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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东其人其事
古人说，转益多师是吾师。我从青年到中年，一直在太原，虽然也注意向周围的人们学习，但真正遇到高人，还是前几年定居北京以后。认识了一些饱经风霜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从他们身上感到了一种大家风范。无论做人做文，都受到很多教益。
一九九五年底，我认识了李锐先生。当时，《东方》杂志要搞一组关于顾准和《顾准文集》的专题，副主编朱正琳来电话，咨询找谁组稿合适。我在一次会上听柳萌先生发言，提到李锐向他推荐《顾准文集》，于是想到找李锐先生组稿。这样认识了李锐先生。李老一生饱经风霜，年逾八旬，仍然精神抖擞。我很难用一个定义概括他是什么“家”。可以说他是史学家，他有《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等力作，当时还在为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志每日伏案工作；可以说他是水利学家，在三峡问题上他自成一派，写了许多文章，集成《论三峡工程》；可以说他是诗人，他在秦城监狱中用紫药水写的《龙胆紫集》曾传诵一时，连胡耀邦晚年都把自己的诗拿给他修改；可以说他是杂文家，从延安到五十年代，都是杂文圈闻名的高手。李老则说，“我是一个杂家。”但我更愿意把他看作一位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见证人。他先后担任过高岗、陈云、毛泽东的秘书，和胡耀邦等领导人都有接触。他的《庐山会议实录》，不但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必读书，也是青年一代了解党史、国史底蕴的入门书。他有诗云：“文章自古多奇狱，思想从来要自由。”前一句可以说是他的切身体验，他就在延安“抢救运动”和文革中两次坐牢；后一句则是他的毕生追求。他曾经对我说：我父亲是第一批同盟会员。虽然他去世的时候我年纪还很小，但他的追求我是理解的。二十纪发生的变化我基本上都经历了。我们的一生快走完了。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应当对一百年的历史有一个反思。我们应当弄清中国本世纪的历史是怎么回事，开国以来的历史是怎么回事。我们确实教训太多，要把毛泽东的晚年讲清楚。马克思的理想从来是真正自由的，包括精神的自由和物质的自由。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还有很多重大问题没有解决，比如战争问题、发展问题、贫富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矛盾的问题、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是又乐观又不乐观……
李老对我最重要的启发，是有一次邢小群和他说起我的遭遇，他只说了三个字：“要做事。”这三个字太重要了。人在一生中，遇到各种坎坷是难免的。怨天尤人不行，等待顺境再做事也不行。只有抓紧做事，才能在社会中重新站起来。李老八十一岁的时候，说他九分之一时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延安一年，秦城八年，要说我遇到的坎坷，比起他来，真算不了什么。李老这么大年纪，每天笔耕不辍，写的比我们后生晚辈还多。想起这些，对我永远是鞭策。
因为邢小群的一项写作计划，我还认识了萧乾、钟沛璋、李慎之、曾彦修、吴祖光、温济泽、戴煌、邵燕祥、朱正诸位先生。和这些坎坷半生的老右派们交谈，听他们述说自己的经历，就会更加痛切地感到，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不是印在纸上的名词，而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历史和现实。现在回过头来看，右派当年的情况也不可一概而论。有的当时本来没有什么异端思想，打成右派纯属冤枉。有的则当时就触及到体制的弊端，比如李慎之思考的还政于民，戴煌批评神化与特权，吴祖光批评的组织制度，都打中了要害。中国的思想解放，本来可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场反右运动，使中国从此脱离了人类文明的轨道，向着专横、野蛮、愚昧、黑暗的恶梦滑去。一觉醒来，已是二十多年之后，被人类文明的进程甩下一大截。这些老先生，饱尝人生的苦难，反思都很彻底。
我第一次见萧乾先生，是一九九六年六月四日，那天我写的日记记录了见面的经过——
朱正来京，住李锐家，余前去探访，说及小群写右派事，他说萧乾可访，我说不认识不便打扰。他说萧就住附近二十一楼，可一同前去看望。
