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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罗的感情和赫姆士的才智，成为不仅是坎布利奇而且是全美国崇拜的偶像。
罗威尔出生在坎布里奇埃尔姆伍德一个早期移民望族的家庭，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律系。他从小崇尚民主，反对蓄奴制，是林肯的早期崇拜者之一。他博览群书，身在书房，心怀人类的欢乐与痛苦。他曾到欧洲旅行以便汲取那里的世界主义文化，实现自己“不做传统式的绅士，而要做有文化的人，有知识才能的人，有为公众服务精神的人，有修养的人，有来自思想觉悟的高尚情趣，而觉悟源自灵魂的高尚”的最终目标。
1843年，罗威尔与美丽而热诚的废奴主义者玛丽亚·怀特结婚。在此之前，罗威尔对生活的热爱表现在他那简练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以及勃勃的生气里，他在四年级时曾为此而被哈佛停学。婚后，他将自己的思想集中到废奴事业上，并在以后的多年里全力抨击蓄奴制度。在这方面，只有诗人惠蒂埃和记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能与他匹敌。1848年出版的三首雄心勃勃而又各不相同的诗充分表现了罗威尔各方面的才能。《朗法尔爵士的眼光》是亚瑟王传奇的现代翻版；在《写给批评家的寓言》里，他则诙谐地运用蒲柏的手法总结了他的文学界朋友们的长处与不足，只是没有蒲柏那样尖刻；《比格罗文献》的第一集则是用方言写成的组诗。罗威尔以朴实的智慧对当时的各种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诗中的任何一首本来都可以成为一部主要著作的基础；然而，由于他写得太泛，反而影响了其应有的价值。
《比格罗文献》第一集是假托虚构的人物何塞亚·比格罗之名发表的。比格罗是一个讲求实际的农民，所谓“文献”就是他的诗作以及他与一些朋友的通讯，其中有诗也有散文。这部作品的背景是1812年的墨西哥战争，罗威尔笔下的比格罗是被征入伍的青年农民，他用北方农民的方言写诗向报社投稿，诗中对1812年的战争以及当时的腐败政治进行了谴责。罗威尔假托比格罗之名写的第一首诗在报纸上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为这是美国文学中第一次用方言写作的作品，生动活泼，幽默诙谐，而且诗作还谴责了不得人心的墨西哥战争，极易获得读者的广泛共鸣。罗威尔说，他发现这是“手中的一个武器”，于是在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又陆续写了八首“比格罗”诗，或直接讽刺发动战争的执政党，或揭露战争中的各种腐败现象。
1854年，罗威尔携同妻子到欧洲旅行。第二年由于妻子在欧洲病逝，他结束了在那里的旅行回到美国。正好朗费罗辞去哈佛大学法语与西班牙语教授的职务，他便接替了这一教职，同时担任新创办的《大西洋月刊》的主编。从那以后，他很少写诗而把精力主要用在讲学和文艺批评方面，以权威的口气教诲威廉·迪安·豪威尔斯那样的年轻人，引导学生热爱英国和欧洲的古典作品，呼吁美国通过理想的民主形式达到实现高尚道德的目的。
罗威尔作为文艺批评家在他所处的时代是超凡的。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广博的知识，探导价值准则的热诚精神，使他形成了一种既可评价过去又可评价当代文艺作品优劣的信条。他认为，既然文学是生活的理想表现，它就应该用提高人类精神的方式给读者以欢乐。南北战争结束后，罗威尔继续发表诗作，他的《比格罗文献》第二集于1867年出版。这部诗集以南北战争为题材，表达了北部农民的爱国热情，谴责了英国政府支援南部、干涉美国内政的恶劣行径。第二集虽然也是假托比格罗之名，力求保持原来的风格，但事隔20年，远不如第一集写得活泼淋漓，缺乏批判的锐气。从此以后，罗威尔的名声则逐步在散文和文艺评论方面见长，他分别于1870和1876年出版了两个散文集，对埃斯库罗斯、乔叟、但丁、莎士比亚等人都进行了论述。他视野广阔，文笔流畅，对这些先前的文学家的评论颇有见地。但是他对同代人梭罗、惠特曼及爱默生的评论则聪慧有余而敏锐不足，明显地将作品的寓意与表现手法混为一谈。
与朗费罗、罗威尔同属一个文艺圈子的还有奥列佛·温德尔·赫姆士（OLIVER WENDELL HOLMES， 1809—1894）。他出生于坎布里奇，在安多佛学院与哈佛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到欧洲学习、旅行近两年。他受过医学训练，具有科学头脑，在他的作品中提倡科学态度，反对当时还有一定影响的加尔文教的宗教愚昧。1836年他发表的第一卷诗集使他成为美国文化名人中的理想代表。由于他社会地位高，运用的标准与形式能够为人民所接受，他的诗不重感情而讲求简练，充满幽默。而这正是朗费罗欠缺的方面。
