以“四端”和“七情”也没有那么绝对的区别，没有必要非得说什么属于“理”，什么属于“气”，它们都是人的各种性情罢了。
但是李退溪却不同意，他回信说：四端和七情虽然都要经过“理”和“气”的相互作用，但毕竟是两个东西，还是有所侧重的：像仁、义、礼、智这些东西，都是人的道德品性，它们体现了宇宙的正道，必然要以“理”为主，“气”为辅；而“七情”，是人的一般情感，尚且谈不上是否符合“天理”，所以当然可以以“气”为主，“理”为辅。
除了这师徒二人进行争论以外，还有许多儒家学者参与了这场大辩论。比如说有一个叫李珥（1536—1584年）的人，他比李退溪要小30多岁，就比较同意奇大升的观点。他不仅反对李退溪把“四端”和“七情”分开，而且反对他对“理”的偏爱。李珥说，“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气”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气”是物质性的东西，人所有的性情都是从“气”里面生出来的，其中甚至也包括了“四端”之类的道德品性。
后来，李珥的学生———宋时烈（1607—1689年）也针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不过他基本上还是同意他的老师的见解。宋时烈固执地认为，朱熹的思想是不会错的，要是有错也是后人给弄错了。于是，宋时烈的思想非常迎合朝廷的口味，最终成了李朝后期的正统思想。这样一来，从16世纪到17世纪，朝鲜哲学史上的“四七论辩”才终于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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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实学”的勃兴
当我们知道“四七论辩”是怎么回事以后，肯定会觉得，这些朱子学的学者谈论的东西，似乎和实际生活不太相干。可以说，他们是在“空谈性理”。
脱离了生活的哲学，注定要被生活所抛弃。
其实，在17世纪的朝鲜，封建社会已经进入了它的衰落期。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的20—30年代，日本人的侵略、女真人的侵略，使得李朝元气大伤，封建的中央政权就没有以前厉害了。另一方面，朝鲜的商品经济、对外贸易发展越来越快，所以弄得封建的自然经济也越来越萎靡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朝鲜半岛上反对朱子学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大。
这个时候，“实学”开始在思想开明的士大夫中兴起了。所谓“实学”，就是倡导自然科学技术，认为思想学术应该对社会起到积极的实际作用的一派儒家学说。实学家们希望能够通过认识朝鲜民族的历史传统，来改革当时的社会。实学家们强调事实经验，更强调实用价值。虽然他们也谈论一些比较抽象的哲学问题，但是他们最终的目的，还是讲究实际的。他们想借“实学”来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
在这群实学家里面，有许多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比如像柳馨远，他就能够通晓天文、地理、数学、音乐、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