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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描写看，《水浒传》的确是一部为“草寇强盗”树碑立传的小说。它第一次反映了农民起义的整个过程，揭示出农民起义的真实原因。小说把高俅发迹、迫害忠良放在作品开端，以表明朝政不纲，乱自上作。高俅原是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只因踢得一脚好气球，便受皇帝赏识，“没半年之间，直抬举他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从此，他便勾结权贵，迫害忠良。
林冲本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身份不低。他本想安于现状，高衙内调戏他妻子，他只是冲散了事，希望以屈辱保全地位。高俅将他刺配沧州，他依然忍耐，即使被贬至草料场，他仍想苟安下来。直到高俅的刺客要杀害他时，他才被迫起而反抗，杀死刺客，奔向梁山。他的上梁山，完全是被逼出来的。
其他各个英雄，如鲁智深、武松、李逵，虽然上梁山的原因各有不同，但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被逼上去的；鲁智深打抱不平，我行我素，不为社会所容；武松因哥哥被毒死，无处伸冤，又遭人暗算；李逵因杀了人，在外逃难。
正因为他们是“逼上梁山”的，他们的行为才具有不容置疑的正义性。在第71回，作品淋漓尽致地描写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壮观场面，表现了封建社会中，广大人民朴素的平等思想和理想生活。
但这只是一方面。《水浒传》虽然满腔热忱地肯定了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对他们“犯上作乱”毕竟不敢毫无保留地赞扬。作品把罪恶归于奸臣，而不是皇帝，更不是制度。在作品看来，只要除掉奸臣，朝政自然会好，换句话说，皇帝本来很好，只是被奸臣蒙蔽了，梁山好汉当然应忠于皇帝。解决的办法，就是“将功补过”，接受招安。这是梁山领袖宋江的愿望，也是作者的愿望。在排座次之后不久，宋江便接受招安，并帮助朝廷打方腊、征辽、征田虎王庆，衣锦还乡。但宋江等打家劫舍，对抗官府，已犯“弥天大罪”，实属“十恶不赦”，若允许他们受招安，实际上是赦免强盗，无法警戒来者，这是封建社会绝对不允许的，因此宋江等的结局，注定是悲剧。《水浒传》作者也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在赞扬宋江等受招安的同时，也写了他们的必然悲剧。受招安的梁山好汉，继续做官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宋江、李逵、卢俊义死于鸩酒；吴用任武胜军承宣使，到任后“常常心中不乐”，后自缢于宋江坟前；花荣到应天府为官，“无一日心中得安”，后亦自缢于宋江坟前。又如关胜，操练军马回来，落马得病而死；呼延灼与金兵作战，阵亡淮西。相反，明智退隐的，都得善终：鲁智深最初不守佛门规矩，最终成为虔诚的佛教徒，在浙江坐化；武松起初最有功名心，最后心灰意懒，宁愿终老塔院；公孙胜坚决归隐，一心学道；阮小七回家打鱼；邹润登云山打猎。这实际上又反映了作家对招安的失望和否定，真正的出路在出家、退隐。
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梁山好汉的最佳出路只能是这样。正如作品最后所说：“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相尚依然。早知鸩毒埋黄壤，学取鸱夷泛钓船。”鸱夷就是战国时著名的功成身退的越国宰相范蠡。
英雄豪气永驻人间《水浒传》对后代的影响是巨大的，续书从古到今，绵绵不绝。清代有《后水浒传》、《荡寇志》，现代有《新水浒传》，当代仍有《新水浒传》。
狗尾续貂也罢，锦上添花也罢，都说明了《水浒传》的巨大影响。《水浒传》对一般小说创作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人情小说，一是侠义小说。《水浒传》虽以农民起义为素材，但由于作品在市民社会的勾栏中诞生，带有浓厚的市井气息。其中有对市民生活和市民形象准确传神的描写，如“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虔婆醉打唐牛儿，宋江怒杀阎婆惜”等，市井风俗世态，市民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金瓶梅》由此横生枝节，从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写出洋洋百回的《金瓶梅》，成为世情小说的代表作。《水浒传》写梁山好汉的侠义行为，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侠义小说，如《三侠五义》、《小五义》。但梁山好汉个个顶天立地、正气凛然，而后来的侠客往往依靠主子，充当保镖，欺下媚上，沦为奴才。侠的真精神逐渐沦亡了。
《水浒传》对其它艺术形式的影响也很大，京剧和地方戏中的水浒戏，几乎可以和三国戏媲美，影响甚大。80年代，电视剧蓬勃发展，古典文学名著被相继改编。《水浒传》的改编是相当成功的，其中的《武松》、《鲁智深》、《林冲》，深得观众好评。
