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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上访之路，刘德没有在哪一级组织和部门面前有过过激行为，而这也似乎注定了解决他的问题始终遥遥无期。
“我难忘2004年4月2日这一天……”这一天正是梁雨润第一次出现在省信访局接待室的日子。来的人太多，二三百个有问题企盼尽快解决的群众从四面八方聚集省信访局，排着长队要找“当代包公梁雨润”。
“每人只能讲5分钟啊！”信访局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这样兴奋过，他们既要维持秩序，又同时希望来访群众都能与梁雨润副局长见上一面。
“就这5分钟的谈话，我一下感觉十多年跑的漫漫申诉路有了希望。”刘德拭着眼泪，放下手中的材料，“因为当时梁局长听完我的申诉，当场表态：3个月内一定给你满意的答复！这是我10年申诉中见到的第一位省局领导，也是第一位能用这样肯定的话回答我的干部。当时我内心特别激动。之后，我经常清早4点多起床，先把家务做完，再带上一个馒头，6点左右到省信访局门口等梁局长。知道他每天上班很早，而且也知道找他的人多，我这样做就可以保证能见到他。每次梁局长见我后，都会耐心倾听我的诉说，并告诉我我的事情协商处理的进展情况。由于我的事时间拖得长，又加上基层某些干部从中作梗，梁局长他们处理起来难度挺大。为这，梁局长还特意将我的事向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金银焕同志作了汇报，金书记作了重要批示，敦促有关部门加快处理。2005年春节刚过，梁局长带着部下连续3天为我的事召开有多个方面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终于在农历正月十四这一天，将我沉冤十多年的问题解决了。当我回家把喜讯告诉家人时，85岁的老父亲连声说，我就是相信共产党！相信共产党里好干部多！”
刘德的不幸和后来的庆幸，都与遇上不好的干部和好干部有关。结束刘德的采访，我独自坐在房间里想着一个问题：假如刘德这样的人后来没有遇见梁雨润，他的事是否还要再拖10年、20年呢？
我没有找到结论。
那天我连续接待了5位昔日上访者。刘德之后的一位叫赵满宏，共产党员，原来在某矿当处级干部，也是因为新任领导与原任领导关系紧张，结果把他扯了进去，最后他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了3年徒刑。赵满宏同样四处申诉，8年得不到申冤。梁雨润接案后，多次叫上赵满宏所在单位的领导，亲自上赵满宏家问寒问暖。是梁雨润的不懈努力与竭力争取，才使赵满宏彻底申冤，重新获得工作和待遇。老赵告诉我，他现在不仅对工作岗位满意，去年还被矿务局评为先进党员。
另一位被采访者叫鹿冬云。这位女同志一谈起梁雨润，便激动起来，说何作家我只用一句话来形容：在我们山西的上访者心目中，他梁局长就像太阳一样，见到了他，等于就有了光明和希望。“我的事也是梁局长给办妥的。现在我还经常路过省信访局大门，每次经过时就在想：如果我没有遇见梁局长，是不是每天还在为上访的事没完没了地痛苦着？”
是不是？谁能回答？
“我能回答，肯定是这样。”说这话的是山西霍州煤矿的毛国爱。今年64岁的退休职工毛国爱，一位满头银丝的老人，用她的沧桑经历证明了我回答不出的结论。
毛国爱1958年参加工作，那时她年轻美貌，充满朝气，被组织选送到技校学习。可是后来因为身体原因，于1961年休学，1969年重新上班，她的单位是一个国防军工企业。由于她的丈夫是霍州煤矿的职工，结婚后的毛国爱在病休期间一直在丈夫工作的霍州某矿驻地居住。这期间正值“文革”时期，一件不经意的事，让毛国爱参加工作后的40多年里，有35年是在为自己的冤情申诉。“35年哪，我从一个刚进门的小媳妇，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如果不是遇见了梁雨润，我还不知是否带着冤屈进棺材呢！”毛国爱拉着我的手，说往事让她不堪回首。