过了马路，便是萧宅，按铃后，开门的正是萧老，身着背心、短裤，把我们引入书房。书房中光线较暗，堆满各种中外文书刊。坐定后，萧说刚写了三篇文章，都是千字短文。我感谢他为我和一位朋友编的《王蒙现象争鸣录》写书评。他问我作什么工作，我说在山西社会科学院，现居北京，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他说这个题目很好。我说，写了一篇《著名知识分子的晚年境界》，谈夏、巴、冰、萧的晚年，萧说，我不能和他们比。朱正说我写了《逢场作戏的悲哀》，谈郭沫若，很尖锐。萧笑着说，我要感谢郭沫若。四八年他一篇文章，解放后我就成了右派，到文革中，右派是死老虎，受冲击小些。吴晗、千家驹原来是左派，文革他们受冲击更大。萧说，还有一篇文章是谈讽刺文学，讽刺文学是作家关心社会的一个尺度，也是检验政府是否开明的一个尺度。现在政权这么稳固，何必害怕讽刺。四十年代知识分子发表不同政见是常事。不允许不同政见说明只有一种政见。我也不愿意乱。他还谈到胡耀邦，说当时胡耀邦代表党向知识分子承认错误，大家的气也就消了，还是八十年代初那一段最好。他问朱正来京何事，朱说参加“民进”的会。他说，“民盟”开会我是不去参加了，政协开会我也不去，去就是干这个（他比划了一个举手表决的动作），有什么意思。“民盟”有个杂志叫《群言》，我原来就是搞言论的，现在哪有什么群言。
这样和萧乾先生就认识了。
一九九九年二月八日晚上，文洁若老师来电话说：“萧乾不行了，你来看看吧。”我听了一惊。前几天，从电视新闻上还看到庆祝萧老九十寿辰的消息，怎么突然就倒下了呢？
第二天，我赶到北京医院才知道，由于肾功能衰竭，萧老已经昏迷四天了。我拿出作家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反思郭沫若》。萧老的儿子是两天前从美国赶回来的，他一看标题便说，我爸爸要是能看到这本书就好了。我也扼腕叹息，晚了一步，这本萧老关照过的书，竟没有让他看上一眼，成为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我认识萧老三年多来，和他谈过十来次，虽然他的年龄几乎是我的两倍，但共同语言很多。我当时开始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这正是萧老晚年思考的重心。文老师说我是他的忘年交。九八年春节，我去萧老府上拜年，谁知萧老已经住了北京医院。家中无人，我只好把一本刚出的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小书《和友人对话》留给邻居，请代为转送。第二天就接到萧老的电话，欢迎我去医院一叙。文洁若老师在旁边特地嘱咐，来医院就是谈谈，千万不要买水果鲜花。我在病房刚坐定，萧老便谈开了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系统的思考。他说：我认为读书人与知识分子不是同义语。文盲当然不可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读过书。然而光闭门读书或埋头作试验，不问世事，那仅是读书人，但还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读书人。那样，他才有条件看书，看报，了解世事。但是，他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还必须关心国内外大事，并有自己的见解。在一定场合，还会表达出来。若把国家比作一条船，船上有众多划船手。知识分子就得一边划，一边还高瞻远瞩，留意船的走向。解放之后，要知识分子做驯服工具，我当时听了心里就有一个问号。如果都成了驯服工具，我觉得对国家、民族前途未必有利。帝王时代的御史，大家都来给皇帝磕头的时候，他能够看得多一些，有时提些不同的意见。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国家的良心、良知。反右除了对个人的打击以外，把知识分子能够起到的那种帮助政府警惕、思考——特别是独立思考的“御史”作用也一同消灭了。现在大家都学乖了，绕着圈子说话，直截了当的不多。巴金提倡说真话，我想修改一下巴金的“要说真话”，我想加上“尽量”两个字，尽量说真话，但坚决不说假话。说真话，别看简单的三个字，很难做到。现在的知识分子很知趣，能够和领导和平共处，上边对知识分子也不搞什么运动。人从本能来说都是追求一个平安，谁没事爱给自己找麻烦啊！国外遇到大事爱找一些言论界人士发表意见，咱们这儿可没这个习惯，知识分子也求之不得，你不来找更好。但是我觉得言论堵塞是很可悲的。一个国家如果只有齐声歌颂，而没有舆论监督，很可怕。
过了几天，他又来电话让我去一趟医院。原来，他给我的那本小书写了一篇评论《读丁东的〈和友人对话〉──兼小议知识分子问题》。萧老的提携，当然让我感动。但让我感触最深的，还是他晚年的精神状态。在中国的作家中，萧乾先生不是最高寿的，但坚持以知识分子的良知经常发出声音的作家，他却是最年长的。他还是像当年参与《大公报》笔政时那样，回应着国内和国际的风云。他对思想动态的密切关注，超过许多比他年青几代的作家。有关陈寅恪、顾准的书，他都看了，他还让我找来王小波的几本书给他看。他把医院的病房当作书房，笔耕不止，几乎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从他身上，我看到那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脾性，到老也是变不了的。十日晚上，傅光明来电话告诉我：萧老去世了。我虽然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心里还是思绪翻腾。他走了。二十世纪也要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在我接触的老人中，最有思想家气质的，是王元化、李慎之、朱厚泽几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