《水浒传》对一般社会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历代起义农民，往往以水浒英雄为榜样，封建官府却害怕《水浒传》流传，一次次查禁。这本身就说明了《水浒传》的影响之大。现在，《水浒传》反映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但《水浒传》依然活着，依然风行不衰。除了艺术的成功外，更重要的，恐怕是因为作品表现的梁山好汉的人格力量。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理想，无视一切礼法，不惜一切代价，他们敢爱、敢恨、敢生、敢死，他们爆发出来的生命的力量，不仅属于被压迫的农民，也属于不得志的文人；不仅属于古代，也属于现代。凡是心中充满抑郁不平之气的人，都会在《水浒传》中得到发泄，凡是孤苦无告的人，都能在《水浒传》中找到自己的知音。
25 极幻想之奇满人间之情——《西游记》
取经故事的神话化
《西游记》是我国最著名的神魔小说，是以唐玄奘西天取经为素材创作的。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僧人玄奘不顾禁令，偷越国境，费时17载，经历百余国，前往天竺取回佛经657 部。回国后，口述西行见闻，由门徒整理为《大唐西域记》。这是一部严格的实录，但其中在记录西域山川风俗时，介绍了印度的许多宗教传说，这为取经故事的神话化留下了引子。
后来，玄奘门徒撰写玄奘传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时，为了神化玄奘，插入一些神话如“口授多心经”等。同时，玄奘取经故事本身的传奇性和宗教性，也为其神话化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此后，唐僧取经的故事被进一步神话化。
今存南宋时刊刻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就是民间艺人将以前各种取经故事联缀整理而成的。《诗话》的最大创造在于猴行者。他化为白衣秀士，自动来保护三藏西行。尽管这一形象在《诗话》中还未成为主要角色，却为取经故事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本框架。据现存资料推测，到元代，肯定存在过类似平话的《西游记》，在这部作品中，取经故事的主要内容已基本具备。
与此同时，以取经故事为题材的戏曲创作也产生了，如金院本《唐三藏》和元代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等，至今仍存的是元末明初的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它创造了描写唐僧出世的江流儿的故事，后来为《西游记》吸收。
到明代中叶，吴承恩广泛吸取前人成就，加以融合创造，完成了百回本《西游记》，成为取经故事的定本。
吴承恩（约1500—约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江苏淮安人。少年即有文名，但科试不第，长期卖文为生，生活清苦，愤世狂傲。他喜爱民间文学，善谐剧，尤喜野史奇闻。他在自己的志怪小说集《禹鼎志》序言中自述道：“余幼时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史稗史，俱为父师诃夺，私求隐处读之。
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并且他认为自己的志怪，”盖不专名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存焉。“《西游记》正是以这样的指导思想整理创作而成的。
兽性神性人性《西游记》运用神奇的浪漫主义想象，创造了一个奇光异彩的艺术世界，真可谓无地不奇，无人不奇、无事不奇。前人曾这样评论道：“龙宫海藏，玉阙瑶池，幽冥地府，紫竹雷音，皆奇地也；玉皇王母，如来观音，阎罗龙王，行者八戒沙僧，皆奇人也；游地府，闹龙宫，进南瓜，斩孽龙，乱蟠桃，反天宫，安天会，盂兰会，取经，皆奇事也；西天十万八千里，筋斗亦云十万八千里，往返十四年五千零四十八日，取经即五千零四十八卷，开卷以天地之数起，结尾以经藏之数终，真奇想也；诗词歌赋，学贯天人，文绝地记，左右回环，前伏后应，真奇文也；无一不奇，所以谓之奇书。”作品以西天取经为主线，通过九九八十一难，把读者引入眼花缭乱的神话世界。从鹰愁涧到黑风山，从云栈洞到黄风岭，从流沙河到万寿山，从路阻火焰山，到误入小雷音，从遭困无底洞到监禁铜台府……，有自然灾害，有菩萨试探，更有各类妖魔鬼怪的阻拦陷害。有蜘蛛精，有老鼠精；有牛魔王，有罗刹女；有翠云山芭蕉洞，有陷空山无底洞；孙悟空的金箍棒净重一万三千五百斤，缩小了可以藏在耳内；芭蕉扇能煽灭火焰山八百里火焰，缩小了可以含在口里。而且一物克一物，神物还有神物降。芭蕉扇能将人扇出八万四千里，孙悟空吃了定风丹，就能岿然不动……。这些浪漫主义奇思异想，使人应接不暇，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中，很难找到第二部这样的奇书。
《西游记》中最突出的形象是孙悟空，这是作者全力塑造的一个理想化的神话英雄形象。他热爱自由，勇于反抗，见恶必除，除恶务尽，最后帮助师傅从西天取回真经。
孙悟空是在花果山仙石中孕育而成的美猴王。他一出世，就能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惊动天界。后来他住在水帘洞，率领众猴，过着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的绝对自由的生活。他有超人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