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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评，他说，他看了很珍惜，剪了下来保存。沾了这篇小文章的光，
李先生给了写了一篇极美的序言，令我雀跃不已。
很可惜，因为某个特殊的事件，李先生的文章在开机之前被毁版撤
掉了。从此，也就再也没有见到先生。这篇文章，也就成为了我永远的
怀念。
在这种情怀里，读先生上引文字，让我怎生生受？此生此世，尚能
再见先生否？
略论：古诗与新闻
岁末年初之际，笔者在新华社某部门参加新闻实践活动时，听到某
部门的负责人和资深的记者编辑都不约而同地谈到，我们的新闻报道，
大多抽象枯燥，受众特别是对外报道时的海外受众难于接受。这一观点
与笔者的认识暗合，因此引起了极大的研究兴趣。笔者认为，这一问题，
可以探讨以文学特别是古诗与新闻结合的方式来尝试解决的途径。下面
从理论、“诗体新闻”和“无用之用”的境界，以及写作实践的具体剖
析等几个方面论述。谬误之处，尚请方家指正。
一、略论：两种体裁之间借鉴的意义
文学与新闻似乎是毫无关系的，古典诗词与新闻之间似乎就更是风
马牛不相及，甚至在很多方面是背道而驰的两个学科。譬如新闻的本质
特征，一是要真实，这一点体现在“新闻”的“闻”字上，“闻”者，
耳闻目睹之见闻、之事实也，与文学特别是诗歌的想象、幻想的特质不
同；二是要“新”，虽然真实，但不能是沉年旧账，这就与历史这门学
科划清了界线。当然，新闻与文学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区别。笔者并不
想抹杀二者之间的区别，它们毕竟是不同的两种学科，学科日趋细腻的
划分，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文史哲不分，相
当于新闻的功能或说是学科也混迹其中，直到近代才有了明确的畛域。
承认二者之不同，并不等于否认或轻视对于这一命题研究的价值，
事实上，在人类文化史上，往往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在某种学科、种类
中似乎难以解决的难题，借助其他的学科、种类方才得到解决。在自然
界中，某个物种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而走向衰落时，就需要与其他物种的
杂交；在人类社会里，各国之间、各民族之间的比较、交流、借鉴，都
是提高本国、本民族艺术水准的极好途径；一些天才人物，除了后天的
种种因素之外，往往是血缘相差越远的结合（甚至父母年龄相差越远
的），其概率越高；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往往通过不同体裁之间的借鉴，
求得变革与新生。譬如小说之借鉴散文，特别是借鉴《史记》等史传经
典作品。诗史上有著名的“以文为诗”的争论，这是宋人陈师道等人对
于苏东坡等宋人借鉴散文以革新诗风的批评。这一案也说明了另外一个
问题，那就是这种不同体裁、种类之间的借鉴，往往不能得到当时权威
者的认同，陈师道本人就是“以文为诗”潮流中的一员干将，苏东坡本
人虽然开了“以文为诗”的一代诗风，在理论上却主要是对于传统诗学
的光大。
其实，古诗与新闻之间也并不是从来就毫无关联的。在我国传统文
化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新闻这一近代才有的学科尚未从文史哲中分化出
来，相当于新闻的某些职能是由诗文担负的。其中，诗歌由于短小，写
作与传播的速度快，就担负了更多的新闻传播的职能，譬如，现在新闻
中的消息、通讯、专访、特写等，都可以以诗的形式表达；散文则更多
地表现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报告文学、人物传记等。当然，散文也可以作
为诗歌能够表达的一切新闻体裁的载体，以后的新闻也正是从散文中脱
胎而出。
譬如中国最古老的诗集《诗经》的产生，其中最具权威性的“删诗
说”与“采诗说”都与新闻有着密切的关系。先看“采诗说”：相传我
国古代有采诗的制度，天子为了了解风土人情，考察政治得失，派人到
各地采集歌谣，然后由乐师加工整理，献给天子。如班固在《汉书·食
货志》中说：“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
于天子。”这里，使于四方的“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的“行人”，从
新闻传播的角度来看，就是我国最早的记者，他们将各地有代表性的民
歌采集回朝，加以整理，然后，献给“太师”，再上达于天子，这就是
发表了。而天子根据这些“采诗”，“观风俗之盛衰”，并制订相应的
国策。可知这种“新闻诗”的政治作用。
另外一说是“删诗说”，首先出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古
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礼乐自此可得
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p1936）此说争议甚多，但近年
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肯定。笔者认为《诗经》的产生是两说的统一，即先
有“采诗”，后有“删诗”，这是一个古代文学的学术问题，恕不赘述。
司马迁的这段论述，至少有两点与现在意义上的新闻有关：一是孔子“去
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这应当是中国最早的相当于“编辑”的记载，
孔子不仅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最早、最为伟大的编辑；二是“取
可施于礼义”，“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则指出了
