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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主考官们不解、疑惑、惊讶的表情，杨振鸣缓缓地道“皇帝毁灭了什么？毁灭的是人间公正；皇帝在维护什么？维护的是一种对他来说留亦难、除亦难的官场‘潜规则’。皇帝亲手销毁了罪证，其实不仅仅为了包庇皇太后和驸马爷，更是为了保护朝中一大批老臣。在中国只是有立法权和处罚权的人不昏昏欲睡，更不‘因为一时失察’让那些违规账本付之一炬，审计署才会真正发挥它的作用，否则就只能是一个华而不实的装饰性机构，不值得我在那里空耗岁月，浪费自己的青春。 ”
辛格博士听完杨振鸣的解说，满意地点点头，他侧身向坐在身旁的三浦勇志耸了耸肩膀，意思是自己没有什么好问的了。年近六十的三浦勇志是一个略有些秃头，脸上经常带着和蔼微笑的日本人，他是日本京都大学屈指可数的终生教授之一，专门研究西方经济学，退休后现被深兰公司聘任为亚洲研究部的部长。
三浦勇志略微思忖了一下，问了一个专业问题：“杨先生，你学的专业是金融，不知道你对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了解多少？”
杨振鸣不假思索地答道：“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1899年出生于当时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的一个书香门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退役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学。1921年获法学博士之后，他转而研究经济学并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跟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们做过助理研究员。1924年返回维也纳，与几个才华出众的年轻经济学家们一起，从师路德维克。冯。米塞斯。几年后，哈耶克以维也纳大学讲师身份受到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列奥尼。罗宾斯之邀去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并发表其第一部主要著作《价格与生产》。这使他在英语学术世界初露头角。1930年代，哈耶克因不同意凯恩斯货币理论而卷人了与凯恩斯和斯拉法的论战。稍后，哈耶克又在米塞斯与兰格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中成为自由市场制度最坚决的卫道士。一直以经济思想史见长的哈耶克此时转入政治思想史并从中获取抨击集体主义与科学主义的武器。这些论文后来以《科学的反革命》一书著称于世。该书追溯现代集体主义与计划经济思潮的渊源至十八世纪的圣西门与孔德。
1944年，哈耶克以《通往奴役之路》名噪一时，成为一位政治思想家，同时为他在后来世界性的自由主义运动中奠定了领袖地位。五十年代，哈耶克离开英国到芝加哥大学任社会与道德科学讲座教授。这一时期，他继续从事思想史研究，终于在1960年完成了他不惑之年的主要著作《自由宪章》。该书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的宣言。60年代，哈耶克返回欧洲，在西德任教，并发表其晚年时期主要著作，《法律、立法和与自由》三卷。至此，哈耶克著作等身，所著文章均被认为运思深远，入木三分。他的不少著作当时不为世人理解。直到1974年，诺贝尔奖评委会授予他经济学奖，承认了他在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理论上的开创性工作以及对经济，社会与制度之间相互关系的透彻分析。到了80年代末期，鉴于中央计划型社会主义经济的失败，人们对哈耶克思想的尊重达到了顶峰。哈耶克被认为是自亚当。斯密以来绝无仅有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
三浦勇志点了点头，他给眼前这个年轻人惊人的记忆力打了一个高分，不过他知道亚洲学生的通病是死记硬背，机械照搬，他们虽然善于考试，但多数缺乏独立的思辨能力和创造性思维，所以他故意出难题问道：“《通往奴役之路》是哈耶克各种著作中最为公众熟悉的。但由于其激烈的反社会主义立场，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国家被列为禁书。你是怎么看待这本书的？”
杨振鸣道：“《通往奴役之路》的核心思想，是来自哈耶克1938年一篇题为《自由与经济制度》的文章。当时，社会主义思潮在英、美、德等工业发达国家风靡一时。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普遍而持久，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许多知识分子崇尚社会主义，以社会正义、收入平等和就业保障为理想目标。铲除私有制度和推行计划经济被认为是为了达到理想境界而必须采取的手段。由于哈耶克曾亲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并目睹希特勒上台，他认定法西斯统治与社会主义者鼓吹的‘舆论一致’、‘全民族最高利益’、‘个体服从集体’等价值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他警告英国和美国的知识分子：除了要进一步推敲社会主义理想目标的具体含义之外，还必须权衡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所要付出的代价。