中国的奇事真多。毛国爱的冤屈说出来让人无法相信：1966年，刚嫁给霍州矿务局某矿职工的毛国爱，有一天与邻居几个妇女在一起做针线活时，不知谁不小心将桌子上的一尊毛泽东瓷像碰倒掉在地上摔碎了，当时没有人在意。可到了1970年，毛国爱的一位女邻居同毛国爱家发生了一点矛盾，结果她向造反派报告说毛国爱曾经摔碎过毛泽东瓷像。在那疯狂的“革命”年代，毛国爱摔碎毛泽东的瓷像，便自然而然地成为“现行反革命”。毛国爱不是傻子，她气愤地责问造反后掌权的单位领导：“你们谁能说出我在何时何地摔碎了毛主席像？”向她放黑枪的人是劳资科长的家属，劳资科长在矿上算是重量级人物，“现行反革命”帽子戴上后一般就不那么容易摘掉。最让毛国爱吃暗亏的是，此时正是她原单位恢复她工龄和工作的关键时刻。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使她的工作和待遇问题全泡汤了！毛国爱不服，上太原和北京申诉。1973年，总算有人出面为她进行了“口头平反”。而正式平反是在1985年9月30日由矿务局正式下文的“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八个字，这使毛国爱重新获得了政治新生。可这时毛国爱年已43岁，而且失去工作近20年。两年后的1987年12月25日，省国防科工委下文恢复毛国爱的工作。此时年已45岁的毛国爱，已在霍州矿务局与丈夫生活20多年，3个孩子也大了，她原来的国防军工企业在太原，考虑到毛国爱的实际情况，经国防科工委出面，与霍州矿务局协商，将其安置在霍州煤电下属单位工作。本来这事也算有个结果了，可多少年来因“现行反革命”问题而失去无数次调资等待遇，毛国爱自然不甘心。她强烈要求有关部门解决她的遗留问题。可是她现在被安置的单位恰恰是当年将她打成“现行反革命”的那一家。虽然决定她命运的领导班子换了好几茬，可毛国爱要求补偿她在打成“现行反革命”期间而耽误的调资等应有的福利待遇时，单位不予理会。其理由是：那段时间你毛国爱不是咱霍州煤矿的人。毛国爱气极了，说我当时确实不是你们的人，可定我“现行反革命”的事却是你们矿上作出的决定，当时你们为什么不说这人不是我们单位的，凭什么还说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呢？
谁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历史就这么荒唐地将这段非人经历烙在了毛国爱身上，现在想改竟然又碰上了隶属问题！客观讲，双方都有道理。
从1988年开始，毛国爱重新踏上申诉之路。她到过矿务局，到过省主管部门，到过北京许多中央部门，但一直没有解决。1999年，毛国爱办了退休手续，没有解决冤情的她便有了更多时间往外跑了。毛国爱因此也是在省里和北京挂上了名的“上访专业户”。毛国爱之所以要不停地申诉，除了自己的工资待遇外，还涉及分房的问题，这些都是平民百姓最看重的事，也是最切身的利益。就个人而言，没有理由认为她的问题不重要。可毛国爱饱尝了遥遥无期的申诉之苦，头发就是这样一根根地提早发白的。
2004年，她从熟人那儿知道省里有个叫梁雨润的干部能为百姓解难事，所以赶到省城，在梁雨润上任信访局副局长的第三个工作日便找到了他。见面的第一次谈话，梁雨润给毛国爱的答复是：只要你的要求合理，我一定为你解决问题。35年的陈年旧账，解决起来难度确实不小。梁雨润曾3次从省城南下到霍州，苦口婆心地与相关方面进行协调商量，特别是最后一次是从早晨9点开始一直谈到下午4点，反复协商，反复研究，最终把毛国爱的事给彻底解决了，而且几方面都很满意。
那天我上毛国爱家，看到她精神爽朗，气色很好，儿孙媳妇都在身边，其乐融融。老人抚摸着一把银丝，拍着双腿，感慨地对我说：要不是梁局长，我跑断这双老腿，还不知能不能有个结果！
毛国爱回答了别人的问题，却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我听后默默无语多时……
第六章 一根铁棍引发的血案
邻里间的一场不该有的争吵，引发一个百姓丢命、近20名干部一起“双规”……劳模毛鸿喜两度跪在梁雨润面前，失声痛哭：我恨害民干部，我谢爱民清官！
自古为政者都有治理天下的一番经典宏论。梁雨润也有一段话，让人回味。他说：为百姓办事要有人情味，这是我们为政者的基本出发点。你或许缺少对他人的感情，但你得有基本的人性。人性是做人的道德底线，每个国家公务员都要有这个起码的水准。有了人情和人性，才可能有党性，才有建设和谐社会的可能。
下面的故事可谓是衡量一名共产党干部和政府官员是否有人情与人性的分水岭。
事情的起因很平常，结果却十分严重。
家住山西平陆县城辛下巷的毛鸿喜的一个邻居，姓丁名银凤，50来岁的妇人，依然风韵不减。2000年5月12日这一天与往常无异。清早，丁银凤起床的第一件