在赫姆士发表的许多短诗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早年发表的《老铁壁》。“老铁壁”是一艘在第二次反英战争中立过功的战舰。赫姆士在诗中对国会要拆毁这艘英雄战舰的决定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诗中洋溢着保卫革命传统的爱国主义激情，发表后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响，从而避免了这艘弹痕累累的英雄舰只遭受拆毁的厄运。以后他的诗歌直接成为时代的心声，具有尖锐准确、略带嘲讽、一针砭时弊的特点。其中著名的 《执事的杰作》，以简洁的叙事讲述了“奇特的单马拉四轮马车”的伦理故事：一切完美无缺的东西最后必然同时磨损而垮掉。那些能从字里行间琢磨含义的人会感到朗费罗在影射加尔文教派的衰落，然而人们仍然可以欣赏这位死心眼的执事给自己开的特大玩笑。
赫姆士在美国文学史上能有一席之地，主要得益于他的诙谐诗和散文。先于报纸上单篇发表而后收集成书的《早餐桌上的霸主》（1858），以及后来按同一格式写成的《早餐桌上的教授》（1860）和《早餐桌上的诗人》（1872），都是模仿18世纪英国散文风格作品。这些作品假托公寓早餐桌上房客们的闲谈，实际上是作者独霸话题，所以称为“早餐桌上的霸主”。他几乎是通过独白，杂乱地陈述了自己的文艺观和社会观，有时抨击社会流弊，有时单纯卖弄学问，偶尔穿插一些典故或笑话，语气轻松幽默。
赫姆士把自己的作品称作“医学小说”的他是第一个将当时已知的医学与心理学知识用于对小说里。人物动机进行分析研究的作家。譬如在《艾尔西·文纳》 （1816）中，他以生理遗传和环境影响解释人物性格，进行心理分析，以此反对加尔文教的“命定论”。不过由于缺乏完整的人物形象，他的小说影响不大。尽管如此，赫姆大毕竟为日趋衰落的美国浪漫主义与欧洲传统更紧密地结合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艾米莉·狄更生（EMILY DICKINSON， 1830——1886）是美国19世纪诗歌史上重要的诗人，也是20世纪英美意象派诗歌的先驱。她虽然居住在新英格兰一个偏僻小镇里，足不出户，与世隔绝，然而她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是灵魂的世界，她的特殊使命就是表现那个世界。她以美玉般的诗歌完成了这一使命，使她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伟大的美国女诗人。
狄更生出生在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镇一个很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她的祖父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学者，父亲精通法律，在当地享有很高声誉。狄更生一家信奉基督教加尔文派，唯有艾米莉不够虔诚，在她幼小的心灵里萌发了对宗教思想的叛逆精神。艾米莉的童年生活很正常，在朋友的心目中她是一个开朗多情的姑娘，然而确实有诸多因素促使她离群索居。17岁时，她在霍利约克山女子学校读过一年书，偶然去过波士顿，23岁时曾去过一次费城和华盛顿；除此之外，她一直都是在阿默斯特镇度过的。她拒绝加入教会，不愿为上帝而“放弃尘世”；她崇尚独立，不信任感情上依的永久价值。不久，她便脱离社会而隐居，并一直在阅读爱默生新著的论“自助”的散文中消磨时光。由此可见，狄更生隐居背后的思想是超验主义的怀疑论，而不是加尔文屈从上帝的意志。
曾经有人推则，造成艾米莉隐居的直接原因是失恋。在她父亲的事务所有过一位艾米莉称为“老师”的青年律师，他曾鼓励艾米莉写诗和信教，但不幸早逝。另有一位艾米莉仅仅见过几面的费城牧师，虽然他后来移居太平洋沿岸，却与艾米莉经常书信来往，多年保持密切关系。这两件事或者其中之一很可能在艾米莉的心目中燃起了未能实现的爱情之火。在短短几年内，这件事促使艾米莉写出了其他女作家难以匹敌的大量杰出诗歌。
狄更生是美国诗人中最杰出、最多产的一位，她一生共写下 1750多首诗，其中数百首表现了她独特的天才。然而她生前只发表过7首，其余绝大部分则在她去世以后才得以出版。如果认为这是由于艾米莉深居简出所引起的女性谦逊与腼腆而造成的，那就太简单化了。她的邻居托德夫人曾为她的第一部诗集设计封面，狄更生一直不喜欢这个封面上那灰色印第安风笛的意象。她的诗不是精神受过创伤的内向型诗人感情的倾诉，而是有板有眼彻底表达客观的明确形式。她的诗独具匠心，决非出自忏悔。很明显，狄更生没有能够出版自己的诗，是因为她没能找到一种按照她自己的条件接触世界的办法，而她又不肯做出妥协的结果。狄更生有一次几乎找到了一位可以帮助她的编辑，他就是牧师兼编辑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这位满脑子都是维多利亚时代情趣和标准的希金森。督促狄更生把诗中“不规则”的地方加以改造，大概是想让她把诗改成同她的风格近似的圣歌体诗，但狄更生十分生气，因为狄更生比任何一位“导师”都更了解自己想要说什么，从而在表达时力求确切。她对于一般读者要求的韵律平实、节奏轻快、词义只限于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