哈耶克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效率方面的损失，在科学技术远没有发达到使中央计划部门可以估计各种产品或劳务对于不同社会成员在各个时刻和场合下的效用之前，中央计划部门是不可能替所有的人作出生产什么和怎样消费的正确决策的；这样的决策过程会造成很大浪费，也就是说，有相当多的产品将无法实现自身的价值。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官员得不到足够的激励去获取每一个公民对各种消费品的评价。而在生产受到中央计划控制的体制中，如哈耶克在书中指出的，即便消费者有权选择买什么和不买什么，消费品的价格也将是严重扭曲的。哈耶克认为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和可以预见的将来，只有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经济制度才能够解决激励与信息问题。哈耶克把‘个人主义’同‘自私自利’ 加以严格区分，他所说的个人主义对有效率的生产和有效率的消费而言仅仅是指社会尊重个人独立作出消费和生产决策的权利，并实行相应于此种权利的经济制度。
效率损失并不是哈耶克抨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依据。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许多人相信：资本主义盲目生产所造成的浪费不一定比社会主义计划失误所造成的浪费小。哈耶克在书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提出的命题是：彻底的计划经济和彻底的竞争经济，如果可能实现的话，都是有效率的。然而这两者的混合注定是效率低下的，除非计划是为了加强和改善而不是为了排斥竞争。细心的人也许会问：既然意在改善竞争的计划可以提高效率，为什么意在改善计划的竞争就不能提高效率呢？许多人相信这条所谓中间道路（即混合经济）比现实存在的任何单一经济体制要更有效率。哈耶克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然而他的理由已经超出了单纯资源配置效率的讨论。这就涉及到哈耶克抨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依据，即人的自由权利的损失。哈耶克曾引用墨索里尼的一段话对此做为说明：‘是我们首先宣告，文明社会越是发达和复杂，就越要限制个人的自由’。而对哈耶克来说，问题的核心是，由谁来限制公众的自由？限制哪些方面的自由？在科学发展的现阶段，计划和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只能通过那些管理政府和计划的人来实现。但是这样一来，事情就绝不会仅仅限于计划者对每个人在经济方面的控制。哈耶克在第七章里写道：‘不论是谁，一旦掌握了全部经济活动的控制权，也就掌握了我们生存的命脉，从而就有力量决定……我们所追求的其他方面的价值以及替我们安排这些价值的优先顺序，进而让我们相信我们应当为什么样的目标而生活和奋斗。’哈耶克深信：‘我们选择的自由，就一个竞争社会而言，依赖于这样的事实，若某人拒绝满足我们的愿望，我们可以转而与另一人谈判。但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了我们命脉的权威，我们就只能寄希望于他的仁慈了。’哈耶克认定，在这种情形下，个人将丧失一项最宝贵的权利——自由思想的权利！”
“在第十一章里，哈耶克进一步论述说：那推动人类思想发展的原动力，之所以能够正常运转，并不在于每个社会成员是否有能力思考和写作，而在于每一种观点或判断是否可以被人们批评。只要不同意见不受压制，总会有人站出来怀疑和探究那些支配着同时代人思想的观点，并以新的观点投入到辩论和宣传中，去经受考验。哈耶克认为这种知识积累过程和思想发展过程是不可能被‘计划’或‘组织’出来的。认为人类心灵应当有意识地控制它自己的发展，这种观点是混乱的……当我们试图控制它的时候，我们仅仅是在为它套上枷锁，并迟早会引致思维的呆滞与推理能力的衰退。当社会的创造力和思想进步的源泉衰竭的时候，无论是完善的计划经济还是以竞争来改善计划的经济，都会由于缺乏创新而变得效率低下。这是哈耶克不相信所谓‘中间道路’会有效率的根本之所在。他根本不相信一个没有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其经济会是有效率的。他认为越是现代化生产，人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要求有个人的创造自由和思想自由，就越无法实行舆论一致和统一思想。”
三浦勇志礼貌地打断了杨振鸣长篇大段的引述：“杨先生，我想知道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
杨振鸣微笑着自信答道：“应当首先承认哈耶克的确是一位大师，他有着惊人的洞察力，《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对社会主义弊端的预言如今都一一得到验证，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获得了一段黄金时期的高速发展，但几十年后最终一一垮台，不得不重新选择资本主义制度，这不能不说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具有某些致命的缺陷，缺乏长期的生命力。对这个问题我也曾疑惑过、思考过，我得出的结论是：从自然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制度就象是一个封闭的，内部要素静态有序的线性系统，而资本主义制度就象是一个开放的，内部要素动态无序的非线性系统。线性系统在初期要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