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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明朝的进士中，在全国排第一位是苏州，苏州的进士在我印象里是860多人；第二是吉安，有840多人；第三是绍兴，是810多人。可以说这三个府分别代表了江西、江苏和浙江的最高水平。但是另外的一组数字中的吉安就很惨淡，我曾经统计过明朝的戏剧家、传记家和杂剧家，最多的是绍兴，其次是苏州，吉安排不上号。我也统计过小说家，苏州是第一，绍兴是第二，吉安也排不上。这还只是明朝的数字，清朝就更不用说了。
这就是说，江西文化最发达的地区都在搞“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君臣之道的官学，像汤显祖这样被余秋雨称之为“挚情吟唱”的浪漫主义者，可谓凤毛麟角。
胡平： 在中外戏剧史上如朗月高照、清光无极的《临川四梦》，在江西泱泱文海中确是个异数。在以理制欲的文化环境下，赣地的文人们几乎都是正统的儒者，在气质上，与六朝金粉之地的文人明显不同，他们都颇富使命感，以“修身、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律律人，一般来说都活得很规矩，甚至是刻板。如同古代江西多忠臣、多烈士，它也多道学、多贾宝玉所痛骂的“禄蠹”。
方志远：这样又导致了另一个严重后果，以致近代江西日益闭塞，民风保守，自身产业不发达，经济一直比较落后。晚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之后，过去一门心思就是读书、考科举、做官的江西读书人，除了少数走了出去，到大城市接受新式教育，或者出国留学，前者如在北师大读书的邵式平，后者如去了日本留学的张国焘。多数人精神上还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不但不能启民智，变古今，自身也成了社会前进的绊脚石。他们散落在民间主要从事两种职业，一种是教私塾，另一种是成为讼师，替人包打官司。可以这样说，这些讼师实际上是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
进入近代以来，当沿海各省如浙江、广东、江苏在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输送出国留学生的时候，江西仍然在培养四书五经的人才，眼睛仍然在盯着科举制，幻想着有朝一日还能考进士、举人。甚至当邻省的湖南办起了时务学堂的时候，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还是个江西人，湖南的民众又大多是江西的移民，江西仍然麻木得没有什么动静……
直到1902年，在上海的广方言馆、浙江的中西学堂、广东的万木学堂、湖南的时务学堂、湖北的自强学堂、福建的东文学堂即将要变成日后有着百年历史的著名大学之时，江西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江西大学堂才姗姗来迟，而且起初开出来的课程大体上只是小学水平。有些学者提到，为什么近代江西没有像江浙那样出那么多的科学家？因为江西的考据学不盛，理学却很盛。我也就此做过一个统计，明史的《儒林传》中江西人占了将近40％，而在清史《文苑传》里江西人只占百分之十几，《儒林传》中所谈都是儒家所研究的性命之学，而《文苑传》多讲的是经世致用之道。谈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提出疑议，说江西也有不少科学家，像吴有训、饶毓泰这批人，以及近代的詹天佑等一批科学家，但是这与江西的官本位现象比起来不占主流。我们应该跳出江西来看江西，江西尽管出了一些科学家，但江浙及周边几个省出的科学家更多。
胡平：近代教育在赣地起步之艰难的另一佐证，便是出洋留学人数在周边各省区中明显偏少。当时中国主要是向日本派遣留学生，1902年到1904年的三年间，全国共向日本派出留学生4；308人，其中有湖北289人，湖南210人，浙江134人，江苏112人，广东86人，安徽56人，而江西只有区区28人。此后，一边是祖国积贫积弱的耻辱，一边是明治维新日本崛起亚洲的奇迹，两相映照，更让一批批热血男儿蹈海东去。到了1908年，全国赴日的留学生，总计达到了近6。5万人， 其中来自赣地的尚不到300人。
近代以来，中国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进程，靠的是一种非制度力量的推动，这力量大抵表现于西方文明的影响，和受其充分濡染的绅商、知识阶层对于陈旧的王朝政治、经济体制的改良。赣地既不处于沿海口岸，虽位于赣北的九江一度对外通商，其偏低的贸易份额却不足引美雨欧风进窥江西腹地；虽也有少数鼓吹江西工业化的有识之士匆匆来去，如深通西学、有“洋务英才”之称的黄懋材，在本省却如龙游浅滩，无所作为，只有另谋用武之地。珍妃的老师文廷式在原籍萍乡集股合资，打算采用新式机器开采煤矿，全县士子张贴谒帖，群起攻讦，结果只能胎死腹中……于是，当周边各省均以极大的热情拥抱工业化之时，江西与工业化的擦臂而过，便是必然的了。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1）