他的编辑原则与社会效果。
诗歌肩负了新闻的功能，就使中国的古典时期的诗歌理论与创造都
特别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政治作用，用今天的新闻传播学的用语来说，
就是它的“舆论导向作用”，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说，也就要重视从这种
拥有新闻功能的诗歌中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譬如孔子庭训其子云：“小
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心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
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认为《诗经》是必修的课程，因为它
可以使你感发志意、观察社会、考见得失，可以使你与别人“群居切磋”，
可以怨刺上政，可以事父事君，还可以认识自然界的花草鸟木（因为《诗
经》出现动植物之名约300 种，其中植物164 种，动物124 种）。这是
这一理论的鼻祖。
所谓“兴、观、群、怨”：“兴”，孔安国释为：“引譬连类”，
误解。此处非“赋比兴”之“兴”，而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
乐”之“兴”。“兴，起也，言修身先当学《诗》。”（何晏《集解》
引包咸注），朱熹注：“感发志意”。
“观”，即“观风俗之盛衰”（郑玄注），“考见得失”（朱熹注）。
孔子之前，季札观乐，曾有详尽之发挥：
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
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
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
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群”，即“群居相切磋”（孔安国注），艺术具有合群的作用，
这一点与新闻的功能也是一致的。
“怨”，即“怨刺上政”（孔安国注），是对“补察时政”的发挥，
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
事而作”皆源于此。诗歌“怨刺”功能的别种说法，可以称之为“美刺”。
对于“美刺”的理解可以有两种，一是赞美与揭露，一是以一种“美”
的形式达到“刺”的效果，以便统治者能够接受，所谓“哀而不伤、怨
而不怒”是也。两种解释都与现在的新闻功能无二。
孔子还说：“不学诗，无以言。”因为在春秋战国之际，无论是重
要的外交场合，还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以诗来表达思想。所以
有“诗言志”之说。而《左传》的另一段资料，就更能说明当时诗歌的
这种作用：
夏，四月（鲁昭公十六年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韩起谥宣
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赋《野
有蔓草》（“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宣子曰：“孺子善哉，
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子惠我思，褰裳涉
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
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
终乎？”子游赋《风雨》（“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子旗赋
《有女同车》“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子柳赋：《择兮》（“叔
兮伯兮，倡予和汝。”），宣子喜曰：“郑其庶（有希望）乎？二
三君子以君命贶（贶，kuang，赐）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
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
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日靖四方”，表达安定四方
之志。），子产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乱，敢不拜德？”
郑国的六卿在郊外为晋国大臣韩起饯行，韩起请大家吟诗。六卿分
别吟诵了“邂逅相遇”，表示幸会；吟诵“彼其之子，邦之彦兮”，表
示对宣子的赞美；吟诵了“子惠我思，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
暗示如果晋国不与郑国友好，郑国将与他国结盟，故宣子说：“起在此，
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并且说：“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
毫无疑问，这是较早的一次外交活动的生动记载，当时就是一篇新闻报
道。它记载下了诗歌在这种外交场合的重要作用。
唐宋之际，如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就是一种诗体新闻；杜甫的诗
歌号称“诗史”，其实，对于后人它是“诗史”，对于时人，它也是一
种诗体新闻。比如《三吏》《三别》就是通讯，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