——走进明朝之二
胡平：明朝的江西是很可以说道一番的。无论是社会生活形态和经济社会形态都很发达成熟。可成熟一经腐熟，赣地不久便转入气数一路走低的颓势了。在明朝的276年间，赣地的情状恰如泰和籍大学士杨士奇在京都那张遥望南天、春风沉醉的老脸，他说道：“天下之大，士之出于学校者，莫盛于江西、两浙，吉安又江西之盛者”，“四方出仕者之众，莫盛大于江西”。
江西的科举之盛，出仕之众，它们无不关系到江西文人的生存方式与身家性命。在此次访谈中，我将力图描绘在中国历史——并旁及政治史、文化史与科学史上有着显著地位的5位赣籍文人的命运。
当今的文学、影视圈里仅供消闲解闷的私语戏说已经太多了。但我想，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们，奔走于现实生活的熙熙攘攘之余，或许能由他们的生命轨迹里引发一些思索……
方志远： 江西在明朝有几个很有名的知识分子，他们是解缙、杨士奇、严嵩、汤显祖、宋应星，如果我们把这几个人物串起来看，他们实际上代表着中国读书人在封建专制时代的几种命运。
解缙有政治家的见解，却无政治家的素质，且生不逢时。他不会韬光养晦，以静制动，他不懂在中国做一个政治家一定要有韬晦之术。
解缙是一个非常有才的人，不光是明太祖看重他，明成祖也看重他，而且江苏、浙江的读书人都推崇他。我所看到的一份材料说，当时属江苏的松江有几个姓王的读书人，他们都是翰林院的学士，也是目空一切的人物，觉得自己的文章是全国最好的。但他们说到解缙，众口一辞：现在满朝的文彩，解学士占了一半，我们几个姓王的占另一半。解缙写的《大庖西封事》，这是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对明太祖的国策提出意见，指出当时皇帝杀的人太多了，要实行宽松一点的政策。明太祖之所以器重他，就是因为这篇文章，但同时也觉得他锋芒太盛，让他回吉水去读10年书。这种回去读书的安排，后来成为明朝一些有志于政治的文人以退为进的通常做法。解缙回家乡没有读满十年书，他忍不住又回南京了。其后，解缙能够被明成祖朱棣奖拔，既是他一生中的幸事，又是不幸的事。如果没有朱棣，他最多是一个从六品或者正七品的小官，不可能爬到那么高的位子，更进不了内阁。但永乐皇帝即位的时候，急需起用一批敢作敢为的年轻知识分子，由此带来解缙政治上的新生，也使他成为《永乐大典》的两个主编之一。
解缙本有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文学家，他也具备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应该具备的政治见解。为什么中国的文人可能具备政治见解？因为他们所读的书就是政治方面的书，正所谓文以载道。对传统文人来说，其他事情都不是最高境界，惟有修身齐家治国天下是最高境界。我们不要把这种理念当作江西的特产，它是传统中国文人的基本价值观。
谈到这里，我想起了张居正，他并不是江西人，是湖北人。张居正16岁中举人后，当时的湖广巡抚把自己所系的玉带系到张居正身上，他说你以后的前途比我还远大，希望你这两年不要考进士。如果你继续考进士，充其量又成一个江南第一才子，日后不过是做解缙第二。我希望你不要成为解缙第二，而要成为国家栋梁的政治家。结果张居正停了两年，最后果然从政了。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对于做一位文学家是不太瞧得起的，而对政治家是很崇敬的。还有一个例子：明仁宗是一个非常喜欢写诗的皇帝，他把自己写的诗给杨士奇看，又对其他人自夸：就凭写诗、做文章，自己当个状元肯定没问题。当时作为监国的杨士奇就批评他，说殿下应该以国家大事为重，不要沉缅于这些风花雪月的文章……
解缙有政治家的见解，却无政治家的素质，生不逢时，当时正处于永乐初期，政局不稳，尤其是朝廷上下立太子之争特别激烈。他是一个口无遮拦的人，喜欢发表评论。当明成祖要他评论六部尚书时，他的看法非常尖刻，几乎一竹篙打翻一船人。他也不会韬光养晦，以静制动，他不懂在中国作为政治家一定要有韬晦之术，尤其在朝廷面临新旧主子更替之时。明成祖有两个儿子，当时明成祖为立太子的事情问他，他脱口而出“好圣孙”，意思就是说儿子定不了，那就先定孙子。结果军界为此抨击他，说他离间皇室骨肉。后来，明成祖倒不是一定要解缙死，而是有人悄悄地告诉皇帝说解缙还在喋喋不休发表意见。明成祖就问这个人还在吗？于是有一个叫纪钢的人揣摩明成祖的话中之意，把解缙给弄死了，又将其全家充军发配到辽宁的铁岭。我们经常讲的“隔河两宰相”，就是指吉水的解缙与胡广。胡广与解缙是老乡，又是很好的朋友，他曾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解缙的儿子，后来一听说他们全家发配到铁岭就要悔婚，但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